在袁世凯忙前忙后的为北洋军筹集军费的时候，赵北的事情忙碌。
政府财政的活力与社会经济的活力成正比。
现在南北停战，商贸逐渐恢复，共和军政府又鼎立支持工商业，每日跑到军政府办公区申请营业执照和纳税凭证的商人不少，由于军政府裁撤了“坐厘”，又将“行厘”改为营业税，商人的纳税负担明显减轻了许多，兴办实业的心情就迫切起来。
虽然清廷的苛捐杂税多被废除，但军政府并非不收税，对于胆敢偷税的奸商也严惩不贷，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毫不含糊，于是商人们也规矩了许多，甚至都不敢贿赂税务官，否则，也可能被抄家，至于税务官，完全屏弃了以前的那些“厘头”、“捐霸”，这清廉程度也不是前清时候可以比的。
至于前清厘捐局里的那些厘头、捐霸，则已成为军政府重点打击对象，从他们那里夺回的“民脂民膏”极大的缓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整个吏治为之一新。
革命之后，整个气象涣然一新，这都要感谢那位总司令。
现在，总司令正在汉阳城的军政府办公区审议全省清理财政报告。
虽然现在的省垣仍是武昌城，但军政府的实际办公地点却是在汉阳城里，武昌城里只有一个省议院，其它的政府部门都在汉阳，而且按照总司令的命令，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都集中在一处，这是赵北从后世学来的经验，如此安排，不仅可以就近监督，而且也方便国民办事，不必为了办一件事而跑来跑去，政府部门也无法推委扯皮，办公效率大大提高。
军政府办公区就位于府台衙门前的街边，原是一些官吏经营的店铺，被共和军接管，现在改成了办公场所。
军政府下辖“军政部”和“民政部”两大部，均设一个总长和两个次长。军政部下分设参谋处、后勤处、军法处等部门，赵北任军政总长，两个次长一个是蓝天蔚，另一个是还在岳州的吴振汉，民政部分得更细，内政处、外交处、教育处、财政处、司法处、工商处等等，民政总长也由赵北兼任，两个次长一个是黎元洪，另一个是汤化龙，不过汤化龙已经动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去了，现在的次长一职实际上由政宣委干事长张激扬署理。至于各处处长，全是赵北任命，基本上是量才施用，而不论其背景如何，因此，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都分了一杯羹，倒也没有什么怨言，只有财政处处长由赵北兼任，亲自掌管最重要的财权。
湖北全省光复之后。各地政权落入民军民党手中。这些人大多奉共和军政府为谋主。声称服从军政府调遣。但实际上多是各自为政。尤其是军权和财权。都不愿意交出。对于这种情况。赵北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一声令下。共和军和革命卫队分兵四出。以激烈地手段迅速接管了地方政权。抗拒地“民军首领”不是被杀就是逃跑。剩下地人见事不妙。只好乖乖地交出军权和财权。全省军政总算是完成了统一。只有偏远府县尚无暇顾及。
政令统一之后。财政清理小组纷纷派了下去。迅速整理当地地财政。并将结果一一汇总上来。由财政处进行统计。这件事纷繁复杂。前后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才算基本上有了个眉目。
经过统计。现在湖北全省可以供军政府动用地官款大约为二千万两库平银。折合成银圆就是近三千万圆。如果把那些准备出售给私人地官办民用企业也算上去地话。军政府能够掌握地现金将更多。再加上从江西一路杀到湖北时捞到地那些“浮财”。数目相当可观。
这些现金看上去很充裕。但仔细一算。仍有些捉襟见肘。因为这些钱并非全是财政赢余。现在虽然没有大地战事。但各地仍有小股顽固势力武装反抗军政府。而且兵乱方息。各地土匪蜂起。进剿土匪需要银子。安置流民需要银子。发放军饷、官饷也需要银子。兵工厂购买原料需要银子。马上就开春。必须抢在春汛之前加固堤坝。这也需要银子。而且还要继续对湖南和河南地革命武装提供支援。这也需要军政府地银子……这里消耗一点。那里消耗一点。这几千万圆也仅仅只能勉强维持。要想稳固湖北根据地。不仅要节流。更要开源。如果不是借不到洋债地话。赵北可能已经去和外国银行谈判了。
清廷新政以来。已出现了“国家税”和“地方税”地概念。这本是军政府最可靠地收入来源。但问题在于。这其中地“国家税”一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外国手中。就拿盐税和海关税来说。这两个税种就承担着“庚子赔款”地担保义务。每年征去地税金扣除应该交给各国地部分之后。剩下地才归清廷支配。这个就叫做“盐余”、“关余”。
革命军兴之后。列强实际上已经截留了全部关余。沿海盐场征收上来地盐余也被
只有四川的井盐鞭长莫及，不过那个财源现在掌握在派手里，革命军政府暂时也得不到。
