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在安南的战争也并没有持续很久的时间，前后唐军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击败了西山军的主力，阮惠兵败自杀后，阮岳和阮侣在看到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最终选择向唐军投降。很多附庸唐军的越南人都希望能够将阮岳和阮侣处斩，甚至把阮惠的尸体也拿出来进行鞭尸，这样的中古时代做法，大唐显然不会答应的。阮岳和阮侣及其家属，以及一些西山军将领及其亲眷，最终被大唐以流放的名义，送出海变成了移民，也有一些主动投靠的被大唐吸纳，准备用于以后的海外领政府。
后黎朝的遗族听说唐军已经击败西山军，控制了越南全境，立即改换了求情的对象，黎家人立即赶往升龙，求见唐军代表，希望能够改向大唐称臣，并恢复后黎朝的统治。不过，凌壮飞明确地对他们表示，大唐不会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下了越南，然后白白地送给黎家。
黎愍宗又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表示可以将越南的南部作为谢礼，割让给大唐，并且仍旧维持称臣纳贡的条件。
凌壮飞又道，明明南北都是大唐打下来的，黎家人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靠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头就换来大片土地和统治权，是绝对不可能的。大唐能给黎家提供的，只有一笔抚慰金，加上一部分地产什么的，维持他们在越南的生计和存在。
黎家人也知道现在他们没有任何筹码，能够获得返回越南的机会已然十分不易，再多做要求也不可能实现，只能答应了唐人的条件。
1790年1月1日，大唐共和国越南海外领正式成立，首府设在河内，也就是被改名的升龙府。越南这个名字，也在官方用法中第一次出现。由于大唐在越南的强势存在，加上越南人心思定，所以即便是被外来的统治者统治了，越南人也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反弹，反而是由于大唐颁布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而得到了几乎越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大部分颠沛流离的百姓被重新安排生产生活，征战多年的士兵得以解甲归田，似乎一切都在转好。
由于新的海外领政府上台后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本海外领免除一年农税和工商税，并且全面取消了对越南百姓造成严重负担的徭役和兵役，新海外领政府的一切工程和事务，都将有海外领财政开支承担，不会强迫要求人民承担。当地防务上，也采用志愿役模式，当兵完全自愿，招不满也不会强行征召。国防部有意打造两个越南特设兵团旅，员额一万人左右，待遇上是看齐真腊、暹罗那边的特设兵团，对于穷困的越南人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越南海外领的成立，使得大唐完全控制了东南亚地区。当然，一个附庸国被征服然后成为了大唐的殖民地，清廷还是十分不满的，这一次居然还非常程式化，主管外交工作的鸿胪院国卿召见了大唐驻清大使朱永芳，表达了对此事的遗憾。当然遗憾也只能是清廷使用的最大的外交辞令了，甚至他们连不满这样的词都不能说出来，嘉庆在这件事上还是抱有着一直以来的谨小慎微。而这样的外交抗议，对于大唐来说没有丝毫的作用。
虽然丢掉了安南这个附属国，但对于清国来说实际利益上并没有什么损失，中原王朝历来跟周边小国的外交交往都有比较强的赔本赚面子的意思。很多小国打着朝贡的名义而来，实际上是为了进行贸易的，他们随便送出一些当地土特产，然后能够获得来自朝廷的丰富赏赐，再加上朝贡贸易中免税的情况，很多小国朝贡一次就是大赚一笔。最初欧洲人来到中国，也是用朝贡贸易的名义进行贸易的，他们甚至还想增加朝贡的次数。当然清人又不傻，随便来一来让自己有面子就行了，一年来好几趟，每次带走那么多赏赐而且还做贸易不收关税，朝廷也有些撑不下去，所以朝廷往往会用念其路途遥远，允许三年一朝贡或者五年一朝贡什么的借口，也算是借坡下驴。
倒是京城事变之后，大唐得到了塘沽、上海和香港三个港口，并且用自己强大的资本和影响力，基本控制了清国的商贸流通渠道，这也使得欧洲人来到远东跟中国做生意，实际上并不是跟清人贸易，而是“二道贩子”唐人做生意。唐商利用自己的能量和优势，将各种商品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地，然后跟欧洲人直接打交道。
实际上欧洲人也比较倾向于这种模式，虽然毫无疑问唐人在这个过程中牢牢掌握着贸易，控制着定价权和诸多其他商业权力，西方人也很少有议价的实力和基础，但在大唐特区进行贸易，关税要更低，而且大唐商贸公司的服务能力也是极强的，使得来华商人的贸易更加便利。同时在上海香港等地，还有着不少能够提供金融支持的大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体系上就比跟清国商人直接贸易完善许多，所以哪怕是对唐人的垄断十分不爽，但欧洲人也只能跟唐人进行交易。
对于欧洲人来说，虽然失去了在远东地区争夺殖民地的机会，但是由于大唐出色的治理能力，几个东南亚海外领又成为了对于欧洲商人有利可图的地区。大唐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拓展，使得当地出产的贸易品增加，有些不仅是简单原料，而且还是二次加工品，大唐在本地建立的工厂，也能够生产一些欧洲所不能生产的产品。而且他们来到这里能够以最快的时间收购到所需求的货物，由于唐人对于一些贸易港口的修建，使得这些城市往往兼具商贸、造船修船、金融服务和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从而使得贸易的成本下降、利润增高。
一些欧洲商人在得知越南也成为大唐海外领之后，甚至还存在一些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