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 北都风云(二)

大明宫早已覆盖在茫茫大雪之中,但至少在中书省和总参谋部门口,积雪仍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尤其是今日,中书省前殿花厅之中,几乎坐满了人,细细一看,还都是四品以上的高官,其中还有几人身上穿的乃是武官官服。

中书省自从李曜掌权以来,已经再次成为大唐中枢的中枢,宰相们议事的政事堂便是设在此处,人多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像今天这般人满为患,多少还是有些意外。

但随着刚刚平定两川之乱的天下兵马副元帅、中书令、左右十二卫大将军、秦王李存曜的归来,长安城里的各路人马,自然都开始往中书省聚集。一则是李曜此去两川,前后足有三个月之久,积压的政务不少;二则是两川既定,其中能够分润的好处,也是各路势力都不能错过的。

正是因为这第二条原因,无论是文是武,是嫡系功勋派还是名门贵戚派,此时都不得不来面见秦王,以期能从其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一杯羹。于是,今日的中书省前殿花厅,便有了这样一幅景象。

但今日的秦王似乎颇有些特意为难这批官员的意思,自从早上进了政事堂,一直到陛下派人送来了“堂厨”——皇帝赐与重臣的御膳,也没见他召见任何一名前来拜见之人。相反,今日的执笔宰相,司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王抟却被从自己的公房被请进了秦王的公房,而据某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新接替崔胤上任的门下侍郞、吏部尚书李巨川一大早便进了秦王的公房。

有得这两个消息,外头的大臣们心头就越发忐忑起来了。看秦王这个架势,只怕在确定人事安排之前是不打算见其余人等了。

就在外间犹疑不定之时,中书令公房之中,李曜放下碗筷,拿起一名小黄门递过的锦帕擦了擦嘴,朝王抟与李巨川道:“军队方面的编制变动,大体便是如此,你二人有何看法?”

王抟摇了摇头:“军务非某所长,大王既然如此决断,想来必有缘故,某并无异议。”

李曜也估计他不会对军务插嘴,便朝李巨川望去。

“大王这等划分……”李巨川沉吟了一下,道:“其实便是将手头三十余万大军分为三分。首先是北衙禁军,此前的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分别更名为左右天策、左右神策,又将左右羽林加入其中,如此北衙禁军便有六卫。按照大王的编制来看,北衙禁军六卫,每卫分一个牙兵旅和四个团,其中牙兵旅三千人,每团各四千人,每卫便合一万九千人。六卫相加,共计战兵十一万四千人。从每卫人数编制上来看,北衙六卫编制最大。”

“而南衙禁军,不少也都有更名,如今分别是左右圣翊卫、左右金吾卫、左右骁龙卫、左右鹰扬卫、左右飞虎卫和左右天狼卫。按照大王的意思,南衙十二卫每卫也分一个牙兵旅和四个团,牙兵旅一千五百人,每团两千五百人,每卫合一万一千五百人。如此南衙十二卫的总兵力,合计为十三万八千人。从编制上来看,比北衙六卫略小,但总兵力犹有过之。”

“第三支兵力,则是河中军府,也就是大王此前的本镇——护国军。按照大王的规划,河中军大体上是维持原样,共分左右开山、左右破阵、左右摧城、左右定远、左右镇远和左右靖远十二个军,每军也分作一个牙兵旅和四个团,但编制却比南北二衙禁军小得多,其中牙兵旅一千人,每团一千五百人,合计每军七千人,整个河中护国军总兵力为八万四千人。”

他喃喃道:“十一万四千,加上十三万八千,再加上八万四千,合计共有战兵三十三万六千……当真是兵雄天下啊。”

李曜不置可否,以他对李巨川的了解,李巨川既然开口,绝不会只是感慨这么一句。

果然,李巨川忽然面现疑惑,问道:“某有一事不解。”

“何事?”李曜问道。

李巨川道:“北衙也好,南衙也罢,都是朝廷禁军,并非大王本镇河东之兵马。然而若按大王此次的计划整编,则这南北二衙禁军的总兵力,竟然高达二十五万两千之多,足足是河中护国军兵力的三倍!”他微微一顿,看着李曜的眼睛,问道:“大王……如此自信?”

