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一声脆响，一个精美的茶杯这下真的悲剧了，魏王李泰原本就肥胖的一张脸，此时已经变得涨红，一双小眼怒视着杜楚客道。56书库
“那个杜睿真的是这般说。”
杜楚客好歹也是朝廷的四品大员，但是面对李泰这个小毛孩子，却显得战战兢兢，道：“确实如此，臣将其中的利害关系皆与他讲了，但杜睿此人~~~~~~~”
“哼！”李泰冷哼一声，道，“当真是不识抬举。”
在一旁的萧德言忙道：“殿下不必动怒，便是那杜睿不肯依附，又有何虑，想来也不过是个少年郎，便是有些才学，也当不得大用，如今殿下要紧的便是讨得圣上的欢心，只要圣上心向殿下，余者皆不足虑。”
李泰这人虽然才华横溢，少年聪慧，却毕竟不谙世事，闻言思虑了片刻道：“说的也有些道理，对了！肖萧大人！上次你说的那个稻生双穗的祥瑞在哪里，明日本王要亲呈父皇！”
众人再一打岔，李泰便将杜睿扔到了脑后，他为人自负，于自己的才学甚是自信，对旁人多少存了几分轻视，让杜楚客去延请杜睿，不过是存了56书库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后人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色色小说?》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资治通鉴》在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文学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资治通鉴》更加完美。
“从今日起，本少爷要闭关修炼了，没有要紧事，谁也不要来打搅我！”
宣布完这件大事，杜睿一转身便进了书房，只剩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后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