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要不要在军中引入后世某党的“政委制度”，李曜实际上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确切的说，是他在出任洺州刺史之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出任河中节度使时，更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之后才下定引入这一制度的决心。
政委制度，在后世和平年代颇受争议，有些说法认为这一制度使得“国家国防军”成为空谈，军队成为政党专政的工具。当时他作为国企高管，对此自然不便置评。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后，想法却是不同。
某党在实施了军政委制度之后，数十年间，无论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从未出现过部队成编制的叛变投敌情况，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某位曾经一呼百应的党和国家领袖，在叛逃国外时也调不动哪怕一支成建制的部队，这就是明证。所以李曜认为，这种能够维持和保证军队极高忠诚度的制度，对于身处唐末乱世的他而言，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大唐当然没有政党，但大唐有藩镇、有节帅。李曜自己，就是节帅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之中逐杀节帅的事不胜枚举，虽然他如今并不担心会出现这种兵变，但任何掌权者都会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权力抓牢，纵然李曜也不例外。
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才能使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出现的五代乱世被消弭于无形，而在当下的大唐，权力来源于兵权，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引入军政委制度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军政委制度在后世实施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须尽量化解。刚才李筠所提到的这个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
军政委也好，教导员、指导员也罢，说穿了，其实就是政治监军，另外肩负了类似西方随军传教士曾经做过的思想引导工作。大唐的监军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几个？或者说，真正起到让藩镇忠于大唐这个作用的有几个？因此军政委制度不同于简单的监军。
同时，李曜也不能容忍“监军”对军事主官在作战问题上过分考虑其他情况，以导致战争失利。某党在“雪村战斗”后痛失爱将，因此改变了政治主官在战斗时也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规定，改为作战时由军事主官掌握，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李曜最终的处理办法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非战争时期，各项事务均有军事主官掌握，但指导员拥有质疑权和否决权。质疑权的意思就是，指导员可以要求军事主官单独或者公开地对某些事情做出解释；否决权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导员不接受这一解释，可以要求暂缓执行，上报上级，做出最终裁决。另外，为免“上级”玩忽职守或可以包庇下级军事主官，指导员最高能上报“两阶上级”，称之为“越级申述”，即队正和队指导如果争执不决，队指导可以上报旅帅和旅指导，由旅级机构(也就是“营”级)做出决断，但如果这位队指导对这个决断不服，还可以直接上报到“军”，由都指挥使、军指导做出决定。
但为了保证“上级权威”，也就是历来所说的“军中自有阶级法”，因此李曜又规定：申请“越级申述”的申述的下级指导员，如果申述失败，将就地免职。
其次，在战争期间，如军事主官与指导员出现争议，则军事主官拥有最终决断权，战后由上级判断对错。有鉴于一般会闹到由上级判断对错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战斗失利之后，因此那个时候军事主官通常都是“责任人”，所以李曜也给予了军事主官“越级申述”的权力。当然，申述失败的结果也是就地免职。
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军事主官真的领导了一次失败的战争，罪名太大，弄不好就是死刑，那么他肯定要申述，而越级申述失败的结果也不过是就地免职，因此他获得了两次申辩的机会。
