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抟这个曾经多年“判度支”的实干宰执对于李曜可以动用的财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一，河中自王重荣时代开始，历经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节帅，根本就没有向朝廷上供过，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将赋税“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赋税通通成了“留使”钱，也就是全部留在节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农业在北方历来都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归因此属于节度使府的营田收益本来就不小；其三，由于地理、交通等区位优势，河中节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务产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镇真正最关键、最大笔的收入，仍然是那个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两池”。
解州、安邑两大池盐的收入，还在代宗时期，就已经占据整个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这个收入在如今朝廷财政拮据的时期，已经上升到了六分之一！当然，这个说法仅仅只是“如果”李曜肯将盐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个假设罢了，实际上李曜承王重荣旧制，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钱。那么，李曜可以支配的财力，很明显是非常充足的。
当然，不上供不代表对朝廷毫无表示，李曜不仅有表示，表示还很大，只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进奉。
所谓进奉，是藩镇以“羡余”的名义向皇帝上供的钱物，这在唐后期十分普遍，史称“有土者竞为进奉”，同时进奉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史载贞元时，诸道进奉岁凡五十万贯，其后稍损至三十万贯。实际上恐还不止于此数。比如大历元年，代宗生日一次所得进奉达二十四万贯。德宗时更盛，当时持节浙江的韩说一次进奉竟达五百万贯。而且关键是越到后期，进奉的名义越多，除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之外，各地藩镇要进奉，名义是五花八门。最有趣的是，连一贯处于“名义统一、实际独立”的河朔三镇，虽然一文钱的上供都不给，但进奉却也并不少见。至于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进奉朝廷解盐三千车，而在他上任之后，便将这一数量提高到了五千车，这其实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话说回来，解盐这个东西对于河中而言，本身并无多少成本，进奉三千车和进奉五千车，对朝廷来说大不一样，对李曜来说却几乎只是个态度问题，根本不会对他的收入有多大影响，因此总的来讲，河中节度使府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说河中军府都没钱，那天下数十个藩镇，有钱的怕也就真是凤毛麟角了。
杨潞与王抟这一问一答，河中各家便都一时找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事实上李曜也知道，这些世家对此次赚钱的机会是在意的，要不然今天就绝不会一家不落地全部来了，但是正如之前靳蓿所言，在商言商，他们自然要施展出各种手段，争取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今天这种质疑，其实也不过就是为了谈价。一如后世有些人在个体户服装店买东西，如果有心要某件商品，便总要想方设法找出那东西的一些小瑕疵来，用以与老板讨价还价。
想到此处，李曜便下意识地朝杨潞看了一眼，却正瞧见杨潞也朝自己看来，她虽然带着帷帽，有面纱遮挡，但李曜却仍瞧见那轻纱后面，这个精灵狡黠的女子正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李曜心里顿时明白过来，暗道：“是了，杨潞这妮子岂是这般好相与的，她既然半路杀出来帮我一把，哪能没有企图？只不过，我最不怕的就是你有企图，有企图我才好将计就计，你要是没企图，我才真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他心中念头闪过，跟着就琢磨：“杨潞示好于我，无非是要为淮南谋利，但眼下朱温刚吃了一场大败，当不会有威胁到淮南的能力，杨行密此时应该不会是要我帮忙牵制朱温。既然军事上没有担忧，那就只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可能。政治嘛……目前的大事也就只有皇帝乘舆播越到了华州之事，这事与我还算有些关系，与杨行密显然不沾边，因为李晔不可能去扬州，他也去不了，杨行密不可能是考虑这个。那么，就只有经济了……嗯，这个倒是一时不好猜测。”
李曜主政河中时间虽然很短，但与淮南的经济合作开展得却是很快，毕竟他们这两家，一家产品精良、产能足够，另一家家底富庶，消化量杠杠的，供求关系很是明显。而且淮南一带盛产丝绸，这东西在河中的销路也畅。既然双方关系不错，那么这等互惠互利的事，自然谁都不肯拖延。
事实上李曜还想与淮南继续深化合作，譬如棉花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李曜的办事日程。此时他料定杨潞是来谈经济合作的，因此也就把这事提前考虑进去了。说起来，“提前考虑”，这也一直是李曜的习惯。
于是李曜便笑着接过话茬，道：“王相公法眼如炬，对我河中这点家底，相公当真是洞若观火。”他微微一顿，环视一眼，朗声道：“诸位，事情便是如此，河中即便不用河东军械监注资，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东升新城之建设，之所以此番让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只不过是某不欲独揽这笔大财，想着分利造福于乡梓而已。如今庐阳县主愿代弘农郡王出资五十万贯入股，便还剩下七十万贯的盘口，诸位之中，还有谁……”