李曜淡淡地道:“难道,这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吗?”他从衣袖里抽出一张白麻纸,递给李巨川,道:“按照这个人事安排,南北二衙,稳如磐石。”

李巨川接过一看,只见那上头写的乃是一份南北二衙禁军各卫的主官安排,其中北衙禁军分别是:

左右天策卫大将军:朱八戒、元行钦。

左右神策卫大将军:李承嗣、李嗣恩。

左右羽林卫大将军:李筠、张训。

而南衙禁军则分别是:

左右圣翊卫大将军:张光远、刘彦琮。

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刘河安、魏逊。

左右骁龙卫大将军:史俨、咄尔。

左右鹰扬卫大将军:克失毕、王宗朗。

左右飞虎卫大将军:陆遥、折嗣冲。

左右天狼卫大将军:王宗儒、白奉进。

李巨川一看,眉头先是舒展,但渐渐地,又蹙了起来。

“如何?”李曜问道。

李巨川迟疑道:“阿蛮前次虽然立功巨大,但以他的年纪,高居右天策卫大将军,是否有些……好,就算阿蛮身份特殊,年纪虽小,功勋却是不小,这一安排勉强也能说得过去。可是折嗣冲此子,虽然也屡屡有所表现,但毕竟,是骤然从旅帅身份一举拔擢至右飞虎卫大将军,某只怕军中会有人不服啊。”

李曜微微点了点头,道:“阿蛮的功劳是足够的了,年纪的问题,孤也曾再三考虑……安排他为右天策卫大将军,是因为将来右天策卫职责格外重要,其主官必须是绝对能够信任的人。”

李巨川颌首表示明白。

李曜又道:“至于折嗣冲,他能力是有的,现在缺的就是资历了。按说,这提拔的确太快了一些,但是没办法,孤现在需要提拔他,而且……就在孤去太原之前,必须将他提拔到一个足够高的位置,至于理由……”

李曜说到此处,王抟忽然眼皮一耷拉,而李巨川则浓眉一扬:“府州?”然后仍有些不解,迟疑道:“府州虽是要地,但似乎主要是可以对党项拓跋氏的定难军形成威胁,然而以定难军的实力,大王何必如此在意他们?昨个大王前脚返回长安,李思谏(拓跋思谏)后脚便有表奏,说是为庆贺朝廷平定蜀乱,愿意上贡五万头羊和两千匹好马,同时又送了贺贴到秦王府,献上大批财货……大王,李思谏这是怕了啊。”

李曜摆摆手:“李思谏是怕了,但不代表孤拔擢折嗣冲是为了吓唬他。夏州那个地方,用兵并不方便,孤目前并无打算要收拾拓跋氏。”他稍稍一顿,才道:“提拔折嗣冲,除了因为他是个可堪塑造之人,另外自然就是拉拢府州折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拉拢折家的原因你却弄错了。孤王拉拢折家,不是为了对党项人施压,而是为了……一旦河东局势诡异莫测,府州既可以切断天德军南下之路,又可以威胁振武军侧翼,使这两军皆不敢轻举妄动。”

李曜把这话一说,不仅李巨川面色一喜,就连王抟也收起了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抬头朝他看过来,面上有一丝惊讶。

李巨川和王抟不同,他完全是李曜的“自己人”,当下简直有些眉飞色舞的意思,问道:“大王这是要收了河东?”

王抟在一边也张大耳朵听着,河东不比别处,那可是他们太原王氏的根基之地,事关重大,不得不时刻注意。

谁知李曜却微微摇头:“倒不是收了河东……”他轻轻叹了口气:“你们也知道孤此番之所以提前赶回长安,其实是不得已要去太原走一遭了。不过,孤虽然说过,此生不背晋王,但万一有人在晋王面前进了什么谗言,蛊惑晋王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孤如今辅佐圣君、身负重任,却总不能引颈就戮,就那般莫名其妙地冤死了吧?因此啊,有些个安排,还是要提前做好,以免事到临头,却闹个投鼠忌器。”

李巨川顿时有些失望,道:“大王,说句不知进退的话,河东那边若是也由大王一手掌控了,以今时今日大王之实力,区区河北诸镇,不出三年,必操于手!那时节,大王全有关中、河北、蜀地,甚至还有半个齐地。如此天下有半,朱温等众獠,谁能一试其锋?届时,诚可谓天下将定也。”

李曜仍是摇头:“我等用兵,的确要讲‘兵不厌诈’,然而用兵不同于做人。正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我若为河北之地而谋河东,那便成了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之小人,纵然得偿所愿,可夜半子时,扪心自问,宁不愧煞?”

