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派出所制度改革后不久，高俊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并且不出意料地遭遇到了巨大的反对。
其实，这项政策也非常简单，高俊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并且设置了一项选拔考试，从吏员中选拔人才，加入官员的队伍。
事实上，尽管古代官吏绝非一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交流，也有少量吏员能够通过劳效、选拔等途径从吏到官，但是数量决少，几乎不必考虑。
但是高俊这次拿出的职位不少，而且还要将这项考试制度化，以后根据地的小吏们都可以通过考试来获取升迁资格，成为官员。这也是高俊官吏一体的第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们，尤其是清流士子们对高俊的这一举动还是非常不满的，元好问已经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最好还是到开封去网罗人才，由于河北战乱，大量的北方士子寄食于开封，这些人颇具才华，而且目前衣食无着，高俊可以轻轻松松的将这些人招揽到自己门下。
至于本地的吏员，如果真有才异行卓之士，只需要特别加以擢升即可，何必要专门弄一个考试，一次性弄上几十上百人呢。
赵汝凡直到跟高俊来到山东时都还年纪轻轻，没有进学，因而算不上士大夫，只能说是乡间的读书人。但是像他这样的小康之家也经常被胥吏所刁难，所以对这种人的印象不高，他同样也认为应该多招揽本时代的知名士人。
翟呈信倒是没有表达反对意见，也许是做官太久，又常年负责与司法有关的事，对人生百态看得太多，反而对于官吏之间的区别没有了那么大的成见。
这三个人算是反对意见不大的了，相比而言，其他人对于从小吏中选拔官员的措施极为不满，纷纷上书高俊，要高俊亲贤才远小人，可不要重用胥吏。
胥吏当中小人颇多，不乏奸猾之徒，对于这一点，高俊也很清楚。但是其中何尝没有贤才呢？因此，高俊在考试中加以严格限制，并且对于中选者要进行详细的背景调查，以此来确保中选之人的品德才能全部优异。但是高俊也绝对不会因为有开封的流浪士子就不进行立员选拔。
其实高俊也知道，开封士子的质量可能还要更高一些，但是，进行这样的考试不仅仅是为了选拔吏员当中现有的贤才，更是向根据地上万吏员展示高天王有此位以待，只要有盼头，整个根据地的吏风应该会产生变化。
考试在重重阻碍当中如期举行，七月初五放榜，共有122人中选，他们也被提拔到从九品以上的位置。
也就是在几天之后，司法院所编撰的山东吏员条格得到了军民元帅府的批准，正式颁布刊行，并且在全根据地范围内实施。这个条格是未来要实行的官吏法的一部分，鉴于目前根据地的情况而提前发布。
该条规定了各县所应该任用的官吏人数，并且将吏员的等级薪酬也加以规定。
根据地的全部吏员被分成了6个等级，也可以逐步迁转，立有功劳可以破格提升，各级之间界限分明，俸禄也有明显差异，从最低级的吏员开始做起，就算是一切都顺风顺水，也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升到最高一级。
与此同时，各县衙门里所能使用的吏员人数也大大提升了，按照金代原有的规定，即便是上等的县，县衙内也只有八名司吏，而高俊直接将这个名额提高到30人，并且设定了其上下级别，依照级别发放俸禄。
但是，这也不是无原则的扩大政府规模。与此同时，高俊也开始严格限制各州县雇佣编制外人员，并且派出军队人员协助各州县进行筛查，将原有的编制外人员进行考核，如果能力足够的话，就将之纳入县衙当中，成为正式的司吏。如果能力不足或者劣迹斑斑，直接归为平民，从此不得再借助政府的权威肆意滋事。
县衙雇佣编制外人员也算是一项老传统了。从唐宋开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各县原本规定的人员额度实在是跟不上了。一个大县可能有近20万人口，但是只有四名官员和十多名小吏，根本不可能有效管理。
而地方官员解决的办法就是，大量招纳编制外人员协助政府工作，除去朝廷规定数目的司吏之外，各县往往还有数量巨大的押司、抄手。这些人连“吏”的编制都没有，充其量只能算是政府雇佣的临时工，比起地位已经很低的小吏还要可怜的多。
但是这些人数量巨大，而且比吏还要深入基层，所以大有便宜可占，在百姓眼里同样是呼风唤雨之人，响当当的呼保义，也不过是个郓城押司而已。
这种编制外吏员的数目往往极为广大，甚至于个别县内有近百名，而为了养这些人，官府往往还要在正规税收之外，在百姓身上另外摊派一笔钱。这又给了官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巧立名目，苛捐敛财，如数归还，三七分账。
这笔钱的份额因此也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朝廷的征税，金朝初年，胡砺知深州，深州有五县，每县都要征收上百名弓手，一年从百姓身上搜刮5000万钱作为养人之资。
因而，高俊大举扩大了各县的吏员人数，但是禁止雇佣编外人员。
这一个月也是高俊最忙碌的一个月，一方面要推行内部的各种改革，另一方面还在加强对外的情报体系和交往体系、训练军队、提拔军官、挖掘人才、建立新式学校。
潘正已经去了陕西，而何志也的任务同样重的很，高俊可以指望的还是王浍，尤其是人事任免上，每次都要经过王浍的意见。
目前，山东的三人团空缺了一个位置，高俊很想让王浍顶上，但如果真的论资排辈的话，赵汝凡也许才是最应该上的。关于如何选择在山东的第三人，高俊还没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