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袭吉听李曜如此说，点了点头，道：“杨行密此人，对百姓的态度，倒是的确有些明公的风格，不过若论手段，他与明公却是相去甚远。”
李曜笑了笑，没接这个话茬。笑话，我跟杨行密比，等同于多活了一千年，收买人心的手段如果只是跟他相仿，那才是让人笑掉大牙呢。再说，他养民的办法虽然思路没有大问题，却也只是效仿文、景二帝，无为而治，修生养息罢了，哪里及得上我这等动用一切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手段三管齐下推动经济发展，刺激军、民各种消费来得立竿见影？
当然了，李曜也清楚，他这番手段，固然效力巨大，却也不是别人想模仿就能模仿得了的。其中关键就在于李曜手里有军械监这个在短短数年间如同吃了膨化剂一般飞速发展的杀手锏，如今的军械监虽然仍叫军械监，其实哪里只是一个区区军械监了？说句不算很夸张的话，河东军械监其实就等同于后世的发改委加上一个全国性跨军事、民用至少十数个行业的超级大托拉斯。别看河东节度使是李克用，别看真正处理河东政务的是盖寓，事实上除了军粮调运李曜依旧插不进手去之外，其他事关经济的政务，李曜如果不配合，河东节度使府都只能干着急！
数年布局，所为者何？便是今日局面！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便是翻云覆雨等闲间，大局隐隐在握。
李曜岔开了话题，道：“淮帅大业，目前来说，可分四步：第一步，初据庐州，蓄势待发。第二步，兵出扬州，试剑淮南。第三步，另辟蹊径，转战皖南。第四步，纵横南北，一揽江淮。”
李袭吉微微皱眉：“如今，尚不算一揽江淮吧。”
李曜笑了笑：“早晚而已。”
“哦？明公何以如此断定？”李袭吉反问道。
李曜挑挑眉：“袭吉先生何必明知故问？”
李袭吉哈哈一笑，摇头道：“某虽能猜测一二，却无这般把握将话说死，天下事……一变万变，哪里能一言而断？也只有明公你，才有这般自信，偏偏还从来未曾料错，某是不服不行啊。”
李曜笑了笑，心道：“杨行密那边的情况，我的蝴蝶翅膀明显没扇到，所以我才敢说得这么肯定，只是这一点，我可没法告诉你。”
其实李曜在听李袭吉述说杨行密生平经历只是，便已经联系自己在史书中所读到的那个“吴王”，认真思索了一个问题：作为五代时期的一方枭雄和“十国”核心的“创业”领袖，杨行密先是鹰扬庐州，既而叱咤江淮，这个从州兵、队长起家的杨行密，最终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曜觉得，首先是顺应大势，此为前提。
“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这样的话，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低劣。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其实李曜清楚，按照原先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历史选择了五代十国，而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是杨行密成功的前提。王夫之谓：“当行密之时，朱温、秦宗权、李罕之、高骈之流，凶风交扇于海内。乘权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权者既以杀人为乐，民亦以相杀为乐；剽夺争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于卒伍，亦力战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为固本保邦之谋，屡胜朱温，顾且画地自全，而不急与虎狼争食。……行密之为功于乱世，亦大矣哉！”又说：“杨行密不死于朱温淫昏之前，可与有为者，其在淮南乎？”
当是时，杨行密深明大义处理好与唐廷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过渡，赢得后人好评：“行密足未尝履王都，目未尝见宫阙，起于卒伍，无尺寸之诏可衔，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是草泽崛起，无异于陈胜、项梁之于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其君臣之义，盖已浅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独能不附逆贼，甘奉正朔，如王师范、罗绍威、韩建之所为，亦可谓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称王，而帝制赏罚之事，听命于朝，循分自揣，安于其位，而特不屑臣服于逆贼之廷，亦可谓之不妄矣。”那么，杨行密与他的“英雄”们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杨行密与后来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但“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如今，杨行密还不是吴王，甚至连弘农郡王都还不是，仅仅只是淮南节度使，又是短期内突然崛起，约束力自然更不是那么强大。
