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罗斯福及其前任赫伯特·胡佛扩大了资本项目的建设，也不会使美国经济彻底走向社团主义或者接近于社团主义，但可能使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加快，快于德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这种情况只是可能，因为促进总就业的政府措施能否如愿发挥作用，并不像用杠杆和支点撬起重物那样肯定。如果仔细分析四大经济体衰退（英国从1926年开始，其他国家从1929年开始）后的复苏过程，可以发现其产出都在大约6年内逐步回升。
如果分析以单位小时国民产出或其他更复杂的指标测算生产率，会得到更惊人的结果。美国的生产率在1930~1941年实现了创纪录的高速增长，甚至快于上一个10年，而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增速在20世纪30年代远远落后于美国，比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也只有微小的进步。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创新，其中很多都涉及与电气化有关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这些创新到20年代末还没有完全渗透至整个经济，但是给新产品和新工艺在30年代的进一步普及铺平了道路。后来的创新普及导致许多工人失业，加上美元价值高估和其他国家抵制美国扩大出口，他们的处境堪忧。
生产率差距的扩大在希特勒那里起初并不引人注意。在“饭桌谈话”中，他曾抱怨说德国汽车厂商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缩短制造一辆汽车所需要的工时，而美国的福特公司则将其压缩到了之前的很小一部分。历史学家们后来注意到，美国杰出的生产率使其制造出了成千上万的坦克、卡车和战斗机，这才是它在“二战”中最终击败德国的原因，而不是依靠对德国城市的狂轰滥炸。生产率喷涌带来的波动不安在20世纪30年代给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短暂的威胁，但最终把它从社团主义思潮的侵略威胁中解救了出来。
轴心国在“二战”的失败推翻了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它们占领的各国的极权政府，并做好了回归过去的民主政体的准备。1947年，意大利通过了第一部宪法，纳入了对行政机构的政策和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条款。德国随后于1949年通过的宪法在精神上也更接近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社会民主目标，而不是俾斯麦在1871年制定的帝国宪法。
“二战”后，某些激进的右翼政党生存下来，并出现了新的党派。他们在重复法西斯主义的一些主张：“担忧堕落和衰败，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担心不能归化的外国人对民族认同的威胁，要求有更大的权威处理这些问题。”但为了获得足够的选票以取得代表资格，这个派别的多数政党不得不赞成较为温和的右派纲领，并且用“后法西斯主义者”这种含糊的称呼掩饰自己，并不管这个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即使是极右翼的党派也不再攻击民主制度和法治。
德国和意大利出现的这些政治方面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机遇——重新检讨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形成的国民经济制度的性质和效果。这样的检讨是否会使欧洲国家在制度、政策和思想上淡化社团主义色彩？还是说社团主义总体上会在此后几十年继续扩大？社团主义的哪些规则会被抛弃，是否会出现新规则？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社团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二战”后消退了，因为支持这些思想的力量已被削弱。这些支持力量之所以被削弱，是因为困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社会紧张局势（包括战争造成的创伤、疯狂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萧条）已成为历史。还有，如今的民主制度如此稳定，人们可以通过选票争取保护，不像过去那样只能通过工会、游说集团和强力政府来实现。然而，社会民主制度和社团主义经济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观念，我们不能确认它们无法共存。欧洲有少数严肃的经济学家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他们的国家并没有认识到未能保持企业的相对自由会造成怎样的持续伤害，包括德国的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Giersch）、法国的雷蒙·巴尔（RaymondBarre）以及意大利的路易吉·埃诺迪（LuigiEinaudi）和保罗·赛洛斯–拉比尼（PaoloSylos-Labini）。然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社团主义迄今并未做出过系统性的研究。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和意大利的各种指标是否显示它们摆脱了社团主义的阴影，发展出了更现代的制度、政策和文化？还是表明它们依然保留、复兴甚至强化了社团主义？英国和法国是什么情况？美国又如何？这些问题都很少有人研究。
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西欧大陆（尤其是德国）的确进行了一些自由放任或者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社团主义政策相比是很大的转变。欧洲各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开放度大幅增加，首先是双边贸易或易货贸易，然后是多边贸易。后来各国又逐步对资本流动开放，取消了各国政府把私人资本禁锢在本国境内的限制权力。最后，各国允许金融业和其他产业进行跨境竞争，甚至转移公司总部。这些工作的组织有很多是由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它是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及比荷卢经济联盟在创建欧盟时建立的机构。
在德国，政策急剧转向的先兆是1948年由经济和劳动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领导的经济改革，宣布1949年建立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将执行新自由主义原则，而非社团主义模式。在1957年出版的《大众的福利》中，艾哈德认为，联邦德国的国民产值在1949~1956年几乎翻番，应归功于竞争的重生以及重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信心，不会再剥夺债权人。艾哈德坚信，联邦德国既抵制了影响个人激励的社团主义倾向，又抵制了干预财富分配、超出生产率提高所允许的幅度的社会主义倾向。
