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宝回到龙城之后，等待他的却是又一场背叛，这次背叛他的人名叫兰汗。
兰汗是后燕国的尚书令，他同样是慕容垂的舅舅，还是慕容恪之子慕容楷的岳父，还是慕容宝之子慕容盛的岳父......
就是这样一个与慕容家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在慕容宝和慕容农兄弟赶回龙城时，偷偷地联系了作乱的首领，并将慕容农送到了他们手中。
慕容农被俘后，后燕的士卒顿时四散逃跑，追随在慕容宝身边的人也就没有几个了，随后他便只好逃出了龙城。
兰汗则在龙城拥立太子慕容策继承帝位，又派人去请慕容宝回来。
慕容宝一直往南跑，到黎阳时才知邺城被早已被拓跋珪夺去。
他也就此猜出了，慕容德表面上是想与自己联合出兵收复故土，实际却是要弑杀自己的阴谋。
慕容宝权衡之下，只得返回龙城，可一去一回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
当慕容宝离龙城还有四十里地时，却遭遇到了伏击，并且就此身亡，击杀他的人正是兰汗的弟弟。
兰汗杀掉慕容宝之后，理所当然地杀了傀儡皇帝慕容策，而后自己建元称帝，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改元青龙。
因为兰汗的女儿嫁给慕容盛，所以他在妻子和女儿的苦苦哀求下，非但没有杀死慕容盛，而且还任他为侍中、加左光禄大夫。
慕容盛使用离间计使兰汗兄弟互相攻杀，兰汗被慕容盛的亲信杀死，随后以长乐王称制，改元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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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水深火热的北国，江左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至少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中就发生了多处战乱。
先是司马元显以为刚建立的南燕国好欺负，于是派了两万大军去做试探性攻击，结果却因此失去了大片土地；南方也出事了，安南国的国王竟然对交趾郡悍然发动了攻击，结果只是虚惊一场，很快就将来犯敌人打退了。
西北方面也不太平，这主要表现在洛阳被后秦帝国侵略了。
后秦打洛阳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可以说这几年基本上每年都来一次，至少郗恢当雍州刺史的时候就战胜国好几次来侵略洛阳的后勤军。
可现任的雍州刺史杨铨期却没有及时去给洛阳解围，而是南下与殷仲堪联合起来与桓玄争斗了；他还给拓跋珪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宣称，只要魏国能救洛阳，洛阳就是魏国的了。
杨铨期能代表江左政府吗？
桓玄也不让人省心，他今年已好几次增兵了，虽说让他与荆州争斗两败俱伤最好，可万一让他吞并了荆州呢？
刘牢之之手杀掉王恭而得以化解，但司马元显并不相信他对朝廷会有什么忠心，藩镇强过中央的危机根源并没有改变。
而对于江州、荆州和雍州的态势，司马元显的想法与殷仲堪是差不多的，他可以默认殷仲堪和桓玄内斗，却不愿看见他们任何一人吞并对方。
可万一这事发生了呢？
要摆脱地方武力对中央的威胁，当务之急便是要大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的建设，换句话说，中央需要扩军！
为了实现这个重大的战略目标，司马元显采取的具体对策，是让三吴一带的“免奴为客”者“自愿”到建康充当军户，增加中央政府控制的军户数量。所谓免奴为客者，是指曾为奴隶得到部份解放，上升为半自耕农的人；他们虽然已有一定人身自由，但仍依附于原主。
而之所以选择三吴，是因为如今中央的号令真正有效的地方，除了国都建康之外，也就剩下三吴了。
司马元显如今做的，换成时髦的说法叫做“人口普查”，在春秋时期则为“料民”，到了东晋时代则是“土断”，隋唐时代就是所谓的“大索貌阅”了.......
朝廷实行人口普查，大搞身份证制度，这对增强国家的税收是有着明显作用的。
可对个人而言，谁愿意被万恶的身份证制度管得死死的？
周宣王料明太原时，随后就发生了平民暴动，这次暴乱愈演愈烈，无法收场。周天子只得将国都迁到洛阳，西周历经四百年的气数也就此断送了。
无暇西顾的周天子，将西方残破的土地赐给了协助平乱的一个附庸小国，这个小国日渐强大，并最终成了东周的掘墓人。
这个当年的附庸小国，也就是后来吞并六国、灭亡东周后而统一中原的秦国。
而慕容宝登基之后，为了补足被拓跋珪在参合陂坑杀的兵员，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结果同样是大失民心......
