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什么道理，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概都知道，换做任何人，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看见的东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跟开一个公司，就跟管理一个小家，其实没有多大的分别，就是开源节流！
所谓开源节流，比喻在财政经济上增加收入，节省开支。出自《荀子.富国》，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
中国古代的一种理财思想。开源是指促进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节流是指轻赋薄敛、撙节支出。即主张理财之道在于积极发展生产，培植财源，同时注意减轻百姓负担和节省政府开支，达到民富国也富的目的。
这一思想最早由春秋时期思想家孔丘提出。他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民贫则怨，民富则安。统治者不应当滥用民力，而应当保证农时以发展生产，增加民间财富，通过民富达到国富。《论语颜渊》中关于“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论点集中反映了孔丘重视培养财源的理财思想。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翟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和节省支出，他认为农作物的丰歉，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多少和人民生活的苦乐。同时他竭力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用。
在《墨子七患》中关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的观点,集中反映了墨子的节用裕民思想。后来荀况兼取了孔丘和墨翟的思想，提出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荀况所说的开源节流的流，不仅指节用,而且包括轻赋薄敛政策。他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
就是说理财治国之道，在于从鼓励生产这一根本入手。要轻赋薄敛使百姓按时耕种以广开财源，同时努力节省政府支出，才能充实国库并留有后备以防意外。开源节流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财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以后代开明理财家所推崇。
崇祯皇帝朱由检非常清楚现在的大明，都有哪几个非常重大的开销，在外来经济不断冲击大明的情况下，南方的富庶省份的农业作物，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作物。不断的被经济型作物所取代，而大明的饥荒又是全国性的！这样一来，就更加凸显了辽东和中原地区乱局的经济压力！
而大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大分封，在这样的乱世就更加凸显了其弊端！
而“废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则类似我国改革开放时施行的用“记件提成工资”式的“薪酬”制代替“铁饭碗”。
我国在废除“铁饭碗”的时候，反对声曾经有多么强烈。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时候人们一谈论起来话题都是这个，语气清一色的都是担忧。但是最终怎样？“铁饭碗”废除了，“薪酬”制全面施行，而人们的讨论声则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铁饭碗”虽然意味着“不会饿死”，但也意味着无法拿到更多。也就是说，有本事的人和没本事的人吃一样多的饭。而“薪酬”制则意味着有本事的人能吃到更多的饭。这自然会得到有本事的人的支持。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废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才能得以实施。
所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勋贵子弟也一样，也分三六九等。
实施“军功爵制”以后，勋贵子弟中有本事的精英人士可以很容易的就拿到比原来的旧有制度下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些人将成为变法的最大受益者，这些人势必会成为变法的强力支持者；而勋贵子弟中本事一般的平常人士也能拿到与原来差不多的利益，由于变不变法都没有太大区别这些人只会成为“墙头草”；至于那些勋贵子弟中没有什么本事的庸碌人士，他们是会反对新法。但他们又能掀起多大的浪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家”大于“国”大于“天下”的。“世卿世禄制”的爵位是授予“家族”的而“军功爵制”的爵位是授予“个人”的。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只要能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勋贵子弟和一般勋贵子弟这个家族的利益就不会受损。也就是说还有相当数量的庸碌勋贵子弟会由于“家族”原因而脱离“反对派”加入到“支持派”和“骑墙派”之中。这无形之中又进一步的减小了“反对派”的实力。
还有不要忘了，商鞅变法中有一条“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着又无形之中进一步减小了变法的阻力。
就这样。以商鞅为首的“变法派”拉拢了旧有利益阶层中的精英勋贵子弟，分化了旧有利益阶层中的一般勋贵子弟，接下来只要打击旧有利益阶层中的“顽固分子”，那么剩下没本事的庸碌人士又能成什么事呢？
可以说，这是由于对旧有利益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确立，商鞅变法才能得以成功。
而其他的变法呢？
的确，从变法措施上来看，这些变法都是“利国利民”的，但是他们对旧有的利益阶层采取的是“不问情由一棒子打死”的策略，而同时那些变法者又没有培养起足以与旧有利益阶层抗衡的新兴利益阶层。因此，当变法者本身不能再维持新法的时候旧有利益阶层的反扑会一点阻力都没有。变法自然也会失败。
在正统教育中商鞅被杀是由于“旧有势力的反扑”。
崇祯皇帝朱由检觉得，秦惠王之所以会对商鞅“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是由于商鞅和秦惠王之间的“私人恩怨”而不是什么“旧有势力的反扑”之类的“政治斗争”。
如果商鞅被杀真的是由于“旧有势力的反扑”那么“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必然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新法也必然会处于“时废时存”的状态之下。即便没有出现“新法时废时存”这种现象但是古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必然会导致很多人被杀。
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正统教育中以一句“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把这个问题轻松的“河蟹”掉了。
商鞅变法的那些条件，其实归结为一点就是：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变法是以绝对权力下的专制统治为基础的。
因为有国君的绝对权力支持和军队的绝对服从，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只要是变法者制定的法令，人们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问本心，只看结果，再加上当时的民众思想文化水平差，思辨能力低下并且没有反抗这种专制统治的能力，这样的一刀切式的变法才偶然地成功了。
说白了，专制统治加上民风单纯，只要变法者不是脑残瞎指挥，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这样的形势下，贵族守旧阶层既无兵权政权，又无群众基础，肯定翻不起浪来。另外，商鞅成功的利用外部威胁压制了国内对变法的不满情绪，也是成功要素。变法产生的矛盾，被他利用外部威胁延缓了爆发时间，这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相比较，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显然照搬了商鞅的部分手段，绝对揽权把持朝政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变法套路。但是他高估了国家最高权力阶层的支持力度，也忽视了群众的思想开化水平，更没有顾虑到宋朝比秦国强大得多的知识分子这一准权力阶层的反对，尤其是没有像商鞅那样拥有纯粹的变法团队……最后才必然又可悲的失败了。
至于张居正的变法……那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变法。既没有缓和变法矛盾的措施，又没有争取上层和底层民众的支持，相反，还因为他的强悍上位得罪了太多政敌，在这方面失败得一塌糊涂。当然，他还做了在明朝最危险的一件事——成为权臣。破坏了上位者要维持的权力平衡，又得罪了方方面面的人，又没争取到变法惠及目标的支持，不失败简直没有天理。
变法能否成功主要是看变法者和他的团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驾驭和控制变法的过程，以及他们变法的最终结果能否为国家带来足够的利益。
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首先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其次他的团体变法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至于商鞅是不是死于顽固势力的反扑，有一点很明确的表示了就是商鞅的新法在他死后仍然被执行，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