其次是顺应民心，此为保障。
王夫之对南方许多割据政权顺应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为然：“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时“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杨行密“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
时人称扬一益二，经过七年战争淮南破败不堪，商贾不行，百业凋零。杨行密注重治理根本。江淮有茶盐之利，虽经战火破坏，但基础还在。杨行密曾经“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进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他采用高勖建议，未强行交换百姓布帛，而以茶盐同邻道物物交换。楚州盐城县有盐亭百二十三，常州一带则产茶叶。杨行密招抚流散，发展生产，这些产业在战后都被恢复起来。田頵为宁国节度使时，宣州地区“民室未完，民逃未复”，田頵采取措施，轻徭薄赋，让逃民复业，“不期岁，菏耰秉锄犁，撬播于泥，如云之稼，穰穰在畦”，其时“食廪实矣，田野辟矣”。南唐史虚白即谓“广陵殷盛，士庶骈阗”。
同时，李曜还注意到，杨行密因地制宜制定的税收政策很有创造性。“先是，吴有丁口钱”。陶雅入歙州后，开始实行按亩征钱制度，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田税改革的前兆之一。如果说丁口钱的征收具有临时性，按亩征钱则向定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独醒杂志》云：“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杨行密时所征产钱，较李氏轻数倍。”“产钱”是南宋人对地产的习惯称呼，即田税。税帖反映的史实是，杨家初征时税额较轻。由于苦心经营经济，“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而在非常时期，杨行密始终保持节俭，他到泗州时，“防御使台濛盛饰供帐，行密不悦。既行，濛于卧内得补绽衣，驰使归之。行密笑曰：‘吾少贫贱，不敢忘本。’濛甚惭”。这种做法与骄奢著称的湖南马氏和刻薄出名导致士民皆衣纸的杭州钱镠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再次是强军立足，此为根本。
争战之初，由于杨行密赖以起家的将士主要由淮南人组成，战力远不如北方燕赵及河东军队，在战略上往往处于劣势。孙儒覆灭后，“行密收儒余兵数千，以皁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平时厚其禀赐，逢战使之先登陷阵。黑云都成了淮南的王牌部队。但由于像黑云都这样的客军发生兵变几率很高，于是，杨行密“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为‘黄头军’，以李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兵锐甚”。这支以淮南人为主体的部队的存在，不仅使杨行密实力增加，还可以防止黑云都这样的客军独自坐大。乾宁四年（897），河东朱瑾为汴兵所逼，与史俨、李承嗣拥州民渡淮投奔杨行密。“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杨行密军声益振。
但是如何治理指挥不断组合或整合中的军队，是特殊时期杨行密面临的课题。杨行密坚持以德立威，取信将士，其实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他广纳将才，不拘一格。其将帅多效力藩镇，凡才能者均加以擢用。龙纪元年(889)，杨行密击败赵锽，锽将周本，号称勇冠三军，被俘后杨行密用其为帐下牙将，每战都能“奋跃先登，攻坚摧锋。”作战中伤口遍体皆不顾及，战后则自烧烙铁，烫治创口，依然谈笑自若，了无惧色。杨行密受封淮南节度使，立即以淮南马步使授周本，统领兵权，成为亲信。
“锽既败，左右皆散，惟李德诚从锽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秦宗衡部将安仁义，骁勇善战，投淮南后杨行密甚爱之，安仁义名冠军中。”乾宁三年（896）“癸未，苏州常熟镇使陆郢以州城应杨行密，虏刺史成及。行密阅及家所蓄，惟图书、药物，贤之，归，署行军司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钱公所。失苏州不能死，敢求富贵！愿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执其手，止之，馆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单衣诣之，与之共饮膳，无所疑。”
即便对海陵镇使高霸这样的高骈之旧将，“欲使霸守天长”，袁袭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复用乎？且吾能胜儒，无所用霸，不幸不胜，天长岂吾有哉！不如杀之，以并其众。”行密这才因犒军擒霸族之。但事后杨行密深感自责，以致袁袭死时，杨行密哀外有音：“吾好宽而袭每劝我以杀，此其所以不寿与!”