然而李曜认为这是值得的，一个好的指挥官，其培养绝不容易，他不能容忍一个优秀的指挥人才被自己的规定轻易害死。这道理就如同当初河中之战后他费尽心思，既要让史建瑭长记性，又不能真把他杀掉“以正军纪”一个道理。因此，给予军事主官两次申辩的机会，符合他设置这一制度的初衷。
再次，李曜设置的指导员，在平时的训练中必须参训；队级指导员必须熟知全队所有士兵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包括个人爱好等，而旅(营)级指导员必须了解到火长，以此类推；指导员在战斗时期，要求一直与军事主官处于同一战斗层面，如军事主官未曾撤退，指导员也不能脱离战斗，否则全体士兵均有权力当场击毙该指导员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李曜给予指导员极高的地位，极大的权力，但同时也赋予全军上下监督指导员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权力与责任成正比。
听完李曜的详细解释，李筠不由问道：“指导员的设置，羽林军也同样执行？”
李曜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羽林军算起来并非藩镇军队，而是天子近卫，如果也按照河中军的规定设置指导员，恐怕引起物议。
然而李曜却坚持道：“不错，左右羽林均按这一办法设置指导员职务。”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顿时有些不同了，但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次日一早，河中军派出多路探马向西探查李茂贞岐军动向，而李曜则开始华州军的临时整编。华州军的整编暂时来说肯定做不到河中军整编的层次，李曜只能进行遴选、重编和“掺沙子”。遴选是在约莫四万华州战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终遴选出三万战兵，其中最精锐的两千人按照习惯编入近卫军，剩余两万八千人分别编为四个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这四个军也是按照河中军的编制，每军七千人。
重编无须多说，就是打乱了原先华州军的编制，全部重新再编，主要是为了预防原先那些小团体扎堆闹事。至于掺沙子，无非就是从河中军的基层抽调人手，充当华州整编军的中低级军官。李曜对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基层军官素质决定其战斗力”的说法深信不疑，同时也相信只要掌握住了基层军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队这个观点。
好在李曜一贯注意培养自己军队中的基层骨干，他的军队一贯重视培养基层军官，因此突然抽调一批基层军官到新军之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相应的，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层军官忽然得以转正，对李曜的忠诚度显然也要大为提升。
这四个新军的都指挥使，分别安排为定远左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定远右军都指挥使咄尔、靖远左军都指挥使魏逊、靖远右军都指挥使陆遥。
但是这么一来，开山右军、摧城左军以及破阵左右军、定远左右军、靖远左右军合计八个军的副都指挥使就全面空缺了出来。于是李曜又很及时的宣布：八个副指挥使位置，将在与李茂贞作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
以义凌之，以势迫之，以威压之，以利诱之。
奉天子之命来讨不臣，是为以义凌之；引河东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同州，挟大胜余威南下华州，使韩建心惊胆战，是为以势迫之；大军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强行整编，毫不通融，是为以威压之；空出八大副指挥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军功来争取，是为以利诱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军之外，几乎“忘记”了所有别的事：对于韩建，未曾宣布处罚；对于投诚的李巨川，李曜只是命他“帐前听用”，并未给予一官半职；对于主动来投的前捧日都头李筠，李曜也同样未曾启用。
天子行在对这一切，均无任何表示，行在和节帅府同时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愿主动提起，以免祸从口出。