靳蓿起身道：“河中靳家，愿出资三十万贯入股。”
李曜还未来得及应声，冯祺也已然起身：“既然如此，剩下四十万贯的盘口，我河中冯家愿意足额出资。”
谁料刷刷刷又站起来数人，齐声道：“岂能如此！”纷纷道：“节帅且慢，我等也欲出资入股！”
“节帅，你既说是为了造福乡梓，那这足足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岂能只有三家便分个一干二净？”
“正是，正是！节帅，这么大的盘口，若是只有三家能得入股，与独揽又有多大区别？”
一时间，场面就混乱了起来，在场几大世家争论还算说得客气，闹到后来那些个余财颇多的商贾们也加入进来，直言这般分法太不公平。他们虽然还不敢直接指责李曜，但言语之中明显带了情绪。
李曜心中好笑，面色却是逐渐沉峻起来，等到众人争执不下，连杨潞也接连望了他几眼，显然有些担忧局面之后，才忽然一拍面前的横案，沉声怒道：“肃静！”
似乎是为了配合李曜这一声低喝，肃立不动的近卫军牙兵同时将手中长兵往地上一顿，齐声喝道：“吒！”
众人何曾遇到过这等场面，几乎都是下意识一抖，战战兢兢朝李曜望去。
李曜倒也并不发怒，只是冷着脸扫视他们一眼，寒声道：“似你等这般吵嚷下去，这东升新城就不必再建了！”
一个人带兵时间长了，言语之中都带着军威，带着军威含怒出声，这般气势岂是寻常人承受得住的？因此众人见节帅发怒，无论地位高低，都有些畏缩，不敢再多言。
李曜见震住了场面，这才装模作样沉吟了片刻，道：“你等所言，也未尝不是道理，此事既是某欲造福乡梓，的确不该只有少数几家包揽……但若叫某逐个分配盘口额度，一则某对各家情况不甚了解，实在难办，二则似这等事情，无论某如何公允，分配之后，也总有不满意的人，因此……某另有一策，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
众人见李曜说得如此肯定，都不禁有些诧异，这般难办的事，居然还能有那么十全十美的法子，能“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当下一个一个盯着李曜望去，看他究竟有什么神仙办法。
就连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涛生云灭的王抟也忍不住问：“蒲帅竟有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制，难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们不入我毂中来。”
当下便道：“这法子其实并不复杂……此番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开支为三百万贯，某曾说过，一股为三千贯钱，是也不是？”
众人自然称是。
李曜点点头，继续道：“其实如此一来，限制得太死，剩余盘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这般：节帅府开放出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盘口，按照这个基本框架分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价格并不限死，各家自行报价，说出自己每股出资多少，要多少股，如无竞争者，便算购入股份成功，若有竞争者，则竞争者出价须得高过此前的出价……每次加价，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贯。”
此言一出，众皆愕然，不片刻之后，与会众人大多面如土色，望向李曜时，眼中神色复杂之极。
杨潞忽然咯咯一笑，曼声道：“蒲帅好算计，不过，奴家仍觉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万贯，要一百五十股。”
众家皆是蹙眉，杨潞这般一来，就是同样出五十万贯，却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与她相争，岂非要亏更多？
谁料还真有人愿意亏，只是此番出价之人谁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与节帅同时下楼的年轻郎君，他忽然开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义，出资五十二万贯，也要这一百五十股。”
众皆愕然，便是王抟，也有些错愕，继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满。但王笉目不斜视，反而端起茶水，小饮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样。
李曜看了她一眼，并不做声。这时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万贯，一百股。”
……
傍晚时分，河中节度使府。
李袭吉满面红光地对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筹资一百二十万贯，谁料最终竟然拿到二百三十万贯，几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个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让他们多出了近一倍的钱之后，仍然只拿到四成股份！这真是……真是闭着眼就赚了一百一十万贯啊！就这白白赚来的钱，我河中五万大军，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却仍只是面带微笑，点头道：“是赚了一点，不过这笔钱某可不打算拿去养兵，这是拿来做前次某与你说到的农业计划的。”
李袭吉微微一怔，这才想了起来：“明公是说上次曾给某一观的‘河中农业发展规划’？”他忽然有些错愕：“不过前次明公不是说，尚未物色到最佳主事人选么？难道现在已经有了？”
李曜颌首道：“不错。”
李袭吉问：“却是何人？”
“张全义。”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这么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战之后，朱温大败亏输，他才真正死了心，这才开始松口，愿为某效力。”
