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记者对于处理教民争端也是一柄双刃剑，将山东愈演愈烈的教民冲突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帮助谭延闿赢得在舆论和道德上的支持，但同样也可以激化全国反对外国基督教传教士的浪潮，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现在走到这一步对谭延闿而言也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尽可能的放大对自己的助力，避免负面影响。
谭延闿的话对托尼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事先他已经和谭延闿对此问题相互沟通过，同时也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素质”在各国列强传教士中还是比较高的。不过窦纳乐听后，眉毛不禁的挑了挑，显然对此说法非常的不满意，但谭延闿却没有过多的顾虑，毕竟能够将窦纳乐请到威海卫来就是一个胜利，只要他不转身就走就可以了。
在谭延闿的示意下，守候在一边的几个军官立刻手持一叠材料向已经下船的记者和美国公理会牧师们走去，递给他们每人一份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都是介绍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虽然是一个大概的数据统计，但也可以让这些人，尤其是记者们对在华基督教有个大致的认识。当然这份文字材料上对历年来发生在各地的教案的介绍也有很重的介绍比例。
由于冠县和威县的叛乱发生，完全打乱了谭延闿事先的计划，他也来不及搜拢更多的教民地方冲突案例，只得偷懒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借调官衙内部的档案，并且依据这些档案在邻近威海卫、胶州湾和直隶与山东交界地区所发生的教民冲突进行短时间内的调查。
这些调查核实之后，谭延闿将其形成文字资料，这些教民冲突多集中在外国传教士在山东拆毁当地庙宇，强占庙基，怂恿基督教民霸占土地或是欺行霸市等行为。这些教民冲突案例大多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更多的是在外国传教士的干预下，当地官府惧怕洋人所做出了有利于传教士及其教民的判决。这些判决失实。自然不能让当地百姓心服口服，本来朝廷税收和当地官员黑心巧立名目设立地各种杂税就已经让百姓苦不堪言了，而这种窝心的不公平判决更是有些激起了民愤，出事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山东巡抚李秉衡不愿意配合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认为这些案例已经由当地官府结案，事情已经混过去，百姓吃亏也就吃亏了，没有必要再翻出来。弄好了自然是大快人心，但更大的风险便是得罪洋人惹起争端。这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涉及到洋人的案例，若是处置公平的话得罪了洋人，多半对自己地前程没有好结果。
李秉衡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为山东巡抚想要往上走一步成为总督。其实也是不难，因为各省的总督诸如谭钟麟、李翰章、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都是年近七十的人，说不定哪天就蹬腿走人了。这种关键时刻，他李秉衡往上走一步还是有可能的。更因为李秉衡自持是武人出身身体健康，更是等着那个封疆大吏身体状况不佳地时候进行顶替。
对于李秉衡这点小九九，谭钟麟可是看得非常清楚，不过是抓了一把李秉衡的小辫子便可以让他屈服——这种人不是你靠乡情和师生关系就可以笼络的住的。李秉衡做为李鸿章地老部下，就是李鸿章也指挥不动他，对他这种人只有采用强硬的措施使其屈服才是现实的。否则让他替你办事。尤其是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前途的事情。他绝对会推诿。
由于在山东横行地是德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也得到了德国驻华教会大主教埃德蒙的主使。在各自的郊区除了传道之外，也在积极怂恿挑动教民和当地百姓地冲突。除了德国传教士之外，其他诸如法国等国也有传教士在山东，不过数量非常少，至于英美就更少了，所以托尼和窦纳乐对于此行没有多少心理压力。
当今中国在各国列强眼中不过是一块大蛋糕而已，不过这块蛋糕硬地很，再加上现在地国际形势已经渡过了那段全屏武力争夺殖民地的时代。强行将中国变成自己地殖民地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不现实的，就算英国也没有这种想法，但像俄国那样通过蚕食逐步占领领土积少成多才是主流。
德国人在山东干的那些小动作说白了就是为了挑起争端好给自己动武找个借口，藉此机会在远东占领殖民地。以山东如此显要的地理位置而言，德国一旦得手对英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殖民地内经济、政治、军事均在德国之手控制，这对美国想要占领市场
利因素。