一个月后，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阵右军驻守华州之外，亲帅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以及护国近卫军共计九个军，战兵六万余，辅兵四万余，合计十万余大军，号称十五万，放弃长安不管，忽然攻下长安北边的耀州，直扑长安以西、凤翔以东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举切断了长安和凤翔、邠宁之间的联系，而李曜则东可以围困长安，西可以进击凤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贞闻讯，立刻下令长安守军撤出长安，迅速向乾州集结，又同时下令邠宁、鄜坊等各处出兵，与他亲自统领的凤翔大军在乾州会合。
“乾州会战”，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准备工作。
然而就在此时，李曜却并不应战，反而忽然转头，大军南下，连刚刚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扑长安，当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宁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来到长安，大唐帝都。
许多人谈起唐朝，都有一种心驰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几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眼下到了长安的李曜，看过了长安的模样，才知道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李曜眼前的长安城来说，宏伟、壮丽，无与伦比。但却不要以为城内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在李曜看来，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
在眼前这个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得到过这种感受。
站在午门外，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虽嵯峨却也呆板，虽宏伟却也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不够。一般人在这种辉煌面前，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还能感到什么呢？
大军临空城，自然轻松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后，亲自视察全城。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其威严壮观，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
李曜望着宫门，忽然觉得，后人对它的自豪，可能不过是那时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至少现在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那些远远打量着自己这个克复长安大功臣的民众，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或许也只就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了。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因此，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呆板整齐，李曜记得宋人曾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的“一代精制”，但在李曜这个习惯“市场经济”的自由论者看来，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无需多辩。
品味，感受。骑马漫步长安的街道上，李曜边看边思索，他知道，长安虽看起来雄伟壮观，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构思，只可能出自与他的脑子里。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近六十丈，通城门的大街多宽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大唐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看起来壮丽巍峨，实际上在李曜看来，也等于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后世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经过仔细考察，却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应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应该也只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