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韦丹自己从长安带了一批幕僚赴任。韦丹的事情做的很低调，首先是在乘船赴任经过淮阴后发现宝应县的航道上盐船很多，而且有一艘官船莫名其妙的翻船。到达扬州后，接到宝应县的报告，说一船官盐尽数溶于水中，确定其中有鬼的韦丹立刻派人暗中查访。扬州历来被视为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也，韦大人到任扬州后，与民同乐，来者不拒，一片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赢得了扬州上下的交口称赞，韦丹一个月不到获得了大量的赠诗，远在长安的王锷还有其他人也把心放了下来。当然，这个上下在这儿是偏义复词，偏指上。
下面的呢?扬州的下面对韦节度是极其失望，而韦节度的下面却没有让韦节度失望。掌握了丰富的证据后，韦丹立刻上书秘密请示该怎么办。怎么办？严查呗！
虽然水利工程在旱灾来临时发挥了极大的功效，有效地抵消了旱灾的部分影响，但是李诵还是下了罪己诏，这次把失德的原因归在了吏治不整上，舆论既然已经造出来了，当然要树立几个典型，向上天表达自己改正的决心，于是王锷的案子就成了瞌睡时遇到的枕头，饥饿时掉下的馅饼。
事实证明，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只要用心查，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尤其是类似这种公开的案子。以宝应县令为线索，掌握了一大批证据的韦丹突然发动，素来笑容可掬看似人畜无害和气生财的韦丹韦大人脸一翻，一夜之间逮捕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府以及各州县官员，军官，富商，黑社会甚至和尚一百余人。一时间风声鹤唳，许多富商闭门不出，将历来繁华的扬州突然弄得冷冷清清，韦丹也因此赢得了韦“破城”的称号。
而后，韦丹以雷霆手段清查官仓官田，以盐为突破口，查获王锷在淮南节度使任上贪污倒卖官盐的证据。奏章一道长安，千牛卫就包围了王锷府第。永贞三年十二月，经过刑部和大理寺会审，王锷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接到有司报告后，李诵下令给王锷议罪，各方面自然纷纷上书，以为不能擅杀大员，于是皇帝陛下宽宏大量，下令贬王锷为广州刺史。连同前些年贬到此地为潮州刺史的袁滋，柳州刺史的潘孟阳，潘孟阳是因为奉命巡视江淮水灾时带着三百家奴游山玩水被贬官的。岭南一时间高官云集。而这些贬官说实话能力确实很强，为了能取得政绩被朝廷召还，一个个都很努力，岭南的开发也就在这些贬官的努力下蒸蒸日上。
王锷的被查处给了御史们极大的信心和热情，御史中丞裴度先后上书弹劾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反禁令进奉，都被查实。柳晟，阎济美也得到了罚俸半年的处分。官场的秩序顿时焕然一新，虽然李诵心知肚明，这只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假象，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真正收效，他仍然为此感到高兴。起码抗旱救灾的命令顺畅多了。
根据皇帝这个职业的惯例，当天灾来临的时候，抗灾的措施除了下罪己诏，还有降德音，就是一些惠民的措施。持续了四个多月的旱灾使得宰相们开始提醒皇帝，要以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品德了。李诵考虑再三，让群臣进言，结果拿到奏章，李诵就乐了。
翰林学士白居易，李绛上书说：
“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
走的还是免税皇帝的老路。不过李绛和白居易两人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乒乒乓乓接连上书，比如进一步裁减宫中的用度，再比如岭南，福建，黔中的风俗喜欢掳掠良家子弟卖为奴隶，应当严厉禁止等等，李诵一一接纳。相比较而言，李诵真喜欢现在的白居易。朱熹曾经评价白居易说，人都说白乐天清高，某看来却即是爱钱，你没看到乐天诗里写到官职俸禄的时候，口水都流了出来么？现在的白居易显然还没有那么多暮气。白居易的转变实际上是从元和八年因为武元衡遇刺上书请求搜捕凶手，被宦官和保守朝臣污蔑为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时开始的。那次贬谪给白居易带来了和《长恨歌》起名的《琵琶行》，也使得白居易失去了当初的锐气。现在看白居易朝气蓬勃的，李诵原本打算找个茬把白居易弄江州去把《琵琶行》写出来的打算消失了。
或许这样，历史上就少了《琵琶行》这样一篇伟大的作品，却多了白居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使得小白不至于老来写些“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文字，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兴建水利和耐旱的占城稻在岭南、浙西、湖南的迅速推广，使得旱灾的损失比预计的小了许多。踌躇满志的李诵为了讨个吉利，同时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决定明年改元为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