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南战役的胜利，中国各路地方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和衰败。中国政局重新洗牌后，人民党以其广受支持的民意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一党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
在这些良好的局面下，张汉卿得以实施胸中多年的抱复，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相继颁布使国家发展有了飞跃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特别迅猛的发展，远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较。
清末民初，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
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在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
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在他们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
大约五十年后，毛爷爷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在毛爷爷搞的“五反”运动中自杀。
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
张謇，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誉满江南的才子，到甲午年的状元，他本可以有很好的仕进之路。但是他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
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后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既不是为个人谋利，也不是为几个财阀股东谋利，而是要为国家民族谋利。他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
他利用大生纱厂的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办教育，办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办医院、公园，甚至办盲哑学校、伶工剧社、剧场等等。状元张謇、实业家张謇、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别样风采。
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商人”；在中国的一千多年的科举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元！
辛亥革命后，张謇看到了实现皿煮政治的希望，转而拥护共和，并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不过他企图利用仕途来完成强国的心愿在当时纷纷攘攘的权力斗争中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加上扩召新股和向钱庄借贷所筹集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根据1921年一份调查材料，张謇经营的企业总资本约为三千四百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
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责一千余万元。
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
这些惨事，张汉卿从来都是义愤填膺。主权独立是立国之本，工业繁荣是强国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绝不会容忍这一事件的再次发生。远在人民军进入江苏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银行注资500万，使濒临破产的“大生”厂起死回生。
在后来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张謇获张汉卿直接提名为内阁最大的部----工业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正部级）。
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学家是范旭东。这位写下中国化学工业史上诸多第一的奇才，值得国人永远记住：
1914年，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19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以及中国第一个精盐工厂——久大精盐工厂；
1918年，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
1922年8月，从久大精盐分离出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
1926年8月，旗下“红三角”商标的纯碱，第一次进入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
1935年，“黄海”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
1937年2月5日，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铔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
他是有着诤诤铁骨的民族脊梁：事业刚刚起飞，就经历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主要厂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范旭东回复：“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他致力于在西南后方开辟新的化学工业基地，支持抗战与国家建设。
所有有才能的爱国者，张汉卿都要设法拢在旗下，使其更好地为国效力。尚在1920年奉军入主天津时，张汉卿就已与范旭东商讨建立化肥生产企业的可能性。在当时，因为种子质量不佳，又缺乏肥料，粮食亩产不过百斤。遇到自然灾害与人祸，当真是饿馁千里。
东北土地肥沃，被喻为“粮仓”，已耕种的近2亿亩耕地不过产出2000万吨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00斤！张汉卿当然没有袁隆平这位大院士的水平，能培育出杂交水稻。但如果有了化肥，产量翻番不是难事。
而且化肥嘛，最简单的不就是碳酸氢铵吗？初中课本里就有介绍，而且工艺上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因为后来政局的变化，使张汉卿没有时间来关注化肥的“发明”了，他只是将化肥的原理讲解给范旭东，并注资300万创建了“稼强”化肥厂。
在1922年春天，第一批化肥已经生产出厂，并在唐山农业试验场获得了平均亩产200斤的“高产量”！
到1923年底人民军入政北京时，范旭东正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稼强”化肥厂开到全国各个城市，形成年产一百万吨的规模----张汉卿直接回复说远远不够！
因为张汉卿的介入，黄奉廷这位便宜老丈人敏感地觉察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亲自找上范旭东，表示中国粮油集团可以代为出资筹建一个规模巨大的化工集团，主打农业生产用的各种肥料。跟着少帅赚得盆满钵满的黄奉廷为表示诚意，直接砸下三千万让他不由得不动心。
人民党政|府先后又在攀枝花、重庆、昆明等地投资建设了大型高炉，利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的丰富的不同类型的铁矿资源，变成攀钢、重钢和昆钢等大中型钢铁厂高炉生产的原料基地。
有中国煤炭集团、中国钢铁集团两大拖拉斯在，政|府只要给予政策加以引导，无数的资金、技术、人员会苍蝇逐腥般涌向这些资源丰厚的地域。
当时的工业是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蒸气船和铁路是工业时代最重要发明并有加速后续成长性，其成长率象征未来加速潜力。1924年底，钢铁、水泥、煤炭产量均已接近或超过日本。
此一阶段，中国已建成铁路里程是日本的85%，建造中的铁路是日本的1.5倍，规划中的铁路总里程数是日本的4倍。中国现代制造业增长到2.5％，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4％。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摆脱弱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1924年尾的破岁之交，平津地区、山西和长三角（主要是上海）地区已经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国家经济、军事建设提供了保证。
而同期的日本因为关东大地震的余痛未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因为作为工业中心的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
此一阶段两国经济上的此消彼长，使得以奉系为首的人民党在入主北京后能够继续在去年拉平日本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极近一倍半的漂亮业绩再度把东洋人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