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洪流走进1927年，距正史上日本侵华的时间又近了。
3月，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歇业、生产停滞、企业倒闭现象日益严重，日本首相若摫、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被质疑。以政友会等为代表的日本各种势力指责其“软弱外交”，叫嚣对华实施强硬政策，陆相宇垣一成甚至主张军事干预，不过暂时停留在试探倾向：
“此一阶段的退让不但使帝国丧失了在中国关内市场的经济支配权，还使得我们在满蒙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中国军队虽然表面上数量庞大，但战斗力究竟怎样，不试过怎么知道？”经国大事，在他眼中竟如同儿戏。当年，对苏联的两场大战就是这么来的。
一个月后，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他是日本长州系军阀的嫡系接班人，担任过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又是军国主义所拥戴的人物。他的组阁，让日本对华政策急转而下。
之所以有这种转化，是因为在年初中国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外埠临时法院（后来在张汉卿的创意下改名为特区法院）；英国也按照和约向中国交了汉口、九江等四个租界。虽然让中国人民雀跃，却也让大失尊严和油水的英国政|府非常不爽。
日本人认为中国此举等于同时得罪了英、美、法各国，便有了乘机向中方发难的想法。
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由他兼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在6月时，他在东京外相官邸中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称之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辽宁原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密谋把中国的东三省从中国分离。这个会议于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主张把东北作为一特殊地域变为日本殖民者的乐园：
“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由于在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着特别重大利益关系，作为我国不仅要给予特殊之照顾，而且，要维持该地区之和平，发展经济，以使其成为内外人安居之所。”表示要努力“实行日华经济联盟，维护满蒙特殊地位、倾注全力于对华外交和不懈注意满蒙特殊地域之治乱”。
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到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将改变对华“协调外交”变为积极的满蒙政策。
这个满篇充斥侵略计划的“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世称之为《田中奏折》。
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历史上《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二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原因。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二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也成为证实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一个理由。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张汉卿对此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他看来，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且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
眼见得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向对他们不利的方面转化，狂妄自大的日本军人和政客不甘于自动退出控制中国的舞台。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堂而皇之地向中国宣战，但是挑衅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上关东军司令部为此拟订了一个“满蒙问题处理案”，明言：“利用支那政情的变化，在东北四省实行某种谋略，造成行使武力借口的机会。”所谓某种谋略，列有四个目标：
内蒙|独立案；
间岛（延边）独立案；
北满（哈尔滨）骚扰案；
排日大暴动案。
日本人的计划是，随便哪一个案件发酵，都可以成为武力逼华、侵华的借口。可是计划订得没错，可执行起来难度不小。
时过境迁，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外蒙古彻底被张汉卿征服后北部边疆已稳，内蒙古也被一划为三：热河、察哈尔、绥远。传统的蒙古上层势力被大幅削减，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旧蒙头人在翻身牧民对人民党政|府忠诚下毫无机会。
用朝鲜人的骚乱来挑事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而且是惨败，这事就发生在晖春。
在张汉卿强硬的回击下，不但带头的韩人死了不少，连带着日本警察也有很大损失。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控制韩人的政策，大体就是收纳了顺民、镇压了暴民，显示出了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决心。
哈尔滨暴动也好像行不通，几年前奉军对于北满方面的掌控已经不是日本人可以再度插手的了。没有武装参与的暴动，在预见会强硬反击的后果下，无疑是送死。
而且现在的哈尔滨已经不是十年前，流窜的白俄人与其它外来人口都已经得到有效管理，又是东北的大后方，想往这里插手是相当困难的。
即使在日本实际控制的南满铁路两侧，日本势力也被局限在铁路东西1公里，在长春以北的势力已经彻底被逐出。没有接应的所谓暴动，只能是人民专政的对象，搅不起很大的波浪。
于是，又有一个大川周明博士，计划暗杀几个在东北卖鸭片的日本浪人，激起冲突的计划；还有一个律师中野琥逸，打算炸毁辽阳铁桥…许许多多的阴谋诡计，石原莞尔都不以为然，历史上还是照他自己策划的办法，把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炸掉两截铁轨，制造出“九﹒一八事件”才了结。
不过关东军在东北的力量毕竟太薄弱了，如果东北人民军奋起迎击，这点军队无异于以卵击石，弄不好前功尽弃----正史上也只是几个主谋百十号人冒险侥幸成功了，那是因为中国内战内乱、边防不稳；现在形势不同了，顾虑的东西多了，所以想得要更复杂了。
从奉系强大的那一天起，在东北就没给日本好脸色：从奉系参加直皖大战，到1922年张次卿的全民对日宣言，还有不久前“五卅惨案”的处理，张作霖政|府对日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
统一的中国，对于东北日军的束缚更是严格，防备上也很“周到”：不但设置了沈阳军区，将人民军最精锐的五大主力军之一的29军常驻在沈阳，在东北又埋下“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十数万人马，以作为将来对日作战的重要兵源；此外还有三个省的武装警察及三个边防武警师。
一战后的日本也实施了军事改革。在陆军建设上，日本也想集中力量实现机械化、提高陆军机动作战能力。
不过，鉴于它的资源、国力基础先天的不利条件，以及它根本不可能像张汉卿那样能够有预见性地让中国的发展避开曲折，且没有战略性的大师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远差于中国。
而且，不像中国从一穷二白中重点发展陆军，它还要在海军上向英美列强看齐，所以不可避免地，于陆军的投入就远逊于中国。基本上，它在关东州的军队，包括其国内的陆军，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多少更新。
相比较日新月异发展的人民军，这就不够看的了。
从实力上讲，东北人民军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均已远超过日本关东军，这些都还在明面上。其实，那些正在酝酿中的项目和计划才是一切反对力量的噩梦。只要中国政|府下决心并有进行国家级战争的勇气，它的军队分分秒秒可以吃掉全部日本军队。
张汉卿也在等待或者说尽量拖延日本军首先发动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多一天的和平时间，就多一份胜算。
当然，在适当（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也会首先挑起事端----既然注定要在东亚进行一场决定中国崛起的战争，那就打吧，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日本心悦诚服，打出中华民族的尊严来！
不过现在，他还要防备日本的这些伎俩----分裂和挑衅。有道是家贼难防，中国历来不缺汉奸，聪明如张汉卿时代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