司马元显的遭遇也差不多，他一提出“免奴为客”的命令，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遭到了三吴地区上下一致的反对。
司马元显顿时就傻眼了，心中大呼不公，“别人能这么玩，为什么我不行呢？”
事实上，早在司马元显之前，江左还真的经历过好几次“土断”，而这些土断对江左政权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西晋武帝太康五年，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
江左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北方的汉人纷纷南下，他们分别居住于扬州、徐州、江州、荆州等地，这些人当时也被称为“侨民”。
经过多年战乱，东吴亡国时江左的人口也就两百万出头，大量侨民的南下使得人口得以充实，他们既能从事农桑，也是兵源的保证。
为了让侨民安定居住，江左朝廷及时*了许多法令来保护他们，并且资助他们取得土地、生计；北侨为南人带来了财富，也使得南方更加繁华。
司马睿、王导等东晋士族高官几乎全是侨人，他们跃居最高决策层，当然会*措施优待侨人。
表面看来是照顾弱势群体，其实就是照顾自己，实现“合情合理”的以权谋私。
由于侨置州县的存在，江左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户口本：
当地土著纳入正式户口，户籍资料由防止虫蛀的特殊药物处理过，呈现黄色，故而叫做“黄籍”；侨人纳入临时户口，户籍资料用的只是白纸，故而称为“白籍”。
与后世不同的是，当时的临时户口仅从免税为出发点的，其福利待遇远远好于正式户口。
“一国两制”的设计造成的后果当然是侨人占了便宜，可要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
给侨人免税，国家的财政就会少了一块税源，收入大幅减少。
侨置州县过多，造成衙门叠床架屋，官僚队伍臃肿、人浮于事、开支浩大，财政负担加重；侨人居所分散和多变，导使侨置郡县的数量和地理方位也经常改变，导致行政区划混乱。
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侨人业已渡过困难阶段，生活水平已与本地人无异。
然而，同朝为民但税负不同的现实，使侨人更加富足，而当地土著很不甘心，这些人开始弄临时户口混入侨人行列，从而实现逃税。
江左朝廷从增加收入，为了化解百姓的内部矛盾，于是颁布了“土断”的政策。
土断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虽然复杂，但简而言之，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在于两方面：
一是废除侨籍。所有百姓，无论来自哪里，以定居地点为据编入正式户籍。无论侨民也罢、南人也罢，都享有同等待遇。
二是废奴为客。
北侨不入户籍就可以不受束缚，如可以免税、免兵役。
寻常北侨因为获得的利益远大于损失，还是愿意入籍的。但是佃户或家奴，更愿意隐藏身份来换取免税、免兵役等益处；他们的主人也不愿佃户、家奴入籍。
朝廷发现这样的问题后，严令大户不得私藏未入籍之人，并且做出了各级官僚所允许能够庇护的佃户、家奴。——尽管这个规定一直没能真正得到推行。
对国家而言，土断政策有着许多益处，但推行却非常不易。
大司马桓温执政时，为了增加朝廷财力，缓和社会矛盾，于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日行土断法，史称“庚戌土断”。
他把从北方南来的民众与南方的土著一起编户入册，一起纳税。
这一政策受到南方人的热烈拥护，效果比较显著；土断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但桓温去世之后，这一次土断也就此终结了。
由此也不难看出，实施土断必须有强权护航才行，因为士族、佃户、家奴是不支持土断的，而土断的对象正是这几类人。
佃户、家奴本是豪族私家之物，尤其是家奴。
废奴为客之后，佃户解除与主人的雇佣关系，家奴也变成了国家公有之物，他们的产出中的一部分由私人收入变为了国家收入。
最开始实施的土断政策，为鼓励北侨入籍所制订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这使得北侨有种被诱骗的错觉。
南人虽然不必担忧身份，但却承担了实施土断过程中产生的负担。
土断可以使朝廷获得稳定的兵源，同样也可以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这对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有时候却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有时候还不可调和。
这次土断的命令一发，瞬间就让江左的百姓受到了一万点心灵伤害，特别是三吴地区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