不过李曜实测之后，发现其实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后世一平方公里的大小，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这点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其面积不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而在李曜问过随行官吏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东西两市并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
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显然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后世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其实，这同后世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本身就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所以在李曜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似乎也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李曜随意看了看，最长的不过三丈余，最短的只有一丈余，进深均为一丈余。不过他又发现，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
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时候李曜想起来一件事，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唐都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
对于这样一个长安，李曜显然是不会满意的。改造长安，势在必行。
当然，这得等眼前这一场与李茂贞之间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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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回汴州已一月。兖州来报，葛从周病情稳定，日渐好转，手脚已能活动，也能说得简单话语。朱温这才心安，令他安心养病；同时决议三伐河北，他想着张存敬在众将之中跟随自己最久，遂拜为河北招讨使，带领氏叔琮、杨师厚、徐怀玉、康怀贞、王重师部并魏博兵共计五万军讨伐燕、定。
张存敬五万大军此番绕过沧州，兵锋直指幽州，势如破竹，仅一月时光，连下景、瀛、莫三州，合县城共二十余座，军至瓦桥关下。刘仁恭前进显然不能，只能固关自守。此时北方刚刚入冬，忽降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军士衣着单薄。张存敬宣谕众将道：“大王志平河北，今已三番用兵，莫非要功败垂成么？”
诸将皆回应道：“倘是不愿，却该如何是好？我等愚鲁，全凭招讨决断。”
张存敬道：“我意！中山近在咫尺，而雨量较小，道路仍能通行，可先攻取！”众将从命。张存敬遂移师定州，分氏叔琮、杨师厚两万兵取祁州。
那前时的中山（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早已亡故，其子王郜袭位，也取晋王的郡主为妻。闻张存敬来犯，便派季父(叔叔)，都知兵马使王处直率五万大军拒敌。
王处直说道：“汴军来势汹汹，因大雨而移师攻我，军士衣着单薄，必不能持久，请依城为栅，待其师老而出击。”
孔目官梁汶自认受王郜宠信，此时忍不住显摆一下，说道：“昔日燕、赵兵曾以十二万攻我，当时我军不满五千，犹能一战而胜。今张存敬兵不过三万，我军却已有五万，怎么反而怯战，欲依城自固呢？”王郜便以梁汶说的有理，令王处直领兵出击。王处直无奈，只好出兵，两军相遇于沙河边的怀德驿。
话说汴、定两军相遇在沙河边的怀德驿。张存敬从容御敌。那义武虽有五万众，却是十几年少有实战过的，怎敌得过汴军久战之新锐。一番厮杀，义武军大败，死者过半，丧失大将十五名。王处直由亲从保护，逃回城中。
梁汶对王郜说道：“处直败军之将，当论罪定斩，以安军心！”
王处直怒目铜铃地呵斥道：“梁汶无知，妄言出兵，才至有此败，这等祸国殃民之徒，不斩不足以平民愤！”
那王处直乃是王处存的同母胞弟，年岁虽然长王郜不过几岁，在军中却是很有威望，才情也是远在王郜之上。王处存弥留之际，本来是要将州事付他的，正因为梁汶谏言：“有嫡子不当传弟！”方使得王郜袭位。这番王处直与梁汶摆开了你死我亡的架势，在座的将吏便纷纷声援王处直，要求处死梁汶。
王郜此人才情确实平平，见了这般情况，北面而坐却惊骇的不知所措。只见边上有一人凑到王郜跟前，说道：“郎君还是先从众人之请吧，否则恐将有废立之灾呀！”
