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老张做主北京政|府事宜时，日本人就感觉到他的难缠，对这笔借款已经不做它想了。当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
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日本国内对华武力炫耀与施压的声音弱了一些，所以朝香宫鸠彦王此行倒并不要求拿着这件事说话，只是能抠一点是一点。
见奉系的人强硬，日本人也觉得此事做得有些不地道。你借钱资助对方的敌人，现在却要向对方讨要本息，泥土人还有三分火性呢。所以对老小张的不满，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不是事涉国与国之间，甚至抱以同情和理解也未可知。
此行还有更重大的目的，所以北一辉明智地绕过此事：“经济上的事情，就交给大藏省的官员们和贵国的财政部磋商吧。朝香宫鸠彦王此行，是抱着中日友好的目的来的，我想在这个事情上贵国政|府有强烈的诉求吧？
现在日中两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在地理上又都处亚洲。我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中两国在光大亚洲人民共同抗击欧米列国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想，是否两国能够签署一个军事同盟来保障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展？”
北一辉其人确实是中日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的思想是以日本为主导的。本来，在先后打败俄国和德国后，日本国内“黄克白”的鼓吹声音大了起来，日本俨然把自己视为亚洲的“保护神”。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这一硬一软，其实都是日本想独占|中国的试探。
只是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而且因为张汉卿的腾空而降，让国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奉系、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走去。特别是人民党以大一统姿态让中国重焕新光，而张汉卿出访苏联和德国并结成非同一般的大国关系，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局面一下子豁然开朗。
这样，以前很有市场的中日同盟论再度上扬，北一辉就是积极的鼓吹者。
在他看来，现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是极大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
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比如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培养了中国各派系绝大多数的高级军官，包括奉系和人民军系列的。
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适当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接纳，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倒向日本。这样，在和欧美掰手腕时，可以获得相应的助力。
凭心而论，当代汉语受日本影响甚大，“日货”占到70%以上（社会和文科学方面）。人气、写真、解读、新锐、职场、新人类、视点、亲子、达人、放送、完败、完胜、上位、打点滴，甚至健康、卫生、宠儿、储蓄、乘客、反感、接吻、紧张、批评、生产…
这些我们后世可能很随意使用的词，其实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我们用老祖宗造的字，组成日本独创的词，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说明一个事实：“汉语”已经成为汉文化圈共享的历史文明。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也是世仇，但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彼此。
中国强大时，它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经验和文化；中国落后了，它则宣称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
在这个基础上，大方（或是有意识地）向中国的留学生输出其体会从而有了天朝上国的骄傲。
不过张汉卿对此却并不感冒。
国家间的军事同盟，不能是双方强弱明显或者是在一方屈辱的条件下结成。当年毛伟人断然拒绝与苏联共组联合舰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与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结盟，本身就是对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侮辱，何况，还要考虑到日本现在还占据着中国的台湾、辽东湾。
“北一辉先生的想法很独特，但是我们不敢完全苟同。中国刚刚从战乱的废墟中恢复过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统一国家和许多年的休生养息。我们和美国、苏联和德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我们没有外来的威胁，我们也没有侵略别国的野心和能力，所以军事同盟对中国不适用。
当然，我个人很感激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重视，也极愿致力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是近邻，要友好及和平相处，这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我们的联系最密切。
我非常欣赏北一辉先生所说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这句话，亚洲之大，足以容纳中日两个国家。东亚有丰富的煤、铁资源但缺乏石油，而东南亚和中东有丰富的石油，东南亚还有大量的橡胶，这些都足以支撑我们两国工业的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的诉求。
现在，除了中日，其它的亚洲国家都处在欧美列强的蹂躏之下，期待着日本国对此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汉卿既巧妙地回绝了军事同盟的建议，又隐晦地指出制约日本工业发展的资源产地是在英美人控制下的东南亚和中东，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目光有稍许的松动。
现在的日本像一位溺水者，抓住中国这根稻草就不放。如果在它喘息之机告诉它旁边还有救生筏，里面还有丰盛的食物和健全的生活设施，一旦有可能，它是会有所选择的。
这个叫做祸水东引。
不是张汉卿不地道、没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现实正如他所说，除中日外，整个亚洲都处在欧洲列强的奴役之下。
英法平分了中南半岛，英国独吞了印度，荷兰控制了印尼，美国把菲律宾纳入麾下，西亚是欧美的势力范围…当然，日本也没闲着，吞并朝鲜、掠走台湾、占据辽东，还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华北、华东、华南以及全中国。
张汉卿以前从没有害怕日本，现在更是如此。只是，如果能够不战而解脱中华民族的战乱之苦，能够让中国避开那场牺牲巨大的世界性战争，连自己都能牺牲，逞论别人？他可没有天下大同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的私心只在中国。
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国内就陷入“北上”与“南进”之争。北上，是陆军制定的战争策略，对象是中、俄，以夺取领土为主；南进，是海军制定的战争方向，对象是英、美列强，以夺取岛屿、资源和海上生命线为目的。双方各有倾轧，也为此做了许多试探。
甲午海战、日俄战争是第一轮试探，收获颇丰。特别是在一战中，目睹欧美国家在海上力量的强盛之后，更加重了其北上的决心，所以才有远东干涉。
不过这一次踢到了钢板，四年的西伯利亚战争，让日本把这些年来的积蓄都砸了进去却没捞到任何好处，还平白得罪了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苏联。转过头来再看，奉系一枝独秀的局面业已形成，除非它直接出兵干涉，否则奉系统一全国的趋势不可抵挡。
这时候它陷入了内外交困：经济不如意，外交上被迫签署了《华盛顿条约》，政治上也渐渐失去中国，它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
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不仅徒增中国人的敌意，顺带导致日本与英美之间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对奉系主政下的中国有太多的牌可打：据各种情报表明，人民军陆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其工业和经济能力也早已反超，最重要的是人民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惊人，这恐怕也是张作霖父子敢于对日越来越高调的原因之一吧？
种种潜移默化之下，日本政|府对华的表现趋向于调和而不再是咄咄逼人。用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它也要讲究些技巧了。所以，出现张作霖“戏耍”、“赖账”这些事，日本政|府也只能摸摸鼻子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