艾哈德的分析非常明智，但在无意中也显示，在1949年，当联邦德国的国民产值重新回到1936年和平时期的水平时，已经没有被破坏的资本项目需要重建，因此后来的国民产值翻番应该归功于竞争的强化和信心的增强（与希特勒时期相比），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进步。当然，这里显然忽略了事实上出现过的资本项目建设，如铁路和工厂还需要修复，这些项目有很大的产出收益需要在未来若干年里逐步实现，与竞争是否增强无关。这个重要的省略迷惑了所有欧洲国家，让它们以为自己已经进入罗斯托所说的永远“持续增长”的快车道。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欧洲大陆的生产率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可以寻找、借鉴和采纳已经在美国使用的新产品和新工艺，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就能使生产率和利润提高。它们的借鉴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国和少数非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鉴于政治形势剧变以及社团主义导致的封闭经济转向，这些成果没能及时被欧洲大陆采纳。对这种出色的“追赶”增速，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竞争和信心不足以给出合理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大西洋对岸有大量现成的果实可以摘取。
那么在工厂和铁路重建之后，社团主义是否卷土重来？1949年之后呢？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统计学测算社团主义回归的程度，那就需要一系列指标的列表：年度或者10年期指标，有关社团主义的强度，如对政策的影响。这些指标应该包括政府对生产的干预：监管规定（法令和裁决）的数量、官方审批（许可证等）的数量、对产业和职业进入的限制、“产业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更关心做事的手段，而不是做事的内容。另外一套指标则是反映收入的转移或控制：社会保险补贴、产业和工会对工资的“协调”、政府不尊重股东产权导致的股票价格缩水，以及大量不让出售或解散的僵尸企业的存在等。公共部门的大量就业岗位是另一个指标，因为对私营部门的干预总是需要人手来执行。此外还有反映价值观（期望和信仰，符合或反对社团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可量化指标。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利用反映社团主义影响力的指标测试社团主义的一些说法。
不过在本章，我们主要采用历史学家的视角，关注重大事件：或者低谷。有两个发展趋势表明，社团主义的回归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在德国因为“韩国繁荣”而遭遇的一次危机中，阿贝尔斯豪塞写道：“德国产业中有影响力的部门开始重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国家社团主义体制。”不同雇主协会的合作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重新出现，让一位学者看到“历经考验的德国传统在纳粹经济制度被终结和1948年改革后依然完好无损”。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社团主义框架内部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转移。从一个角度来看，社团主义导致政府与产业部门结合，很多产业活动是通过与政府协商而非通过市场决策，当然其中有很多同时也要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劳工组织与政府的联系是否紧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末，劳方在欧洲国家的发言权增大，甚至使传统社团主义学说中的“三方合作”实际上变成了“两方合作”。
劳方的新力量的表现之一是在大公司监事会中的席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德国并没有被当作大事，因为那里对大企业的社会主义的敌意从未完全消失。直到20世纪90年代又取得了新进展，工会在公司的投资委员会也占有了一个席位。这次德国人感到害怕了，他们担心这项变革会阻碍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或者妨碍公司为生存开展的改革。只有企业生存下去，部分工作岗位才能延续。但经济学家其实不需要担心。有关丑闻在2005年被披露出来，德国汽车厂商大众公司给工会领导人提供贿赂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德国经济部在1967年明确了“三方合作”的办法，启动了一个“协调行动”，将劳方、资方和政府聚到谈判桌前。虽然这种正式的三方合作机制仅延续了10年时间，但非正式的三方合作机制却延续了下来，得到了工会和雇主双方的“自由派”社团主义者的配合。同样是在这段时期，意大利也发展出自己的三方合作机制，并开始使用“会商表”（Tavoladiconcertazione）这个术语表示劳方、资方和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商机制。欧洲国家“二战”后的这种三方合作机制究竟是口头的表演，还是的确产生了影响？
三方合作有过辉煌的时刻。1982年，当欧洲经济处于衰退期时，荷兰的劳方和资方组织达成了“瓦圣纳协议”，开启了一个控制工资水平的新时期，似乎还创造了某些就业机会，但这两方面的成果是否长期持续则证据不详。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搜集的成员国数据来看，20多年后的2004年，荷兰的失业率处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游，居于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率之间，雇员的平均工作小时量却几乎是最低的。因此，当初的协议对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影响仅从表面上很难分辨。另外在2003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der）总理的劝说，德国达成了一系列名为“2010年日程”的协议，以压缩工资成本，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在这个十年持续下降，并被认为是德国近年来实现出口繁荣的重要原因。然而今天的德国劳动力市场数据看起来并不出色，如果暂不考虑受到危机困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那德国近年来的失业率与欧洲平均水平接近，雇员的平均工作小时量仅比荷兰和挪威略高。如果人均工作时间更长，德国的失业率可能就不会这么低。然而前文的讨论已经指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主义措施的影响远不止工资谈判这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