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嘉义布袋、东石沿海的低洼地区，由于地层下陷导致海水入侵，很多墓地已被海水所包围，造成民众在水中扫墓的奇特景观……阿妹阿妹也者，not张惠妹是也。
她只是我的妹妹，从小我便这么叫她，到现在一直改不了口。
她长得瘦瘦黑黑的。
弯弯的眉毛，薄薄的嘴唇，尖尖的下巴，略小却清澈的眼睛。
如果让她挽上发髻，拿把扇子，倒有点像是古装美女身旁的ㄚ环。
她小我两岁，笑起来很天真。
换言之，即一副智商不高的样子。
从小我们便形影不离，共骑一辆单车、共用一张书桌、共睡一张床。
不晓得这样算不算是“百年修得共枕眠”的另一种解读？
我一直觉得她很笨，尤其当我发觉我的智商竟是全校第92蔡智恒文集一的时候。
不过，感情和智商是两回事。
君不见愚蠢迟钝的郭靖和聪黠的黄蓉，仍是一对令人称羡的神仙伴侣。
所以，黄蓉哥哥和郭靖妹妹的相处倒是没有隔阂。
我们在海边长大。
海边什么最美？大概是夜晚的星空吧！
我和阿妹常爬到屋顶上去看星星和渔船的灯火，并让清柔的海风吹过耳畔。
过没多久，她便沉沉睡去，然后我总会背着她，慢慢地爬下屋顶。
到了床上，我再轻轻地摇醒她。
因为我们还得再聊一下天，才会甘心睡觉。
阿妹跟我其实一点也不相像，我聪明她笨，我皮肤白她黑，我安静她野。
但我们都是天蝎座，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的星座。
不过我在阿妹身上并没有发觉这种特质，她比较像是迷糊的射手。
大概是她笨到连隐瞒自己的愚昧也不会吧！
记得我初一时，有次她考完试后跑来问我：“哥，一只鸡有几只脚？”
“两只脚嘛！连这也不会？”
“啊！我给它写四只脚！”
“笨死了！你什么时候看过一只鸡有四只脚？”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喜欢吃鸡腿，所以吃鸡肉时也没在算。”
“那你为什么猜四只脚？”
“我以为跟我们家的小白一样呀！”
把鸡当做狗，难怪我一直怀疑她不是我的亲妹妹。
初中时候的我，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每次月考过后，学校总会送给我很多圆珠笔和铅笔盒等文具当做奖品。
我都会转送给阿妹。
没贴红色“奖”字的文具，她会拿去变卖；贴着“奖”字的，她则自己用，而且用得心安理得。
初中毕业后，我只身跑到台南考高中，也顺利考上第一志愿。
虽然阿妹不说，但我知道她一直以有我这个很会念书的哥哥为荣。
从此，我一个人远离家乡，过着缴房租的岁月。
也从此，我和阿妹便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要升高三的那个暑假，阿妹也该参加高中联考了。
她那种成绩，考高中大概是凶多吉少。
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至少能混上一所高中来念。
“阿妹，快联考了。漫画少看，多念点书。”
“哥，我不去考联考了。”
“你说什么！初中毕业不参加联考还能干吗？你真是不知长进！”
阿妹被我突如其来的严厉口吻吓到，委屈地哭了起来。
“哭什么！你不念书还能做什么？要去工厂当女工吗？”
“哥……家里没钱，你还得念书，我想我应该要出去工作比较好。”
阿妹抽抽噎噎地说完了这句话，然后用袖子擦拭满脸的泪水。
而我则跑进浴室里，继续阿妹未流完的泪水。
阿妹果然到桃园当纺织工厂女工，但晚上她仍会去补校上课。
那一年，她还未满十五岁。
她的生活不再充满偶像歌星的悦耳音乐，而是充满纺织机器轧轧的刺耳噪音。
从此，我和阿妹不再算是聚少离多，而是一年内难得碰上两次。
高中毕业后，原本希望能考上北部的学校，这样我和阿妹的距离便可以缩短。
以几率学来说，到北部念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人生不是几率，我还是宿命般地被绑在台南。
而阿妹的宿命仍然在纺织工厂里。
为了养活自己，也不想让阿妹有加班的理由，我开始打工赚钱。
其实所谓的打工，也不过是一个星期有六天家教，外加寒暑假帮老师做点实验；或到补习班当老师；或到贸易公司打杂。
曾想过到加油站打工，但怕因为吸入太多油气以致老景凄凉，而且一小时七十元的价码太低。虽然这种薪水已比7-11略高。
也曾想过当兼差牛郎，但身体不够壮；而不到KTV当少爷的原因则是长相不够帅。
所以，我和阿妹都很忙碌。
别人忙着念书把马子搞社团，我和阿妹则忙着赚钱。
我们从不通电话，因为没办法。
至于信件，当我写信给阿妹时，常常是下笔三四字，泪已五六行。
而且我收到她的信时，通常也会使我垂泪到天明。
我只好选择眼不见为净。
大二那年，阿妹因工作疲累在工厂昏倒，我才发觉她有贫血的毛病。
当然，我是辗转得知的，阿妹绝不会告诉我。
就像我也绝不会告诉她我因忙碌而导致肝功能失调的道理一样。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知道对方的近况，但却又害怕知道。
大三那年，阿妹完成补校的学业，专职做个女工。
那一年，阿爸终于在台北租了间房子，我才有理由“回家”。
但我很少到台北，阿妹也是。
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过年。
不过很可惜，我初二早上就得回台南，而那时阿妹才刚来台北。
