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塑造经济活动满意度较高的经济？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搜集到的各种有关态度、规范和信仰的数据，分析这些文化价值观的流行程度和深度的国别差异，看它们是否有助于解释工作满意度的差别。这一分析暂时未考虑的问题是：雇员、管理者和顾客的价值观产生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通过制度的改变发挥作用，还是产生直接影响？无须改变制度，除非制度本身会做相应的调整。
提及经济文化，很多社会科学家首先会想到“信任”这个议题。普遍来说，如果人们从小就习惯于遵守法律和相互礼让，社会的发展状况会更好。这种观念始于1970年左右，当时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Titmuss）出版了《礼物关系》（TheGiftRelationship），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Nagel）随后出版了《利他主义的可能性》（ThePossibilityofAltruism）。我当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及随后的论文集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我们目前需要先把信任议题放下，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把利他主义和文化混为一谈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好比把道德和伦理分开一样。道德探讨的问题是，哪些是通常有利于公众的应该做的事情，如无私的奉献行为；伦理探讨的问题是，假如从自身利益出发，一个人的明智做法是什么。最近有关经济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似乎已不再考虑利他主义的因素。暂时忽略信任议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目前没有合理的假说表明利他主义对经济活力具有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即使有这样的理论，也没有可信的假说认为利他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而不属于社团主义国家，或能证明相反的假说。因此我们的研究最好不考虑利他主义。
法国商人菲利佩·布吉尼翁（PhilippeBourguignon）的职业生涯几乎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平均分配，他说这两个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根据他的分析，这种差异起源于儿童成长的迥异的环境。法国母亲会在游戏场内密切关注自己的孩子，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而美国母亲对此则不怎么担心，也不会警告孩子。结果是，美国人的成长过程经常伴随着很多失败的经历，他们不太害怕较高的失败风险。
另一位观察者发现，对于商业生活的价值观的传统描述，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和爱尔兰经常使用的概念存在很大差异。记者斯蒂芬·泰尔（StefanTheil）开展的调查表明，法国和德国采用了与英美完全不同的伦理观来看待私营企业和市场运转：
法国高中采用的三卷本的历史教材《20世纪历史》在不同地方分别用“残酷”、“野蛮”等词汇描述资本主义。它说，新兴企业是“草率的”，有着“不确定的前景”。德国的高中教材也有类似的描述，其重点是灌输社团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它们都是从资方和劳方、雇主和雇员、老板和员工的冲突视角进行教育……图解和说明中的老板和企业主的形象往往是嘴叼雪茄的懒惰富豪，有时还会涉及童工、互联网欺诈、手机上瘾症、酗酒和不公平解雇等话题。我们可以想象，在如此教育背景下长大的欧洲人看待世界时自然会选择一种居中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式的视角。欧洲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这种偏见的强度和深度实在令人惊讶。
泰尔的调查表明，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在不同国家有巨大差异，甚至超过被观察的世界本身的差异。调查还显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或者他们对某些共有价值观的排序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布吉尼翁观察到的对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的重视程度。
前文提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每项价值观（规则、态度或世界观）的流行程度在各国都有巨大差别。此外，对个人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表明，国别差异与随机样本中个人特性的影响几乎无关，国别差异远远超过观测差异的预期水平。这些调查中的某些价值观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比社团主义国家更强势，而社团主义国家则流行其他一些价值观，这是意料之中的。
本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有若干价值观对一个国家的杰出经济表现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个命题到目前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某些价值观可能影响了构思创意、开发和尝试新产品的能力和愿望，其他价值观可能影响了支持或破坏创新前景的经济环境。通过这些渠道，西方国家（不管其属于现代资本主义还是社团主义）的很多价值观都可能影响到工作满意度，包括直接影响工作场所的激励和挑战，或者通过促进经济挑战和回报的新制度产生间接影响。现在，我们需要用调查数据直接验证这个假说。
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最近开展了一项研究，监测了西方文化中的问题解决、好奇心、实验、探索、新奇和变革等因素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最终关系到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一批结果已在2006年威尼斯研讨会的论文中发表，主题是欧洲经济受束缚的原因。这篇论文探讨了经济文化的价值观，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选取了九种关于工作的态度，逐一分析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某些价值观与一个或多个维度的经济表现显著相关。例如，某个国家的受访者如何看待“工作的趣味性”与多维度的经济表现有关；对新观念的接受度也是一项很好的预测经济表现的指标，还有主动采取行动的意愿；不太情愿服从的指标（这在某些欧洲国家很突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准备接受变化和愿意参与竞争的指标有帮助作用，达到目标的意愿的影响不大。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希望获得体验，看重生活的过程，而非特定的目标。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假定的各种文化要素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证明，较为成功的价值观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社团主义色彩较浓厚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等）在这方面不及比较对象（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也不及海洋贸易比重大的国家（丹麦、爱尔兰和冰岛等）。不过那篇论文没有涉及本章特别关注的经济表现指标——工作满意度。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数据验证对传统经济表现指标（劳动参与率、相对生产率和失业率等）有显著影响的态度是否对工作满意度也有显著影响。结果当然是没有疑问的。设计一个更精巧的方法也是一件有趣的任务。
