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满意度下降的现象并不限于美国。源自内部的自主创新曾经是西欧国家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源泉，但这种创新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停滞，到50年代已彻底消失，只是依靠从海外（主要是美国）引进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弥补这个缺陷，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引进一直占主流地位，给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满意度。然而，随着美国的生产率在70年代的减速，到80年代，欧洲国家能引进的海外创意大量减少，那里的工作满意度和就业数量开始显著下降。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断，欧洲国家的工作满意度会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为其基点原本就不高。事实上，从世界价值观调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数据可以看出，英国的工作满意度在1980~1991年严重下滑，1991~2001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意大利在1980~1991年下滑，德国当时的下滑幅度较小。最后，欧洲国家自身的生产率增长也必然减速，意大利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分别从1997年、1998年开始急剧减速。法国的工作满意度虽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21世纪前10年再度下降，德国则是从1984年开始就陆续减速。
许多人认为，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标志着工作稳定度的下降。不仅专注于安全保障的人可能会这样想，就连一些涉猎范围更广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家庭调查专家就提出：工作稳定度是工作满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你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满足感，但某些东西使你担心失去这份工作，你就会说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说你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岂不是更准确？至少有一个调查引导受访者把工作稳定度纳入工作满意度，并将其列为工作满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么，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稳定度之间是否存在统计相关性呢？如果把各种干扰因素清除，的确能看到这样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工作满意度低和工作稳定度低可能只是经济中有大量低收入岗位存在的特征。工作稳定度也不是工作满意度的充分条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稳定度很高，但工作满意度极低。不管怎样，生产率增长减速时期的历史数据并不表明工作稳定度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家庭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在岗员工对工作稳定度表示“完全满意”的比例从1989年（调查初年）的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这些信息来自美国的工作满意度数据汇编，没有更早的年份）。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报告指出：感觉“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失业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从1977~1978年的91%（最早的数据）到1990~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觉“非常容易”或者“比较容易”找到报酬相当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从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这些数据表明，经济活力下降并没有增强不安全感。
因此，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能够证明经济活力的丧失会导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随着生产率增速放缓，人们会推论出熊彼特主义的“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现象同时减少，而实际数据也证实了这个推测。据估计，1989年有8%的工作岗位被破坏，这个数字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这个结论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工作的不稳定度在经济衰退时期通常会升高，然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工作的长期稳定都发生在某次衰退之后。即使经济衰退加剧了失业问题，在经济复苏甚至平稳期，工作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坏，因为危机及其破坏已经过去。活力丧失、解雇浪潮等破坏虽然在经济复苏期未能逆转，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轻易再爆发。
生产率增长减速时期的一个新现象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金融业的结构性转变。美国的重工业（耐用品制造业）就业人数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为1150万人，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则从720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万人。由于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员工大多是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因此其他部门的增长无法创造足够多的新劳动力需求，也就无法弥补原需求的减少。就业的完全恢复要求总产值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产值的增长不足以完全实现就业水平的恢复，这在今天被称为“无就业复苏”。制造业下滑在21世纪前10年加剧，当然部分源于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建筑业的繁荣很快弥补并超越了制造业的就业损失。在国内储蓄不变的情况下，从购买美国的国内产品转向购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增加了用于国内投资（建筑业）的资源总量。在储蓄减少和投资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外贸赤字必然扩大，出口越来越少，从中国的进口越来越多。
最后但同样关键的一点是，在生产率减速时期，就业波动越来越大。我们已经介绍了失业率上升的趋势，但还有其他经济表现维度，包括离职及其带来的混乱感。这个时期，在30多年内就发生了5次衰退：1975年（月度失业率达到9.0%），1982年（10.8%），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观地说，1972年之后的经济变得更易受到衰退的影响。我们可以用骑自行车来做个类比：在不得不低速前进时，骑行者往往更容易偏离路线。创新的削弱可能是生产率和就业减速的原因。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企业考虑放弃某项创新项目，担心新产品遭遇失败，首先是害怕新产品会使自己的产品被市场淘汰，另外也很担心市场需求会因下一次衰退而变弱。
2008~2009年的严重衰退是一个特例，这不是因为其下降幅度最大，而是因为这只是长期衰退的序幕，美国经济直到现在才勉强摆脱。相比之下，1933~1937年从“大萧条”中的复苏创造了复苏速度的纪录。低谷也往往代表着矫枉过正，而非基本面的因素，低谷之后通常会出现高速复苏。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后的复苏期都非常规地延长了。再以骑自行车为例，我们的解释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对抗衰退的能力更强，就像快速前进的骑行者回到正轨的速度也更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当美国经济回到过去的快速增长轨道时，失业率在达到7.9%的峰值（一年前为3.7%）后一年内又回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达到9.0%的峰值（一年前为5.1%）后，花了3年时间才回落到6.0%。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1950~1972年的黄金时代相比，197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长期，美国经济也几乎不受衰退的冲击或长期处于波动状态，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投资过剩之后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而政策的失误又加剧了衰退。
如今，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引发2008~2009年严重危机的一系列错误行动：政府试图扩大住房所有权的政策，房价会不断上涨（至少有时间卖掉）的幼稚判断造成的鲁莽行为，抵押贷款发放者的欺诈行为，大银行通过大量借款提高资本杠杆率然后把抵押贷款做成资产包卖给海外银行（打包和分销）的做法等。
然而，我们所分析的这一时期的多次衰退（包括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却显示，许多家庭靠大幅减少储蓄维持收入水平，整个国家通过向海外大量借款维持财富规模，政府通过大量借款和各种刺激投资、产出和就业的措施维持其财政收入，而这些做法最终被事实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其效果令人失望。总体来说，人们顽固地否认生产率下滑时代已经到来，拒绝对未来可以承受的国内消费水平进行冷静判断。这必然导致一个病态的社会，政治领袖在选民面前不敢讲出真相。大减速之后并不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生产率增长减速会使社会陷入狂躁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过度投机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它更有可能使整个社会跌入衰落和瘫痪的深渊。但不管怎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减速的原因并积极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