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新鲜、原生、真正有创造力的浪潮在黄昏拍击海岸时，我们才重新发现西方。
——雅克·巴尔赞
与19~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就辉煌的现代经济相比，今天的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从经济表现的几个核心维度（工作满意度、失业率和相对生产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来。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三方面都出现恶化，只有工作满意度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期有过短暂的回升。其他西方国家也或早或晚出现了类似的恶化趋势：德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法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也逐渐显现出增长乏力，这些严重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便再也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持繁荣。
美国经济的长期恶化一开始显得很神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女性和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失业率有所上升，工资有所下降。但人口结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显然是暂时现象，经济的持续恶化表明其构造板块正在发生变化——一种系统的、本质的变化。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严重减速才充分显露出来，但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出现，只是被繁荣的就业市场掩盖了。1962年秋天，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了“让美国再度前进”的口号。讽刺的是，现有数据表明，明显的生产率减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开始显现，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恶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国的生产率增速都非常低，进入互联网繁荣时期后有显著回升，此后又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蜗牛速度。
剖析生产率减速有助于我们看清真相。生产率有两种类型，人们较熟悉的一种是产值与工作量的关系，被称为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如图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几十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维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后，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时数的迅速增加导致劳动报酬递减。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本平均产出的增速下降得更快，这就很难归咎于劳动投入的增加。我们还可以把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进行综合，观察全要素生产率或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变化（这个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绍过，相当于单位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参见图9–2：1972年之前约为2.26%，此后约为1.17%。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减速更严重。如图9–1和图9–2所示，在互联网繁荣时期生产率出现了加速，趋势逆转，但泡沫破灭之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更为严重。
1973年，当生产率增速下降已非常明显（并将继续恶化）时，失业率开始大幅上升，从1968~1969年多数月份3.4%的低谷，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点。1972~1981年平均失业率为6.6%，而此前20年的平均值仅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为4.95%。1973年后的城市骚乱尤其严重，石油价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剧提高更是火上浇油，不过这种效应是暂时的（特别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在1973年之后的30年里，平均失业率为6.3%，其中1982~1991年为7.0%、1992~2001年为5.4%、2002~2011年为6.5%。欧洲国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失业率上升。在所有西方国家，生产率增长减速带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已成为整个时代的标志。
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失业率提高之间是因果关系吗？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现代性质，某些已不再是现代经济）约20年的观察表明，生产率增长减速与失业存在系统性的联系。经合组织职业研究的结果显示：英国的失业率一开始比美国还低，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超过美国，法国的失业率也在80年代超过美国，德国则于9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与之相对应的是，生产率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的依次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因此，生产率增长减速会规律性地带来更多失业，胡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阐释了这个现象。其实很多记者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他们甚至开始用“增长”作为高就业的同义词，直到2010~2011年的“无就业复苏”才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增速放缓的原因与美国不同，但增长率同失业率的直接联系依然很紧密。当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生产率迅速增长但就业不振的现象，即“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提醒过我们，创新活跃会造成某些摩擦性失业。不过，大规模失业似乎难以归咎于快速的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其他货币和非货币因素推高了失业率。如果当时没有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没有人修建跨越全国的电缆，美国的失业情况可能更严重。
就业与创新率之间有三种机制联系。第一种是直接作用，企业如果感到来自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威胁降低，常常会提高价格、减少雇员数量。
第二种是企业的雇佣人数和自身创新前景的关系。如果企业认为自己的生产率增速会放缓，那么对新增雇员的产值期望就会降低，此时，生产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样，将导致企业减少雇佣人数。
第三种机制通过工资和财富的关系发挥作用。最简化的理论模型是，某个经济体的产出完全是由劳动创造，不存在任何物质资本，这个社会的资本都被企业用来把新员工培训成技术熟练的员工，正如胡恩和我的论文中假设的那样。此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从而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在长期一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技术突然得到改进，人均产出突然增加，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工资可能上涨，就业率会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资与财富（家庭的财产价值）的相对比值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随着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储蓄也会相应增加，财富会不断增长。家庭财富的增加会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因为员工所要求的工资会提高，从而压低就业量，推高工资水平。然而，只要财富增速还没赶上工资增速，财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业量绝对下降。如果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速持续提高，财富的增长将永远赶不上工资的提高。在这个阶段，财富虽然也在增加，但相对于工资却在减少。只有当工资财富比足够高之后，财富的增速才能最终赶上工资，这个阶段才能宣告结束。