李袭吉想了想，也点了点头：“张全义此人，别的不说，对农务倒是十分热衷，若他真心归顺，主管这农业，料来应当不差。”
李曜却微微蹙起眉头，摇了摇头：“某这计划，可不止是‘劝课农桑’这么简单。”他心中暗暗叹息一声：“都说强汉盛唐，这大唐朝廷在农业上，可真是……啥事不干，靠天吃饭啊！”
要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一贯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与前汉媲美，故并称汉、唐。从形式上看，唐确是汉以后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只有前汉可与之相比：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兰百六十八里；唐之疆域比汉殆又过之：“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到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说明唐代疆域的总面积超过了前汉。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上和工艺技术上，都表现了高度的成就，这是不需要细说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汉唐并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但李曜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建邦立国的根本大计、从富国利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从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以强化国家机器、从为民兴利除弊以图长治久安这些方面来看，唐朝的十几位皇帝中，除了一二开国之君稍富韬略，可视作例外之外，其余大都是无所作为，也不求有所作为，一切听任自然摆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对于国家的治乱，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安危，没有任何通筹全局的长远规划，没有深谋远虑的战咯部署，也没有应付急需的治标安排，甚至遇到与王朝生死攸关的巨大困难，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唤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在困难面前不作任何主动行动，来扭转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可以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骄奢淫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称兵，漕运常被切新，朝廷对此束手无策，皇帝闷坐宫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粮的到来，此外即无所作为。李曜是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一个王朝本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应当自己动手，开发农田水利，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从外地征调而来，何况运输这些征调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为补充，而不能作为全部生存依据。然而唐朝恰恰作了这样一个错误决策，而且是一成不变，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江淮运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变，三门之险不能逾越，纵使以刘晏之能，他虽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变的只限于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罢掉了贪污无能的经手官吏，使浪费损耗为之大减，但对于运道的艰难险阻仍一筹莫展。事实上，谁也不能改变根本不能改变的自然条件，就算让多了一千多年历史智慧的李曜来办，他也办不到。
唐朝的十几代皇帝对此皆无动于衷，仍然要坐待东南之采，不谋自救之道，宁作饿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结果，王朝虚弱衰败到不堪一击，四方一有风吹草动，皇帝就仓皇出逃，归根结底，就在于现在的关中不能自给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后的关中仍然要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同时也希望将来的关中能恢复生机，因此在现在就开始格外关注水利工程建设，在河东军械监时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则是时候将当时积累的经验拿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改进和实验了。
李袭吉这时已经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无妨，只须让张全义负责大局，至于细务，不是还有军械监水利司么？这可就要看张掌监(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如何配合了。”
李曜轻轻点头，道：“某欲辟举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可道，你来草书……袭吉先生，此事还要劳驾你去知会敬询。”
李袭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