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这时才露出微笑，朝众人作了个四方揖，道：“诸位想必已经知晓某是何人，不错，某便是李存曜，承陛下信任，忝为护国节度。”他微微一顿，继续道：“自某持节河中以来，尚未与诸位一唔，所以今日设宴于此，一则是与诸位会一会面，相互有个了解，毕竟……咱们今后要打交道的时候还长着。二则呢，便是为了这次对诸位或关心、或怀疑的《新城扩建令》作一释疑之谈，此事将在今日与诸位说个明白。除此之外，还需隆重介绍我身后这位，想必诸位已经认出来了，不错，这边正是太原王昭逸王相公以及……”
他说到此处，忽见王笉使了个眼色，对他微微摇头，李曜立刻将话锋一转：“王相公此番乃是回太原祭祖，如今事罢，回京途中路过蒲州，为某所知悉，恰逢某与诸位相约，有今日鹳雀楼之会，因此觍颜相求，邀王相公同来。”
节帅既然拱手，众人自然要回上一礼，又因王抟乃是当朝宰相，更要寒暄。过了半晌，终于礼毕情交，李曜这才摆摆手：“诸位，都请坐吧。”然后转头朝王抟、王笉道：“王相公、燕然，请。”他的官、勋、爵比王抟还高，又是此间主人，自然也就毫不客气，径直坐了上首，朝李袭吉道：“李支使，你来详细解说一番关于《新城扩建令》的事。”
李曜如今别看年纪仍只是二十出头，要是放在后世，大学都还没毕业，可在“这一世”，他却已经是堂堂国公、大镇节帅，因此该有的仪范必须要有，这不是他本人爱不爱显摆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伟大的人物也许能顺着时代的脉搏引导潮流，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李曜还没有做一回“穿越者王莽”的意思，自然不会在这种事上弄得惊世骇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李曜的这份《新城扩建令》，放在后世来说，不过就是一份建设规划加上一份融资计划罢了，稍有出入的是，李曜一直习惯于用一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因此这里还带有一点股份制的雏形，只是有些粗糙而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口吃不成胖子，这不过是他第一次进行股份制经济改革的试水。事实上李曜在颁布这道《新城扩建令》之前，仔细回忆了王莽当年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按照他一贯的看法，王莽这货怎么看都是个穿越者，他做的事情起码领先时代近两千年，除了吟诗骗美人外，穿越小说的情节他基本都有了，如果一定要探寻一下这位老兄穿越前所处的时代，李曜一直认为最有可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公元9年元旦，王莽篡位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这位老兄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他主要的改革有八条。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而且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这几乎就是近代所得税先驱之翻版。
从这些措施，李曜觉得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真正实施的社会主义，原来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当然李曜在颁布《新城扩建令》之前想到王莽，并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细思考他为什么失败。按照李曜用后世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其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两面不讨好，岂能不失败？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是改革过急过速。过急过速就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显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李曜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强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终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但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遂告灭亡。
至于说王莽还发明了游标卡尺、还特别提倡科学发明、还对棒子国有着莫名的仇恨之类，那都不提了。总之李曜认为，这货必然是个穿越者，但同时也是个失败的穿越者，唯一的好处是……他的失败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李曜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悲观：如果不能唤醒全部或者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你所用，那么作为改革者就一定不能肆无忌惮地得罪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层。
仍以王莽为例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奉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又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穿越者。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他甚至还曾实行过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了五个里共200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专供贫民居住！
从李曜穿越前，他所在的国家一直高呼廉租房建设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些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利好消息。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较为肯定地认为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而且类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时施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极好的经验。
可惜，超越时代的王莽大大地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们的利益。西汉末年，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的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大地主豪强激烈地反对王田制，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远超过了规定数额，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而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合法性，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占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强们反击的速度，远远高于纳税人自己反应过来王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实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新税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为惊人，结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这时，一场主角几乎尽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乱爆发了。有人统计过，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只占29%，而豪强大姓却占了71%。
那时已经68岁的王皇帝甚至来不及收到广大纳税人们读懂了他的王命的反馈，还在悲凉地哭号着“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之时，就被乱兵所杀。令他稍稍宽心的是，一如当年就拥有满山遍野的真心拥戴一样，他死后仍然有数千位知识分子，追随他跌落的王冠，正气凛然地自刎相陪。而王莽这一场根本没有真正开始的改革，也便在数不尽的不解和谩骂中，开始了它长达两千多年的观念旅行：一个“民选的皇帝”，又被身份、利益、素质和动机全然不明的“民”所淘汰。
虽然有相当的创意，甚至出现了中国所得税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却终因其可疑、可叹甚至可耻的失败，而被人嗤之以鼻。人们所不愿知道的是，理想主义的王莽，其实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人格，都要伟大得多。有句话说“王莽恭谦未篡时”，其实李曜心底里一直认为，一个代汉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当年不是万众齐心非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么？就如那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说他是“抄袭”么？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够推广开来，广大纳税人是不需要通过非人的手段(如战争、瘟疫)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纳税人，最终却是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理论上的恩人举起了屠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在于推广失败。
而推广失败，则是因为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触动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如今的试探性改革——《新城扩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去触动大唐统治阶层的利益，反而为他们谋利。当然，与此同时，也想方设法“夹带私货”，以便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门阀世家、地主豪强，这些人组成了大唐的统治阶层，新城扩建令便是一次为他们谋利的改革。
《新城扩建令》规定，出资参与建设东升新城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后的利润所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你哪怕只投资了一贯钱甚至一文钱，你也是股东，也有分得利润的机会。然而李曜同时又规定，最低一股为三千贯。三千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对于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强而言，三千贯算得了什么？他们觉得，以李曜敛财的能力，投资三千贯，一年说不定就能回本，何乐而不为？就算一年不能，两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总归是赚的，而且一定比地里那点地租要赚得多。
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李曜相信，他们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扩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让这些豪门世家“不抵-制”。从根本上来说，李曜是希望让底层民众因此受益，而这并非不可能。
建设总需要人，建设完了，工厂投产也需要人，按照后世的理念来看，这就是“提供就业岗位”，而在这些人开始在东升新城做事甚至落户安家之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些诸如茶楼酒肆、餐馆旅店之类的生活配套设施，又能养活不少人，因此这对于稳定社会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不见后世的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区区几千人的事业，就能闹出罢工游行，结果甚至有把总统都弄下台的么？
然而，李曜的把戏还不止如此。
听完李袭吉的详细讲述之后，一名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站了起来，冲李曜拱拱手道：“蒲帅，老朽蒲州靳家靳蓿，有一事相询。”
李曜点头微笑，道：“靳公请问。”
靳蓿道：“原先《新城扩建令》上并规定出资参与修建新城之后，出资‘股东’分润利润之时限，而某听方才李支使之讲解，却平白多了一条‘分润利润之时限，自东升新城相应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之期起算，前后共十年’……蒲帅当知，某等若是出资买上一片良田，那可是今日买下之后，纵过百代，仍是我家产业。如今蒲帅这新城建设分红，却居然只有十年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