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被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说服，当然，其中某些人是在看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的无能和停滞后才真正确信无疑的。但说服他们的主要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限性会使其逐渐陷入无效率，而是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主题观念，即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如果走向社会主义将丧失其创造性，这样的经济会被越来越陈旧过时的产品和工艺拖垮。看起来，与枯燥的效率概念相比，人们更在乎现实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致命地丧失了经济活力。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私有化，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理人的创新才能由此接受现实的检验。这些经理人担心，如果不能成功实现创新，就会被竞争对手替代，或者坐视企业倒闭，于是疯狂地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但他们几乎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至少在走投无路时，他们都希望成为企业家，但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段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演化过程并不是为了挑选有企业家才能的经理人，所以成功转型的经理人凤毛麟角。
米塞斯对有关创新的议题似乎有所准备。他曾暗示，掌控社会主义企业的人会怀疑创新活动能否给自己加分，并担心失败导致巨额损失，因此与私营企业主相比，这些人尝试创新的意愿显然弱得多。而对私营企业主来说，成功意味着自己直接获益，失败也会因为有限责任制的保护而不至于全部赔光。米塞斯还认识到，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求”具有把不合格的人从各个岗位中淘汰出去并不断试用新人的功能。与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相比，在缺乏盈利动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任用的经理人中，很多并不具备构思和开发新产品的才能。不过，米塞斯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
哈耶克的现代经济概念本来可以推导出有关创新的此类观点。在他的自下而上的草根理论中，现代经济在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过程中要求体制内的个人拥有发挥原创性的自由，并充分发挥其由环境和知识塑造的个性。哈耶克开启了自主创新模型的大门，这是一种来源于本土的、基于个人的各类观念的创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赋予个人为创新项目申请资金支持的权利，人们最多可以向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提出创新建议，而经理人可以较为自由地向国有银行申请贷款，以便将创意开发成新产品。从哈耶克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终究难以发挥其创新潜力，因为各类型的企业家并不能自由地通过新产品和新工艺争夺市场份额，各类型的投资人不能自由地根据个人判断决定支持何种创意的开发，各种创新项目也不能自由地追逐企业家来推动开发过程。
创新的损失在知识经济中会变得更为突出和严重。有些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具有独特的天赋和能力，如建筑设计所、足球队、剧团、石油钻探队、知名餐厅、芭蕾舞团和葡萄种植园，这些机构如果被政府接管，将难以为继。因为就像哈耶克所说，政府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不知道该投资哪个领域。此外，政府指派的经理人通常会拒绝行动、新人和创意。那些有创新梦想的人会失去曾出现过的机遇。现代经济中有很多公司职工持股计划，这些企业的大多数员工本身也是股东，但它们很少能像由所有者管理的竞争对手那样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在知识经济领域尤其难以焕发创新活力。
那么，为什么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提出这类涉及创新的观点呢？一个原因是，对米塞斯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开始写作的哈耶克来说，他们在思考创新的话题时依然是熊彼特主义者。如果他们警告说选择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会严重缺乏自主创新，那么敏感的读者可以回答，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也能够自由地引进全球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技术成果。现代经济的概念（具有原创性且能够成功开展自主创新）在他们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文中尚未出现，即使在哈耶克1944年的知名著作中也未提及。
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有人提出，像沙皇俄国那样后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果简单地回到私有制就能焕发经济创新活力，那种结论似乎也很荒诞。如果是美国、德国、匈牙利和法国那样的国家，现有的创新活力会在转向社会主义之后消失——其中某些国家随后的尝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俄国毕竟与它们大不相同。
几十年之后，包括许多左派学者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奥地利学派是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的胜利者。奥地利学派让经济学家们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将导致严重的效率恶化问题。奥地利学派不必宣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效率方面的问题，因为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混乱和浪费在当时显而易见。他们只需要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效率下滑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不过，奥地利学派打输了另一场论战。他们似乎认为，任何抛弃资本主义、迎接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都将因为效率恶化而很快变得更加糟糕。然而，一个高度复杂而成熟的经济体需要长时间的制度和文化演变，才能达到现代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层次。将这样的经济体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这是一个命题。但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先前有多么落后，在走向社会主义之后都会变得更糟，那就是另外一个命题了。如果说任何程度的社会主义，不管其态度多么温和、指向多么明确，都会造成比其他选择更糟的效率结果，则又是一个命题。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可以继续！事实也的确如此。
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不够发达的、尚未通过现代化跨入先进行列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如果跟俄国人讲，社会主义的效率不如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历史上未曾经历过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告诉他们社会主义不像有高度活力的经济那样具有创新性，也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同样没有那样的经历。事实上，苏联在20世纪20~6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熊彼特式的创新成就，电气化和其他很多先进成果被快速引入。没有人希望再回到过去的沙皇时代。