为了开源截流，湖北军政府可谓搅尽脑汁，考虑到百姓地承受能力，增加税率的办法是行不通地，只能另想办法。
发行债券的办法赵北不是没有想过，但问题在于没有合适地经手人，外国银行不肯帮忙，私人钱庄又没有那个实力，而且多在观望，所以这债券的事情只能暂时放在一边，等国体确立之后再说。
这几天北方地袁摄政忙着跟外国财团借款，南方的赵总司令也同样没有闲着，整天都呆在财政处，与助手们商议财政问题。
财政处办公室就在原来的官钱局，一间小小的签押房摆上几张桌子，再放几把圈椅，就是办公室了，需要开会的时候就把几张桌子一拼，就是一张会议桌。
现在，赵处长正坐在“会议桌”边，拿着一根钢笔，在《财政清理报告》上划了几划，勾去几项在他看来不必要的开支，现在这种财政状况之下，居然还有人建议修建一座气派非凡的议会大厦，实在是有些轻重不分，被赵处长划去也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报告，赵处长抬起头，看了眼桌边地几位财政处公务员。现在军政府废除了许多旧称呼，“大人”、“小人”听不见了，“主子”、“奴才”也消失了，就连“官吏”也变成了“公务员”，而且按照总司令的命令，所有的公务员一律不得穿戴长袍马褂上班，而统一穿戴军政府配发的工作服，分冬装与夏装两种，戴不戴礼帽随各人喜好，但绝对禁止戴清廷官帽，更不许男人留辫子。
冬装是西装式上衣，翻领，不过现在穿上工作装的公务员不多，只有财政处全体换装，而且裤子由各人自备，所以出现了一些奇怪地搭配，马裤、军裤配工作装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潞绸裤、免裆裤配工作装的话，也绝对不必奇怪。
赵北放下钢笔，说道：“诸位，财政乃是政府重中之重，马虎不得。现在全省清理财政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虽然府库可以勉强维持，但要想有所兴革，靠这点银子远远不够，别的不说，汉阳兵工厂需要大肆扩建，增加武器产量和质量，这需要大笔银子，没有银子，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只能混吃等死了，我不愿意束手待毙，诸位呢？”
“不愿！”
众人异口同声，这段日子与赵北共事，他们已了解了这位总司令地性格，他最讨厌罗里罗嗦，更讨厌废话连篇，跟他说话，最好简单明了，不能拖泥带水，不能耽误总司令的宝贵时间。
“那么，拿出你们的办法吧。当然，增加田赋地建议就不必说了，现在乡农负担已很沉重，不能再打田赋的主意了，既然现在革命了，就要让百姓体会到这革命的好处，所以，这田赋不但不能加，还必须往下降，尤其是那些没有多少土地的小农，应该优先照顾。另外，各地地契清理工作一定要加紧进行，对于胆敢隐瞒真实地产数目的人，无论他是什么背景，一律重重惩处，绝不姑息迁就！现在，诸位说说你们的意见。”
赵北说完，向后一靠，扫了眼这些下属。
“职部有个建议！”一个公务员站了起来。
“说。”
“现在全省大烟馆遍地都是，有人建议总司令将其全部封闭，职部以为不妥。不如还是按照伪清办法，‘寓禁于征’，课以重税，烟价愈高，则吸者愈少，烟馆不关，则政府收入不减，如此，则一举两得。需知，即使我们禁烟，可是租界的走私商却不受约束，如此一来，等于是便宜了洋人。
”
“你也是这个主意？”赵北迟了一下，前几天就有人提过类似的建议，但赵北考虑到鸦片的危害，没有立即采纳，至于清朝地所谓“寓禁于征”，纯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征”是目的，“禁”则是手段，鄂省财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种捐税，已是上了瘾，欲罢不能。
现在军政府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政府运转，赵北可谓搅尽脑汁，不仅听从建议，向青楼妓寮征收“花捐”，而且还史无前例地开征了“辫子税”，那些男士中的遗老遗少想留辫子地话，就必须交纳辫子税，每年五块银圆，不交就得剪辫子。但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财政困局，考虑到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军队要扩充，武器要补充，要喂饱军队这只吞金兽，军政府颇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感觉。
赵北考虑了片刻，在报告上写下了“大烟”两个字，然后又划了去，始终没有拿定主意。以前他看史书的时候也曾对鸦片“寓禁于征”的政策颇为理解，但是当他穿越到这个时代亲眼目睹那些瘾君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之后，对于这个政策就深恶痛绝了，所以，前些日子他已发布命令，勒令那些烟馆限期封闭，打算强行禁烟，同时停止“寓禁于征”。