本书所介绍的历史显示，有另一个办法验证经济文化对工作满意度（还包括更广义的经济满意度）的重要性。历史进程证明了现代伦理（要求通过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实现自我）和现代道德（摆脱家庭、社区、国家和宗教义务的传统束缚，进行创造性追求的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本书第二部分讲述的世界历史都是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的较量，是从19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没有尽头的伟大斗争。在现代主义占上风、传统主义后退的地方，例如英国和美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开花结果。即使在强调平等和博爱的法国和德国，传统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强大，它们也建立了相对现代的经济制度。但随着传统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并占据欧洲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经济的现代性质有所消退。
如果历史的实际进程的确如我们描述的那样，那么在现代文化价值观较为盛行的国家，我们应该能看到更令人难忘和更加广泛的繁荣景象，以及更高的工作满意度。传统主义的很多要素也在发挥作用，在传统价值观影响小的地方，我们也应该看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在拉查·博吉洛夫（RaichoBojilov）与我在2012年完成的一篇工作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一个国家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对平均工作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我们测算了多个国家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某些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作为其具有或缺乏现代主义文化的标志。这些指标的测算是根据若干是非判断题的回答进行的：
向生产率更高的员工支付更多报酬是否公平？
公司的管理层是否应该受公司所有者的控制？
你是否认为竞争是件好事？
此外还包括要求回答者给出从1~10的评分的问题：
一个人是否应慎重对待生活中的重大变化？
你是否担心新创意？你是否认为经受过时间检验的观念通常更好，还是说新创意值得开发和尝试？
你是否担心变革可能带来的困难，还是欢迎新事物带来的任何可能性？
通过量化分析每个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数据，我们可以测算该国在这些价值观上的平均认同度。利用这六个量化指标，我们得到了一个现代主义指数。
我们也用类似办法构造了一个传统主义指数，选择的调查问题与高度关注对家庭和社区的责任有关。如果经济发展可能使儿童脱离家庭或社区的照顾，则不能被接受。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四个问题覆盖若干传统价值观：
给他人提供服务对你的生活来说是否重要？
儿童是否应该尊重和喜爱父母？
父母是否对子女有责任？
无私是不是你的子女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品质？
我们并不是说对父母或子女十分严苛的人就会成为出色的创新者，而是说如果过分关注家庭或社区、忽视个人则会抑制创新的发展。
数据分析的结果如何？人们通常认为，传统价值观是联系社会的珍贵纽带，可以间接地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参与经济生活的其他收益。还有人可能认为，稍微有些现代主义要素就可以了，过于强烈的现代主义会削弱合作、引发焦虑、失去古代手工业者拥有的那种深刻的工作满足感。欧洲大陆的政治家们在每次演讲中都会赞美这些珍贵的信仰。然而我们的研究明确显示，以上这些偏见都不成立。
数据结果显示在图8–4和图8–5中，其依据是表8–2中的现代主义指数和传统主义指数的数据。如图8–4所示，传统主义制约了工作满意度，芬兰、丹麦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传统主义指数得分很低，而平均工作满意度却很高，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也经常被大家关注；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传统主义指数得分很高，平均工作满意度很低。还有，样本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瑞典、加拿大、爱尔兰和丹麦的工作满意度较高，这与它们的传统主义指数得分不相称，但它们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一些特性。
现代主义对工作满意度有强烈的促进作用，现代主义指数得分高的国家在工作满意度上的得分也较高，现代主义文化最明显的国家（冰岛、芬兰、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在工作满意度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不过在2001年，瑞典的工作满意度大幅下降。
结合起来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工作满意度低可以归咎于其传统主义指数得分高，其高于平均水平的现代主义指数未能完全抵消这一负面效应；法国的工作满意度低是因为传统主义指数高于平均水平，同时，现代主义指数又低于平均水平；德国的工作满意度低和奥地利的工作满意度高却不好解释，很显然，价值观也不是万能的。
让人吃惊的是，从最近的数据测算来看，有如此多的国家的现代主义指数得分都高于美国，而美国应该是现代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得最突出的国家。这是不是因为近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如图8–2所示，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文化发生重大改变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不过在几十年的跨度内发生改变就不那么罕见了。美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是否失去了活力？其背后的原因是不是现代主义文化的衰落和传统主义的复兴？这些是第九章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