是以在谭延闿提出要邀请他们考察山东地区基督教和当地百姓之间冲突的时候，窦纳乐和托尼都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为的便是通过谭延闿的手来打击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各国传教士不管人品如何，他们有过怎样的功绩或劣迹，他们都是各国列强侵华的急先锋。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给各国列强提供各种信息，以便为各国列强蚕食中国提供信息基础，就是德国人也是在其传教士的配合下，掩护科考人员在山东进行各种调查，以决定是否选择山东做为德国侵华的立足点。
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的做为可能太过肆无忌惮了些，谭延闿所策划的两路考察队伍在士兵的保护下，在山东各地进行深入调查，没过几天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的各种劣迹都被捅了出来。明恩牧师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泰士报的通讯员，他在进行实地调查之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篇通信稿件，在谭延闿不惜本钱的支持下免费发往伦敦。
这些报道尽管有些失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败坏了德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谭延闿新建陆军的枪口下的“保护”，使得八成以上的德国传教士不得不乖乖的听从了谭延闿地“好言相劝”，跟着考察团聚集到天津。
至于山东的基督教徒可就没有他们主子那么良好的优待了，在威海卫、旅顺、天津大沽炮台和芦汉铁路的建设基地，将会有干不完的重劳力活等待着他们去挥洒汗水甚至是生命……而山东以各种名义的存在的梅花拳等义和拳组织也在这次清理行动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最重要地借口便是义和拳和白莲教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谭延闿是不会花心思帮他们理顺关系的。白莲教进行过多次反清起义，是朝廷中的眼中钉肉中刺，做为从白莲教中演化出地一个重要分支，义和拳现在显然要温和的多，但这种关系是这个组织致命的内伤。谭钟麟的上书让义和拳陷入了极大地麻烦，大批的拳民被押送到东北，首领人物视其做为定罪，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斩首。大多数和基督教民一样充实到急需重劳力工作的地方去了。
山东直隶经过谭延闿这么一次折腾，无论是外国传教士势力还是义和拳组织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更重要地是这次清理也给地方官吏一个典范。回到天津后，在谭延闿和美国公理会明恩牧师的倡议下。各国公使团决定成立一个基督教会联合机构，专门来处理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的案例。
这个基督教会联合机构地大多数成员都是在华传教数年，对中国极为了解地外国基督教徒，还有谭延闿、李秉衡这样地朝廷官吏。在地方上一旦发生教民冲突。地方上官衙将会将案件之间转送到这个基督教联合处理机构，由此来判定孰是孰非。
朝廷对这个建议自然是欢迎的，因为各地地方官对教民冲突地抱怨历来就不少，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吏都是风箱里的老鼠两端受气。有了这样一个裁决机构，虽然与朝廷法令不符，但却可以解决不少困难至少在判定案件上。可以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平——按照与各国驻华公使团最终达成的协议。这个裁决机构的判案过程必须要得到舆论界的监督。每一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到结果都必须是要在中外报纸上见报的。
谭延闿这次行动使得他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当然也有人指责这个解决教民冲突的裁决机构是有失国权。但不能不否认在现在国家贫弱，各地督抚一听到教案就头痛不已，解决时候又是束手束脚的情况下，这个裁决机构对地方大员和朝廷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解决方案。
而迅速评判威县和冠县的叛乱，也使得朝廷对新建陆军充满了更高的期待。这次叛乱的解决使得山东巡抚李秉衡如愿以偿的获得了升迁，得到了云贵总督的位子，虽然地方是偏远了些，但好歹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至于谭延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迁，接替李秉衡成为山东巡抚，而新建陆军也将要随即迁往山东。
谭延闿将会在署理山东政务的同时，继续训练新建陆军——第一批新建陆军虽然也是迁往山东，但已经正式成军。原来李鸿章时代的北洋陆军主体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在朝鲜数次战斗，几乎泯灭于朝鲜，幸得刘铭传出山坐镇鸭绿江整合残军誓死抵抗。