但现在他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毕竟，没有钱就没有军队，没有军队就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无法实现，那么中国就将继续沉沦，继续挨打。
“在利益面前，道德难道就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么？”赵北叹息一声，合上财政清理报告，抬头望见卫队长田劲夫站在门外向他打了个手势，于是缓缓站起，一锤定音。
“既然如此，你们就拟个方案，以五年为期，彻底禁绝鸦片，在此期间，继续实施‘寓禁于征’，但税率提高一倍。另外，汉口战役中商民损失惨重，为革命做出牺牲，军政府不能坐视不理，昨日我与汉口商会代表再次进行了磋商，达成重建初步意向。汉口本是通商重地，亦是财税重地，应尽快实施重建，此事由财政处全权处理，重建所需资金由军政府和商民各出一半，具体规划事宜由专人去办。以前的汉口是旧汉口，以后的汉口必然是新汉口，不仅要引领商业风气，更要引领社会风气！在城市布局上应向列强学习，已烧毁地商业区一律禁止盖平房和木屋，未烧毁的贫民区也将逐步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将来的湖北乃至整个华中地区的商业中心必将在我们革命者手中建立起来，在座诸位都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若干年后回首历史，诸位必不会有光阴虚度之感，历史也必将记住我们！”
定下决策，剩下地事情就由这些公务员去完成，用不着总司令亲自主持。
等总司令走出签押房，田劲夫带着一名值班参谋走过来，递过去一张电报抄稿，说道：“刚才又来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光复会的陶会长拍来的，另一封是汤化龙拍来的，都是加急电报，电报室不敢耽搁。”
“哦？陶会长的电报？他怎么知道如何跟我联络？”
赵北接过电报，看了眼密码代号，不由微微一愣。前段时间他整肃部队，削山头，牵连到了光复会势力，熊成基派来地那几个“监军”不服，跟他理论却又说不过他，只好去安徽告状，走之前赵北特意送了那几人一笔路费，顺便叫他们给熊成基带了本电报密码，准备以后联络时用，但不想熊成基的电报没来，陶成章的电报却抢先到了，想来是那几个人没去安徽，而是去了上海租界，直接向陶成章告状去了，不过看在那笔“路费”地面子上，或许他们改了主意也说不定呢。
说起来，自从起义之后，他这个“光复会员”还从来没有跟自己名义上的领袖联系过呢。
田劲夫说道：“陶会长说，根据可靠消息，袁世凯正在与英国、法国、俄国商量借洋款的事情，据说折合几千万两银子呢，陶会长担心这里头有什么猫腻，往年伪清朝廷借洋款，无一不是拿咱们中国的利权抵押，这一次袁世凯打着伪清地幌子借洋款，不知道抵押了咱们的什么东西。陶会长的意思，请总司令出面，向袁世凯探听探听。”
“陶会长也挺幽默的么，我向袁世凯打听？袁世凯这次的借款若是真有什么秘密的附加条款地话，他袁某人会指着自己的鼻子跟我说‘我卖国了’？我去问地话，只怕也问不出什么道道。”
赵北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当时地那笔借款是袁世凯用来镇压“二次革命”的，现在这笔借款如果成立地话，袁世凯想干什么似乎也不难推测。
“那怎么跟陶会长回电？”田劲夫问道。
“不忙回电。咱们先发个通电。”
赵北淡淡一笑，背着手说道：“咱们要用通电告诉全国，告诉全世界，现在革命仍在进行，中国到底是共和还是君宪，谁也不知道，这国体尚未确立，怎么能够向外国借款呢？所以，无论是北方摄政大臣政府还是南方革命政府，均无权单独向一国或多国财团商借洋款，如果一意孤行，则我全国士民百姓绝不认帐！没有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签字，公元１9C9年１月１日之后的所有华洋债务一律无效！至于南方革命政府的借款签字代表嘛，共和军先推举两位，一位是共和军总司令赵振华，另一位是光复会领袖陶焕卿，借款合同上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签字，伪清朝廷连一个便士都不许借！”
参谋急忙将这通电内容记下，趁这工夫，田劲夫将另一张电报纸递给赵北。
田劲夫说道：“汤化龙他们已经到了上海，请示总司令，下一步如何行事？”
赵北看了眼电报抄稿，说道：“回电，就四个字：便宜行事。汤化龙是聪明人，他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做。另外，他在上海谈判，不仅要谈共和的事情，也要谈宪法的事情，现代国家，宪法是立国之本，法律之源，现在先把宪法的框架搭起来，听听各方意见，等国体确立之后，这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