王少帅转头一看，才知此人乃是安元信。这安元信出生将门，自幼习骑射，曾事李克用，曾跟从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僖宗光启年间，吐浑赫连铎部寇掠云中。李克用闻讯后即派安元信率兵前往抵御，结果在居庸关被赫连铎击败。因李克用治军严厉、性格急躁，安元信怕回去受罚，于是投奔定州王处存，受到厚待，被授为突骑都校。
他当时逃到定州，被王处存收留，王处存将情况言明李克用。李克用看在王处存的面子上，赦免了安元信之罪，许他留事中山。王处存于李克用加封晋王那年病卒，安元信便成为王郜的亲信。王郜很是倚重他，乃将梁汶处斩。
王处直既除梁汶，便请王郜移书张存敬，求罢兵修好，以缓其师，然后向晋王及刘仁恭求救，或可保的中山。王郜六神无主，哪里还敢不从。
张存敬接到王郜书信，却一眼看破，说道：“此乃缓兵之计！我必须在晋、燕援兵到来之前，攻下定州。”遂下令全力攻城。云梯、冲车等攻城器械并进，不几日已攻陷外郭。
王郜大惊，问策安元信。安元信说：“势已难支，只有先往太原避难，徐图收复。”
王郜想只有这条法子了。却听王处直又不赞成，挥泪泣谏“不可弃了你父我兄之基业！”这显然是自编自导的演戏。
王郜其实心如明镜，将士多不听己，都是被这个季父收买了，但此刻无力回天，也就去意坚决，乃对季父说道：“侄儿无才无德，不能守的父亲基业。今日就将中山托付给季父，愿季父能存我中山王氏。”说完，移交符印，自携妻小及安元信往太原去了。
王处直成功取得定帅，但是他利用外敌入侵来夺位，也不免因小失大。虽然他事后率众力保牙城，以致张存敬一时也不能攻下，但易旗改附，屈身为仆已是在所难免。
晋王李克用得知张存敬移师中山，未待王郜求救，其实已派周德威率二万大军自飞狐关东下来救，可惜王郜与安元信全然不知。此时周德威已下飞狐关来，正在往定州赶。可王郜走的却是缚马关，与周德威错过了，到太原后才得知，因而悔恨不已，忧愤成疾，不久就呜呼哀哉，伏惟尚飨了。
周德威下飞狐时，梁军氏叔琮、杨师厚已经攻下祁州，恐州民为变，竟然大肆屠城。杀得是“心情酣畅”，而后再将大军北上声援张存敬。
周德威得军报，对部众说道：“氏叔琮惨无人道，杨师厚太原叛逆，这等为虎作伥的恶贼，某等太原之将，必须给他们点教训。”众将皆尽同意，于是加速南下，拦截氏、杨。大军行至望都，两军相遇，周德威二话不说，挥师冲杀。
杨师厚由鸦军叛逃，见到周德威有心心虚，因而避战；氏叔琮呢，还陶醉在挥舞屠刀的快感中，不意周德威突至，仓促应战，怎能不败？二人战败，急忙往魏州溃逃，半路上正遇到朱温亲自带兵来。
朱温此时怎么会出现呢，原来，他收到军报，得知张存敬攻瓦桥关遇到大雨，移师定州。就料到军士必定因雨而寒，在一个，也是为张存敬鼓气，便亲自押送过冬棉衣赶来。他见到氏叔琮、杨师厚败逃，又听说他俩屠杀祁州，那心中无名怒火犹然升起三千丈，欲斩二将，却被刘捍劝谏，说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饶他二人性命，可换来忠心。朱温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便将二人降职留用，一道进军望都。
周德威得知朱温亲自到来，又得知王郜已弃城逃往太原，估摸中山已难保，想想自己手头兵力不足，就算搞得定张存敬，也搞不定朱温，只好也退军了。
朱温来到定州城下，给将士分发过冬棉衣，汴军因此士气大振。此时张存敬已攻牙城数日，城几乎就要摧毁了，于是就来挖最后的一篑土。王处直在城上看见朱温亲自到来，也就知晓天命如何了，于是请与朱温答话。
城楼上，王处直对朱温高呼道：“本道事朝廷尽忠，在大王面前也未曾相犯，却为何来攻我？”
“你为何依附河东，屡屡为其爪牙？”朱温冷冷回道。
“我兄长与晋王同时立勋，封疆临近，并且结为婚姻，修好往来，我依附河东便是常理。大王如果不满意，我王处直请从此改图，如常山之状，伏事大王就是了。”
朱温大笑道：“王公果然识时务！我也惜兵爱民，不忍取代，就为公奏请义武节旄，不要忘记向我朝贡。”于是再令刘捍单骑入城宣谕。王处直受命改图，以帛缯十万犒师。
而幽州那边，刘仁恭得到王郜求救，也知晓唇亡齿寒的道理，就派刘守光率大军十万来救定州，可惜他这十万大军却多是强掳充军的百姓，未曾训练几日。刘守光军至易水边，已闻王处直受降，中山改图，于是就地扎营不前。
张存敬对朱温说道：“刘守光扎营易水，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防备必然松懈。末将请往袭营，必可大胜。”朱温以为然。果然，次日张存敬回报，易水奇袭成功，斩获六万众！朱温对此十分淡定，这似乎都是在意料之中，对结果似乎还不满意。他对存敬说道：“刘仁恭乃是鹰鸷，不可再留，必须全力攻下幽州！”
张存敬领命，方欲领军而去，却不料崔胤派信使携带书信赶到定州。朱温看后，面无表情，权衡轻重半晌，他便将张存敬唤回，对他道：“长安有变，攻取幽沧暂先搁置。”恰好刘仁恭因易水大败，也遣使来修好，请幽、沧如赵、定事，并送幼子刘守奇为质开封。朱温正好乐得作个顺水人情，当即准许，取来人质并钱帛近百万返回汴梁，处理长安之变。此战之后，河北于是改易，魏博、邢洺、成德、义武、义昌、卢龙六镇全部臣服汴梁！