社会主义还在其他国家的少数产业部门取得了控制权，其中很多的确是不发达国家，但也包括某些较为发达的国家。有一种观点的影响逐步增强，即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国家控制可以在经济中的“制高点”部门有效地发挥作用，包括能源、电信、铁路、港口和所有重工业部门。中国政府领导人于2010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讲话证明了这种思潮的意外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有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尤其是在较发达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转向了对一个或多个产业部门实行国家所有制和控制的可行性，还转向了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和税收政策。当然，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对这场争论同样适用，哈耶克的观点依旧显示出不容小觑的威力。在过去的10年里，当西方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用生物燃料取代传统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鼓励农民把土地从传统作物种植转向大豆种植以生产大豆燃料时，又出现了典型的哈耶克式的案例。土地的重新配置导致各种谷物价格出现灾难性上涨，数十万人因此死于饥饿，同时也是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遭受进一步破坏的诱因。最严重的是，研究者后来发现生产出来的大豆燃料在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上并不优于传统的化石燃料。“计划”的失败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因为不论社会主义者还是一般的政府规划者总是坚持说，具有理性思考优势的社会主义比短视的资本主义更看重长期效益。但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随着引进股份制度的进步，解决了业主个人不能永续存在的问题。容易被继承人问题困扰的主要是独资企业和更早的封建领主。
具体来说，走向社会所有制的渐进行动会产生如下问题：为什么政府应该通过国有化兴办私营企业里的行家本来会拒绝的项目？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没有合适价格作为参考的观点在此处并不适用，因为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控制的经济成分可能规模较小，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但是从哈耶克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可能走向错误的决策方向，即使方向选择正确，实施结果最后也可能失败。
不过奥地利学派把观点过分概括了，认为他们的理论适用于所有情况，绝对优于其他理论。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可能，没有多少政府工作经验的商人也不知道只有政府才清楚的很多事情。因此，政府在某些产业掌握的知识可能使国有制和国家控制在总体上优于私有制。于是在对某些具体生产项目是否应进行国有化的议题上，哈耶克提出的私有制的优越性可能被过分夸大。当然，哈耶克正确地看到了对经济极权主义控制（不管是被国家还是个人）的危险。他并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那种极端主义者，从未主张国家完全不参与生产活动。在“二战”时期发表的著名小册子《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中，哈耶克提到了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若干领域，包括支持延长寿命的研究等。哈耶克并非空想家。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在很久之后的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有些奇怪的现象。奥地利学派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的奇怪假设，而社会主义者却并没打算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革命性的结构变革，以便用更好的控制减少经济浪费。西欧国家的人均产出在1820~1920年增长了3倍，因此，即使最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也能够承受现代经济伴随的偶然危机和失业给产出造成的所有消极影响。
实际上，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把稳定、平等、尊严和满足这样的目标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他们并不打算摧毁个人，但是在鼓励个人积极加入社会事务时，是通过与国家的协调实现的。这套目标所代表的价值观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存在本质的差异。
这些社会主义目标被狂热的情绪推动。从列宁到卡斯特罗，社会主义的实验都沉迷于执行严格的平等主义、用“完全就业”的名义控制人口，事实上禁止经济生活中的擅自行动。于是，这些参与实验的国家除极度没有效率外，还变得缺乏个性、令人窒息和毫无生气。
有些奇怪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一开始并没有攻击这些目标。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效率是选择经济制度时的决定性因素。看起来，如果能够说服他们，社会主义不会造成总产量或经济效率的损失，那他们完全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很多主张，包括限制财富总量、禁止开办企业、由工人投票决定经营决策等。经济学家们把那场辩论的胜利授予奥地利学派，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在少数问题上的回答。假如接下来还有一场辩论导致大家都认为，在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社会主义由于能够避免失业和就业的大幅波动，带来的产出效益将大于效率损失的消极影响，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可能输掉这场辩论。
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于意大利和德国自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上台后丧失自由的后果，哈耶克表达了悲痛之情。他对于人文精神的感情自此不应该再有任何疑问。如果阿玛蒂亚·森的解读正确的话，在哈耶克的思考中，自由其实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不过《通往奴役之路》并没有指出，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哪些目标会因为极权统治导致经济自由的丧失而受到影响。他只是警告说，如果商业自由受到独裁者的束缚，产出或者效率将下降。那本书的主要篇幅是讨论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那场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所缺失的部分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之间的争论。我们后来逐渐看清楚，不管是现代经济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都需要阐明自己支持的制度符合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才能证明其合理性。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对很多害怕社会主义到来的人而言，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可能失败，而在于社会主义可能取得成功，并能够运转下去。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国家的大多数人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例如在意大利，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相比显得虚弱无力。1919年，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一年多之后，好几个国家（意大利、德国和美国）都陷入了“红色恐惧”。
此时在德国和法国，一种渐进社会主义取得了某些进展，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盟在1919年控制了国会。社会主义者成功地组建了工厂委员会，使企业员工对各种企业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另外还建立了调解劳动纠纷的仲裁制度。私人资本依然保持着企业的所有权，但失去了某些控制权。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10个、9个，最后是8个小时。许多本来应该在社会上充分讨论的社会改革，本来应该由希望实行改革的纳税人负担的成本，最后却要求企业界承担。西方国家开始走向加强监管、批准和收费的方向，这些都会增加投资和创新的成本。
西方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有关经济发展前景的强烈预兆：一场革命已经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是否会呈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