临走时，我趁阿妹不注意，偷偷塞了张千元钞票在她的皮包里。
因为阿爸说，阿妹很想要一台随身听。
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数目，但我可能得因此而吃上一星期的泡面。
挤上了火车，仍然为刚刚的举动觉得兴奋。
打开书包，想拿支笔来写点东西，却看到一张字条和一张千元钞票。
“哥，这一千元给你买台随身听。阿妹。”
握着那张钞票，突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
先生卖掉表给妻子买发饰，而妻子却剪去长发换钱来帮先生买表带。
原来因为贫贱而百事哀的，不仅是夫妻，还有我和阿妹。
南下的列车上，为了我和阿妹的这种可悲的默契，我的眼泪由台北经过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义而到台南。
那次的眼泪，流光了我念大学三年来因不如意所累积的存量。
大四那年，我叫阿妹到台北补习考夜二专。
“补习费呢？”阿妹问。
“我想办法。”我说。
阿妹后来还是到台北，但我却没机会替她想办法。
因为她到成衣店当店员。
大学毕业后，我直升上研究所。偷个空，我到台北去找老爸。
那晚，我一个人看着电视，身后的铁门开启。
“阿爸，你回来了。”我头也不回地应着。
“我不是你阿爸，我是你阿妹。”阿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惊讶地望着微笑的她。
然后我们同时大笑了起来。
“阿妹，好久不见。”
“哥，下次千万不要再半路认老爸了。”
“嗯。”
“放假吗？不用做实验了？”
“仪器送修，两天后才会好。”
“嗯。”
就像突然在路上遇见许多年未曾谋面的不太熟的朋友一样，我和阿妹的对话简洁得近乎应酬。
我打量着阿妹，她的头发变得好长，也涂上口红，穿起了高跟鞋。
眼前这个有点时髦的女孩，是那个说一只鸡有四只脚的笨蛋吗？
我脑海中关于她的档案，竟然已有好几年未曾更新！
原来老天不仅抢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也剥夺了我们本来可以共同成长的机会。
我在台南努力成为一个好学生，她却偷偷地长成一个成98蔡智恒文集熟的女子。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阿妹二十岁，她不再是小孩。
那天深夜，我仍然独自看着电视。
也许是吵醒了阿妹，也许她一直不曾睡着，她揉了揉眼睛走出房间：“哥，肚子饿吗？我炒个饭给你吃？”
“不用了，我待会儿就睡觉了。”
“没关系，很快的。”
阿妹熟练地炒了盘蛋炒饭，端到我面前。
“哥，趁热吃。吃完早点睡。”
说完后，阿妹转身进了房间。
我用汤匙吃了一口，突然觉得喉间干涩，怎么也咽不下那口饭。
刚刚忘了告诉阿妹少放点盐，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够咸了。
研究所毕业后，我继续念博士班。
因为我总觉得我该念两人份的书。
而我的学业就如同阿妹的工作一样，都变得更为繁重。
不变的是，我和阿妹依旧南北相隔。
几年前，卫视中文台播放《东京灰姑娘》（日剧原名：《妹啊》）。
当我看到岸谷五郎为了和久井映见的幸福而向唐泽寿明下跪时，虽然我不喜欢这种洒狗血的剧情，却也被骗走了眼泪。
因为换成是我，我相信我也会像岸谷五郎一样冲动和愚蠢。
那晚，我突然好想念阿妹。
隔天，我跑到台北。
阿妹带着她的男友，请我吃日本料理。
在餐桌上，看着他们之间亲昵的小动作，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阿妹好像被抢走了，她最引以为傲的人似乎不再是我。
她的微笑，已经不是我的专利。
于是那家餐馆的生鱼片，吃起来特别不新鲜。
今年到台北参加一个研讨会，到阿妹住处过了一夜。
“哥，你就穿这样去开会？”阿妹端详着有点邋遢的我。
然后阿妹拉着我，到SOGO买了三件衬衫和两条领带。
隔天早上，阿妹帮我打好了领带，在桌上放了早餐，留张字条后才去上班。
“哥，上台时别紧张。晚上等你吃饭。阿妹。”
我可不想再吃不新鲜的生鱼片，所以我告诉阿妹要赶回台南。
“哥，我男友有车，我们送你。”
阿妹说了我“们”，但这个“们”，是他不是我。
在车上，阿妹常常拍着她男友放在排挡杆的手，偶尔才转过头来跟我聊天。
我开始埋怨起台北市的交通。
到了承德路，阿妹坚持陪我等车。
“我陪我哥，你在附近绕一绕再来接我。”阿妹对他说。
我终于有了扳回一城的喜悦。
阿妹帮我买了车票，又买了个便当还有一罐咖啡。
原来阿妹也知道我喜欢喝咖啡。
还有二十分钟，车子才会到。
我很想跟阿妹聊些什么，却找不到共同的话题。
“哥，我要结婚了。”阿妹反倒先开了口。
“嗯，恭喜你了。”阿妹二十七岁了，是该恭喜。
“我目前正努力存钱，打算和他在台北买栋公寓。”
“还是住台北？”
“嗯，我习惯台北了。”
也许就像我已经习惯台南的感觉，阿妹也终于习惯台北。
而我们也将更习惯南北相隔。
上统联客运前，我问她：“阿妹，一只鸡有几只脚？”
“呵呵……当然是四只呀！”
我仿佛又看到当初那个瘦瘦黑黑的笨蛋小女孩。
很好，虽然阿妹即将结婚，未来也会儿女成群。
但她仍然是我的阿妹。
“祝你幸福”的声音，淹没在车子起动的声音中。
【谨以此文，在阿妹结婚前夕，纪念我的阿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