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经典争论并不像今天我们所有人料想的那样是针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确与否，而是针对能否设计出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者能否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实用主义者而言，它完全是实证意义的问题，坐观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即可。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苏联在开展这项实验，德国或法国也有尝试的可能性。因此实际结果的说服力并不强，与少数几块试验田里进行的农业种植结果相比，理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论是完全成功还是彻底失败，都不能保证其他国家的追随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也不能保证苏联的成果在今后不会发生变化。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位性情急躁的维也纳经济学家，他和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同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俄国革命和德国社会主义政策有近距离观察的米塞斯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创建过程的见证者，从1920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忘我地投入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米塞斯观察到，社会主义的尝试是一场缺乏理论支持的实验：“在他们脱离现实的幻境中，烤好的鸽子将通过某种途径飞进同志们的嘴巴里，只是他们没有展示这种奇迹发生的具体过程。”他继而指出，社会主义经济难以维持——不只是缺乏创新，而是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成立。
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的依据是，在他周围的现代经济中，参与者不停地寻求突破常规方法的创新，希望对自己出售的产品制定更高的价格，而在购买时寻求更低的价格，并在这个过程中尝试新工艺，以期获取经济收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主张，产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个追求更高效率的必要的实验过程。但米塞斯认为，在任何人都不掌握任何私人财产（包括本人的劳动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无法获得开展实验或突破常规所需要的激励和信息，市场上的价格和工资无法反映产品和劳动在不同用途下的成本和价值。
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理性行为依然是有可能的，但总体而言不可能再进行理性的（指高效的）生产，因为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生产决策将不再从经济角度考虑。在一段时期内，依靠从竞争经济中获得的经验的记忆可以阻止整个经济的完全崩溃……但过去的做法的合理性也将逐渐弱化，不再能适应新环境……作为对“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的替代，需要某个荒唐的机构做出愚蠢的决定。轮子将继续运转，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机构可能知道对某些产品的需求旺盛，但就算这样，它也只能找到经济计算所必需的两项必要条件中的一个，没有办法掌握另一个必要条件——对生产手段的价值评估……因此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所有经济变革能取得何种成果，都难以在事前或事后得到清晰的证明。
米塞斯举的例子是，是否应该修建一条新铁路的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估计铁路将实现多大幅度的运输成本的节约。就算社会主义国家对此也可以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但如果建设铁路所需要的劳动力、能源和铁矿石等各种资源的价值不能用统一的货币单位计算，那依然无法评估铁路可节约的成本是否足以弥补建设成本。用经济学术语来讲，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者无法了解各项投入的“机会成本”或“影子成本”，即这些投入在其他用途中的价值。相反，市场经济给企业家提供了可以观测到的资源价格，在米塞斯看来，价格就是机会成本的充分近似值。
米塞斯本来可以给出一个更简单的案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采用工资均等化的做法，没有人会尝试比其他人更加用心和勤奋能否得到奖励。由于所有人的工资待遇都相同，所以工人不会得到涨工资的回报。此外，由于工作不存在任何风险，所以工人也没有激励用勤勉的态度对待工作机会。这就导致没有工人愿意把更多的心思和努力用于工作，不管这样做是否对社会有利。即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相似的能力和偏好，这个制度也使市场无法“发现”什么才是合适的工作努力标准以及与之对应的普遍工资水平，因为没有任何市场试错过程。最后的结论必然是：只有允许私人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才能开展和鼓励实验，否则一个经济体中的工资和价格结构将无限延续，不会出现纠错的趋势。
米塞斯的分析对他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可能过于抽象，但历史给他的观点提供了鲜活的诠释。苏联的人事制度不能给关心工作的人提供奖励，不能给展示才能的人提供升迁机会，肯定会导致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这绝对是苏联时代末期的数十年里酗酒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是对人们努力工作、做好工作、为自己而工作的自然天性的浪费。这种制度造成了工作情绪的严重低落，对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个故事说，20世纪80年代住在莫斯科的某个外国人进行了一项实地调查，跟踪离开制砖厂的大型卡车，结果发现那些卡车在街道和高速路上一路颠簸，到达目的地前几乎沿路掉落了一半的砖块。如果工人拥有个人收益权和可以增加个人收益的投资自由，那他们的努力、工资和自尊都完全可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这些洞见，米塞斯被尊为产权理论的鼻祖。
米塞斯的另一项质疑针对“利润动力”。他专心研究苏联的做法，认为与利润驱动的企业相比，把企业作为官僚机构的分支经营的做法不会产生高效运营的效果。
整个过程背后的动力会对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因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停地采取行动……如果没有这些私人所有者，市场将失去前进和运转的主要动力。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则缺乏这种动力，他们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来捕捉增加利润的机遇而忽略各种麻烦或政治代价。即使企业利润增加，中央政府也不会知道原因，经理人未必能得到赞扬。如果利润下降，上级有可能怀疑企业经理人的能力不如其他人。如果经理人和工人都清楚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创意不被他人窃取，他们当然就不愿意思考创新。另外，即使企业有了较好的创意，也没有合适的途径能让企业表达对这个创意的信心。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激励的，他们总是重复官僚主义的循规蹈矩，到处装模作样。他们会为晋升而展开竞争，但那种激励只会让他们回避任何可能失败的风险。由于这方面的洞见，米塞斯也可以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鼻祖——专门研究政府部门这样的官僚组织中的个人权衡决策过程。