《五国故事》称“行密雄豪而颇有度量”。《新五代史》亦称其“宽仁雅信，能得士心”。杨行密的治军思想，在李曜以后人的角度分析来看，多表现于对将士的抚御，如《资治通鉴》称杨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尝早出，从者断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问，它日，复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庐州刺史蔡俦先前曾附于孙儒。儒既败，俦遂阻兵以拒行密。景福元年（892）十一月，蔡俦发杨行密祖父墓，并求救于朱全忠，与舒州刺史倪章连兵拒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将兵讨俦。景福二年（893）四月，行密会田頵兵合围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将张颢逾城来降。七月，杨行密克庐州，斩蔡俦。左右请发俦父母冢，行密不从：“俦以此得罪，吾何为效之!”同年，“蔡人张颢以骁勇事秦宗权，后从孙儒，儒败，归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将兵戍庐州。蔡俦叛，颢更为之用。及围急，颢逾城来降，行密以隶银枪都使袁稹。稹以颢反复，白行密，请杀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亲军。”
杨行密善于用将，正确论功，往往帅尽其才，不疑不弃。庐州将才中，杰出袁袭、高勖、戴友规、台濛、刘威、陶雅、田頵、马珣等无不人尽其才。史称“袁袭运谋帷幄、举无遗算，殆良、平之亚邪？以览济宽，事非得以，盖时会有固然尔。高勖志务农桑，仁者之言蔼如也。戴友规数言决策，独探本源，可谓谋臣之杰出矣”。在破秦、毕军中，李神福“居功多，会选卒为黄头军，选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后多建功勋。刘存，在战斗中曾“为流矢中目，存战自若”，在神福病归后，代为招讨使。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智勇双兼，杨行密派他率大军西征，逐步向蕲州（今湖北蕲春）扩张，如愿击破赵锽主力之后得到宣州。乾宁二年（895），“别将张崇为镠执，行密欲嫁其妻，荅曰：‘崇不负公，愿少待。’俄而还，自是行密终身倚爱。……未几，泰宁节度使朱瑾率部将侯瓒来归，太原将李承嗣、史俨、史建章亦来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为将。于是，兵锐甚，强天下。”
杨行密治军以宽，极少出现滥杀事件。对于谋叛将士，也不妄杀。天复三年(903)，杨行密同乡田頵与安仁义、朱延寿举兵叛变。叛变失败后，行密“赦其(田)頵母殷氏，行密与诸子皆以子孙礼事之”。安仁义据城叛变一年有余，杨行密仍然愿意赦免他，“杨行密使谓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归，当以汝为行军副使，但不掌兵耳。’”田頵属吏宣州长史骆知祥善治金谷，观察牙推沈文昌善于文词，曾为田頵撰写檄文辱骂杨行密。杨行密以骆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掌管财赋，以沈文昌为节度牙推，居幕府右职。
最后则是以谋制胜，是为韬略。
唐末军情十分复杂，强弱互见，朝夕多变。杨行密善于以逸待劳、捕捉战机。文德元年(888)，孙儒将攻庐州，时宣歙观察使赵锽遣部将苏塘、漆朗率军两万屯据曷山。袁袭曰：“公引兵急趋曷山，坚壁自守，彼求战不得，谓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从之。塘等大败，遂围宣州。景福元年（892），孙儒兵逼宣州，杨行密谓诸将曰：“孙儒之众十倍于我，吾战数不利，欲退保铜官，何如？”刘威、李神福曰：“儒扫地远来，利在速战。宜屯据险要，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时出轻骑抄其馈饷，夺其俘掠。彼前不得战，退无资粮，可坐擒也！”淮南军遂坚壁清野，待儒军食尽纵兵击之，儒军大败。宣州之役，杨行密以逸待劳，后发制人，获战术成功。
另外，审时度势，借力藩镇，也是杨行密成功的诀窍之一。时“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杨行密最初兵进扬州，势单力薄，通过与高骈部将高霸、张神剑的联合，并取得吕用之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夺取了扬州。虽然知道北方终极对手是朱全忠，杨行密还是遣使大梁，“陈归附之意”。是时，朱温“兼领淮南，乃遣牙将张廷范使于淮南，与行密结盟”。除联合朱温外，还求救于两浙钱镠，“镠以兵食助之”。为了争取有利的战略空间，他还与死敌马殷结为兄弟，当得知部下马賨是马殷的亲兄弟，主动放他回湖南，向湖湘方面作出友好姿态。终于赢得战争主动，大败孙儒，尽得淮南诸州。
既然对杨行密已然综合了史书和今闻两方面了解，李曜也就知道应该从什么方面来与杨行密接洽磋商了。
他露出一丝笑容，吩咐道：“传令，牙兵旅打点行装，明日与某一道穿山东而入淮扬，出使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