北洋陆军到了谭钟麟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连受总督直辖的督标都是谭延闿重新组建的
新建陆军，可以说北洋陆军几乎是重建一遍。不过北洋陆军并没有全军覆灭，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董祥福的“甘军”基本上还是留存实力还在刘铭传的节制之下，留在关外来稳定当地局势。
兵部尚书荣禄接受了谭延闿的建议，将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董祥福的甘军连同谭延闿的新建陆军整合起来编成“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荣禄以兵部尚书统领武卫军兼统武卫中军，聂士成统武卫左军，马玉昆统武卫前军，董祥福统武卫后军，而谭延闿统领武卫右军。
武卫军除了荣禄要建立的以满族人为主干的中军将会留在京师之外，谭延闿的武卫右军将会驻防山东，董祥福、聂士成和马玉昆继续留在东北，也许会在适当时机，由聂士成或是马玉昆撤回一军进入关内。在谭延闿的眼中，除了一万人编制的武卫右军之外。其余聂士成或是马玉昆这些在朝鲜曾经和日本陆军硬拼交过手的老式陆军并不在他的眼中。
这些老北洋所有的骄傲已经在甲午战争中都随着《上海条约》一起葬送了，若不是刘铭传以严厉的军法来镇压地话，老北洋早就被日军所击溃。如果刘铭传身体还像十年前那么健康的话，以他的眼光采用新建陆军的训练方法来训练武毅军和甘军，就算战斗力差一些，但两军合力以五六万之数和新建陆军硬拼，谭延闿未必会如此放松。
可惜刘铭传据传已经病入膏肓，董祥福和聂士成对军队掌握不利。战争结束之后在刘铭传的约束下还是那么个样子，刘铭传的身体状况一再恶化不能视察军队后，这军队又成了老样子，该吸大烟的吸大烟。军营之中赌嫖不忌……
这样的军队谭延闿是不会放在眼中地，京师之地乃是谭延闿的根本所在，并不是因为他在这里构建了关系网，而是随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装起义一举端掉清王朝通知核心，是以京师附近兵力变化一直是谭延闿所关注的。新建陆军奉命随谭延闿迁往山东布防，但是直隶一省最强悍地军队依旧是属于谭延闿所能够支配的直隶督标新军，数量少些但想要达成谭延闿期望的目标还是不在话下的。况且新建陆军乘船不用一日便可以到达天津。
谭延闿升任山东巡抚在政治上也并不是没有条件地，因为山东巡抚是受直隶总督所节制，父子俩人算是掌握了两个省。这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说道。尤其是清流对这个局面非常的不满意。而荣禄一天天得宠。似乎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非常感兴趣，可以说谭钟麟的位子迟早要换换地方。只是这样一个朝廷重臣换地方可不是说动就动地，尤其是谭钟麟在任职阶段直隶民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北洋海陆防务整顿的井井有条，要换掉谭钟麟似乎是很困难地。
虽然在短时间内谭钟麟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地位子还坐的算是稳当，但谭延闿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老头子下台地工作事宜了——在升任山东巡抚后，谭延闿在大清帝国的政坛上总算是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随即而来的便是要彻底拜托谭钟麟对他的护佑，往后的路就要完全靠自己去闯荡。
荣禄以兵部尚书之职统帅武卫军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除了京师统领之外，在直隶的军权一直是受直隶总督所节制，武卫军虽然大部分都不在直隶总督所管辖的三省范围之内，但这个名义由兵部尚书是非常不正确的。
“组安，风闻朝廷要重用荣禄替令尊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件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可是真的？！”沈静做为谭延闿的头号幕僚，对于这样的变故自然是反应极快的。
直隶总督到没有什么，关键是北洋大臣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两大兵工厂和北洋海陆两军的控制更是受到极大的冲击。虽说在沈静和谭延闿的安排下，从直隶总督府幕友堂出身的众多有作为的幕僚都逐渐出任这些关键部位的要职，但荣禄一出首先在心理上就对这些人产生很大的冲击。毕竟这个团体并不是像李鸿章和曾国藩那样重用师生和老乡的关系建立起来的那样稳固，墙头草随风倒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文渊兄，看看当今局势，不要说五六年，就是在这一两年中你敢保证朝廷之中没有重大变故么？！”谭延闿并没有正面回答沈静的问题，反倒是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踢给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