米塞斯的警告引发了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论战之一，对手是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声名鹊起的杰出经济理论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他在“二战”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已由执政的波兰。对米塞斯提出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走向崩溃的观点，兰格站出来发起挑战。兰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又不至于走向米塞斯所预言的失败结局，则必须找到给劳动力、铁矿、铁轨乃至所有生产成果正确定价的办法。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所使用的同样的市场机制。与之前所说的一样，企业基本上依然是国有制，这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可以把所有产品供应到市场上，而其他企业和家庭也可以通过市场反映其需求。与资本主义的情况类似，一些市场可以采取拍卖的形式，另一些市场可以采取其他形式。通过这种安排，价格水平就可以由市场决定。工资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决定，企业支付成本，个人提供服务，竞争机制可以确保类似技能的劳动力在标准工作周获得相同水平的报酬。如果有的企业向表现更努力的员工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其他企业也必须跟进。根据努力程度的不同，可以有两个乃至更多级别的工人。兰格对自己的主张非常自信，他开玩笑说，欧洲每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小镇都应该给米塞斯树立一座讽刺雕像，感谢他激起的这场论战最终证明社会主义并非“不可行”。事实上，波兰和匈牙利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开展了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
然而，大多数兰格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在现实中也不能有效运转。与苏联采用的僵化体制相比，它可能是个改进，但并不能逃离彻底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限性。米塞斯的利润动力理论指出，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动力对任何给定的市场价格做出反应，提供社会实际需要的产品数量，因此在供给不足问题较为严重的地方，产品价格会被推到很高的水平。米塞斯还指出，或许可以指望政府激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扮演”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商，有人也可能做得很好，但希望政府给经理人授予投资决策的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哪位经理人愿意为了促进整体经济的“效率”而使自己的企业缩小规模。那些社会主义者并不会对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的构想感兴趣，他们实际上都反对这套做法，因为他们希望接管此前由市场掌握的权力，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就是用计划改造国民经济。
当时还算年轻的哈耶克也把注意力转向了这场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他对“社会主义计算”的话题提出了新见解。米塞斯关注的是激励，而哈耶克的观点则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哈耶克首先提出，任何复杂经济体（复杂的原因是极强的现代性或多样性）中的技术知识必然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参与者手中。任何想要制订计划（例如把资源如何配置给各个产业部门的计划）的个人或机构都需要知道所有部门的技术知识，从而设计出最适合各个部门的生产工艺。让所有掌握技术知识的人都集中起来为计划服务，成本将高得无法承受。即使能把所有技术知识的掌握者都集中到一座体育场里，过于庞杂的细节也将令计划者无所适从，无法将各种知识结合起来。因此中央计划不可能有效运转。
哈耶克喜欢找捷径证明同样的结论。现代经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以及独特的生产工艺和资本品，不可能由某个人、某家企业或某个形式的组织独立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工程过于复杂。所以，它不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建立的，现在也同样没有这个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或许可以在初期成功地照搬某些类似的外国经济体系，并对其进行某些社会主义改造，但随着该国的经济运行步入自己的轨道，各个地方的产品需求将发生改变，年老者走向退休，年轻人走上岗位，资源配置无效率的问题将日益突出。从哈耶克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视角出发，某些产业或职业的相对价格或工资的提高，会提示其他领域的参与者搜集和学习这些先进产业或先进职业的技能。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产业或职业的激励，即使想调整自己从事的产业或职业，也可能受制于官僚体制形成的障碍。由于无法给个人提供激励，以继承和学习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某些产业最终可能丧失对生产技能的掌握。
哈耶克的另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商业决策通常需要熟知技术诀窍的实际参与者的加入，这是一种从长期工作经验中获得的洞察力，能帮助他们克服启动投资项目和新产品开发中遇到的困难。此类问题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如何生产一种新产品、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这些问题事先是未知的。如果由政府决定是否在某个产业启动一个项目，任何人也不知道这个项目会给其他产业造成多大的机会成本，各行业的专家也只能做出大致的估计。从哈耶克的角度来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经理人相比，先不论价格透明度如何，在生意中打拼多年的私营企业家在决定是否新建一条铁路时，通过和工程师和投资人等多方会商，对投资成本做出的估计通常很准确。哈耶克在193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对社会主义计算议题做了如下评述：
在中央计划社会中，只有当所有技术知识都能被考虑进中央当局的计算时，才可能从已知的技术工艺中选择最合适的类型……很难否认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奢望，因为它需要包括任何时点可能“存在”的任何知识。事实上很多实际应用的知识并不以这种预备的形式“存在”，其中大多数只存在于人们的技术意识中，使工程师个人在遇到新的环境时能尽快找到新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