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下降会对就业和失业产生两种不良影响。首先，生产率增速下降时，储蓄并不会停止增长，因此财富增长在初期不会减速。其结果是工资财富比在1968年达到“二战”后的新高（0.38）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下跌，1980年降至0.32，1990年为0.29。很多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要求更好的待遇，否则就更换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财富工资比的膨胀也促使消费与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费占国内产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见图10–2a和图10–2b）。其次，预期利润率增速降低使经营性资产（包括员工和顾客）的价值随之降低，股票价格在1968年狂跌，企业业绩不佳导致预期更加悲观，股价直到1974年才恢复平稳，由此也导致就业率下降。消费品行业的员工发现，他们在雇主心目中和经营性资产一样贬值了，他们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原有的岗位。然而，许多员工考虑到实际家庭财富仍在增加或者没有显著减少，因此不愿意接受降低实际工资的现状。与此类似，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也发现其产出的市场价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饭碗，只能降低实际工资。在相对财富减少时，通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逐步复苏，但工资和就业水平要想从这一结构性调整中完全复苏是没什么指望的。美国企业的股票价格最终在1992年恢复到了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于生产增量资本的劳动机会却增加了，也就是说，用于资本品生产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更大了，而且员工们在1992年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1968年，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把他们留住。
这些是否意味着“储蓄是件坏事”？当然不是。储蓄行为是支持投资和创新项目的必需品，现有的资本存量和来之不易的知识积累都是储蓄的“丰功伟绩”。然而，财富也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和工作意愿，从而增加新投资等创新活动的难度。通常来说，储蓄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可以使产出的增幅超越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但是当创新陷入枯竭时，储蓄能带来的生产率增幅越来越小，经济活动的产出就会低于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关问题的根源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而普遍的增长减速，而这种减速只能归咎于自主创新的萎缩，因为草根创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新的主要源泉。
创新减弱的另一个影响是创新带来的包容性影响的逆转。当某个地区开始繁荣时，边缘位置的工人和资产能获得最大收益，甚至从零收益转向正收益。与之类似，衰退给社会边缘群体造成的伤害最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强势群体或富裕群体。这种现象将成为下文的重要话题。
总之，各种投资活动（对新设备、新员工等）及其支持的创新是维持高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政策反应（及其失败）是后续的重大历史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生产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现快速发展的迹象。产业界人士不再指望生产率能像以前那样，今天的员工也不指望成为将来的超级雇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知道，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抑制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没人知道究竟该移动哪座大山。不过，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能够缓解问题的措施：抑制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向受打击更严重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1981年，热衷于供给经济学药方的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希望普遍下调所得税税率，以此增强人们参与劳动、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从而增加就业。他还建议对企业的投资费用进行税收抵扣，厂房设备的投资增加虽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不过，当时的美国国会对财政责任的要求并没有21世纪前10年那么宽松，肯尼迪当年的减税法案是在他遇刺后才在充满哀悼情绪的国会会议上通过。非常相似的是，里根也是在遭受枪击事件后，其减税法案才最终通过。但政府同时也填补了一些逃税漏洞，希望尽可能弥补税率降低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实现所谓的税收中性。但随着里根减税政策的推出，美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提高，1982年达到10.4%的顶峰，直到1989年年底才回落至5.4%。
1989年，对供给经济学（曾称其为“巫术经济学”）心存疑虑的新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却希望维持财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党人拒绝削减政府支出，国会表决通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增税法案，由总统签字生效。这导致美国失业率在当年年中开始提高，1992年达到7.5%，1994年回落到6.1%。当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府的想法又改变了。克林顿的顾问们认为，财政盈余在未来数年内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将多于其破坏的就业机会。不管怎样，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互联网革命和互联网泡沫。当2001年失业率再度飙升时，新当选的小布什总统再度求助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在2002年推出了所得税削减法案，随后在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扩大福利，最后还出台了鼓吹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一繁荣未能长期持续，失业率飙升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在这段时期，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开始参与经济活动，这使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这也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依然非常有效。
显然，即使在公共债务水平较低的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政策和供给经济学的刺激劳动供给政策都未能逆转生产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趋势。这并不是说所有政策都毫无价值，而是强调这些行动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而没有可持续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弥补成本。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又出现了另一种退步，而且持续恶化到90年代早期：经济包容性的下降。这里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势群体的相对失业率和相对工资等指标。长期观察得到的一个常识是，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大约是其他群体的2倍，其相对失业率的上升在这个时期并不明显，然而，低端劳动力与中等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资与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工资水平）的比例。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20世纪40年代，低收入者相对于中位数收入者的状况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资水平提高的美好时代于20世纪最后25年宣告终结，全职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与中位数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扩大了9%，到80年代又扩大了10%，90年代依然以同样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才稳定下来。其结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对工资到90年代中期约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