却说长安之变，是什么情况？这要从崔胤拜相说起。景福二年，崔昭纬联合李茂贞推荐崔胤为相。可是崔胤为相后却朱温暗中相通，反把崔昭纬逐出朝堂，绝岐山而附汴梁，把持朝政。李晔深知崔胤是大奸巨滑之臣，先后于乾宁二年，王珙兄弟争河中时；乾宁三年，李晔幸华州时两次罢相。然而崔胤却两次均依赖朱温，使李晔迫于形势，无奈两次罢黜都是不足半年后，被迫起复。等到朱温伐河北，擅自用兵，李晔欲使藩镇罢兵，却又不能制止汴梁，崔胤每每在李晔面前为朱温歌功颂德，使的李晔大为恼火。正逢岭南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大病弥留，请除代。李晔俟机而出崔胤为清海节度使，三次罢其相；以王抟代替。
崔胤盛怒，仗着朱温的势力，竟然不行，找到左谏议大夫韩偓处，向他诉愤道：“如今天子身侧，神策军、枢密使仍为宦官掌握，神策军两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两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勾结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左右天子耳目。我崔胤为相，勤勤恳恳，辅弼朝政，今日罢相，也是被四宦竖所诬谮。宦竖不除，国无天日！请致光兄在天子面前，为我仗义一言。”
那韩偓即是昔日与梁震、敬翔等同为郑府落第秀才的韩致光。罗隐尚书省题反诗当夜，众人全都脱离长安，远走他邦；韩偓独归万年乡下，仍不忘取功名之路，仍把圣贤书来读。待到黄巢覆灭，僖宗回銮，再一试而中第，官一路做到左谏议大夫。李晔在华州时，用朱朴无功，韩偓乃上言，请天子韬光养晦；李晔派太子游说藩镇，请息兵养民，也是韩偓的主张。自此为李晔所依重，出入于天子身侧，李晔常与他单独探讨天下大事。崔胤深知其地位重要，尽管职品在己之下，也是主动去笼络。韩偓却是嬉笑应对，既不与他同流合污，也不指责他恣意妄为。
今日却见崔胤寻来，要求协力铲除宦官，这完全出乎韩偓意料之外。他深知此事甚为棘手，略一思考，回道：“为臣之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缁郎今日罢相，何必迁怒于人。天子圣明，他日知缁郎委屈，必然再次召回，此处我韩偓可为你一言。南衙北司系天子两翼，愿缁郎勿生倾轧之念！”
崔胤自讨了个没趣，叹道：“致光愿作和事老，抱愚忠李唐之心不死，我崔胤不强迫。然而有一言相劝，愿公深思。李唐危殆，亡已无日，取而代之的必为藩镇之强者。北司依附晋、岐，可是晋、岐已衰，今时的强藩，唯汴梁一家，河北即将归服，东平王取天下指日可待！致光须为他日荣辱早作打算！”说完乃退。
韩偓待崔胤走后，急忙入宫，觐见李晔，奏道：“崔胤不可罢相！如今南衙北司，互为朋党，各自依附强藩，势力相对平衡。崔胤一旦罢相，必致南北攻击，无论谁胜谁负，平衡一旦打破，则加速国家灭亡！”
李晔闻言心中有气道：“近日坊间传遍俚语‘天子出幸易，崔胤罢相难！’朕不信，国家拿那些武藩没奈何，还奈何不了一个文相。”遂不从韩偓，传诏崔胤即刻赴广州。
崔胤无奈，只好起身。临行却修书两封，一表朝阙，一移汴梁。给汴州朱温的自然是把情形描绘成自己委屈，对汴州不利，请朱温出手；而给李晔的奏表，是这样写的：
臣离中枢不可悲，可悲者宦竖专横，陛下必为蒙蔽，甚有废立之忧。臣临行涕泣顿首，宦竖务须剪灭，除恶务尽！则朝堂清明，社稷可存！
李晔见到这奏表，怒不可遏，便问王抟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王抟见天子问话，从容奏道：“人君当明识大体，无所偏私。宦官擅权的弊端，自古便有，谁人不知？看眼下的形势不可猝然剪除，国家如今多灾多难，宜等候这些灾难渐渐平息，再乘机会。”表明态度后，又说道，“愿陛下不要将臣说的话轻易泄露，以加速奸小妄起变端。”
李晔深以为然。然而李晔不轻泄，崔胤难道就不能知晓？李晔身侧早已布满其耳线。王抟将宦官定性为“奸小”，传到崔胤耳里，却以为是指己，遂于赴任途中，再上一表，道：
王抟奸邪，已为宦竖辈外应，陛下切不可听之！
当时正是征服常山后，朱温回到汴州。接到崔胤书，便上表称：
王抟与枢密相表里，同危社稷。崔胤不可离辅弼之地，请陛下收回成命。然则，臣将携兵入阙，清君之侧！
表章连奏数道，李晔畏惧藩镇，见表大惊，更何况此时举朝正因为王镕改附而震荡不安。李晔怕朱温出兵干涉，迫于无奈，只好将崔胤召回。当时崔胤方行到湖南境内，正应了坊间“天子出幸易，崔胤罢相难”之说！
崔胤三罢三复，与朱温内外勾结，遂将王抟与两枢密宋道弼、景务修罢出朝廷，不久又想赐三人自尽；因刘季述、王仲先掌管宿卫，手中有兵，尚未敢轻动；而以另一宰相徐彦若位在己上，硬是逼其辞相，出为清海节度使。自此崔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
然而王抟罢相，却惹恼了河中节度使李曜。李曜能有今日，王家出力甚多，而且按照他的规划，今后需要用到王家的地方也颇为不少，因此一闻王抟罢相，深恐他遭遇不测，于是立刻起兵，西进关中，要“迎官家回銮长安”。
等李曜到了关中，不久即平定同华，韩建束手就擒。李曜花了一个月时间整编华州新军之后，闻朱温在此北伐河北，遂放下后顾之忧，只留一军镇守华州、潼关，自己亲率大军西进与李茂贞争锋。
再一次使用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李茂贞让出长安之后，李曜领兵进入长安，又派开山左军东去接李晔回銮。
待李晔回到长安，李曜忽然上表，主要说了两件事：其一，为朝廷安危计，请官家再设左右羽林，拱卫长安，因有神策军在，左右羽林可暂驻京畿附近军镇；其二，弹劾崔胤，并为王抟鸣冤，请李晔为其再复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