李巨川心道:“看来晋王不死,秦王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夺河东的了,这却如何是好?”当下便长长地叹了口气。

王抟却笑了笑:“君子无所不能,有所不为;小人有所不能,无所不为。某意,大王今日因晋王之故,不可速得河北,也并非一定便是坏事。譬如他日,则或因今日之‘有所不为’,反得其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李曜笑了笑:“承王相公吉言,希望如此吧。”

李巨川见了,心道:“不成,君子可欺之以方,秦王君子,若晋王老而不死,何时是个头?我为秦王幕僚,于此事焉能袖手旁观?”当下心中便有所算计。

但算计归算计,之前的问题还要继续,便又道:“另外,大王用王宗朗与王宗儒二人为南衙禁军大将军,每人统兵万余……”

李曜摆手道:“王宗朗乃是此次平蜀之战第一个蜀军降将,此人虽然未必有什么大本事,但孤用他为将,只不过是千金买马骨罢了,算不得大事。至于王宗儒,他能趁国宝久战力竭,将之击伤,虽然未必足够光明正大,多少还是有些眼光和能耐,而且孤听闻他与王宗朗历来不睦,用他二人,正可以互相牵制。”

李巨川恍然:“此二人将镇守在……?”

李曜笑道:“一在梓州,一在遂州。”

李巨川便也笑了起来:“如此倒是妙极。”原来这两地一在成都北面,一在成都东面,他二人分别镇守,离得不远不近,只要成都再有一员信得过的大将居中,则这二人便是再有什么别的心思,也翻不起什么浪来。

“如此,某对这份军务调整计划也再无疑问了。”李巨川如是说道。

李曜点点头,道:“那么,接下来说一个万众瞩目的事儿……”他看了二人一眼,道:“自从平定蜀地以来,一定有不少人巴巴地在你们面前献殷勤,为的就是想知道,凤翔、兴元乃至两川等地,空了这许多节帅的位置,孤王究竟打算如何安排……”

王抟笑道:“大王真是法眼如炬,情形正是如此,某都有些不胜其烦了。”

李巨川则叹道:“文官都去了王相公那儿,到我这儿来的,可是颇有些武将啊……大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难怪这些将军们着急,一下子空了好几个节镇出来,估摸着跟大王日久的,估摸着自己劳苦功高的……什么人都有。”

李曜淡淡地道:“你们也不必告诉孤王,去找你们的都有哪些人,因为……”他目中透出一股坚决:“孤王不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置节帅了。”

李巨川微微错愕,王抟却是立刻反应过来,眼前一亮,问道:“大王欲收权中枢?”

“有何不可吗?”李曜扬眉反问。

王抟沉吟道:“某不忧其他,唯恐军心不稳。”

他这一说,让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兵权的事来了。

后世有史学家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李曜认为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中和河中兵力颇有富余。按照孤方才的安排,关中包括鄜坊,有兵十一万余,河中仍有八万余兵,如此便有二十万,也不少了。至于为何这般安排,只是因为蜀地和关南,乃是朝廷腹心之地,不比关中、河中,须得应对朱温等藩镇威胁,自然无需太多兵力。毕竟,蜀地只有东面勉强算是威胁,但赵匡凝绝无胆量来捋孤王虎须,而南边的南诏、西边的吐蕃,如今都自顾不暇,是以两川无须大军镇守,这八个卫放在蜀地,只是以备万一。而关中、河中兵力充足,则是为了对朱温等藩镇保持压力,须得留出足够的机动兵力罢了。”

三人又对具体的驻扎安排做了一番商议,才谈到李曜打算北上太原为李克用祝寿之事,对此李巨川颇有些不乐意,他道:“此番大王欲往太原一行,某以为实在无此必要。凤翔、兴元以及两川俱是新定,正要保持弹压之势,以免有心有不甘者趁机作乱,而且此番大王对全军做了如此大的调整,也该坐镇长安,以策万全。如今只是因为晋王一封书信,便扔下手头如此多大事前去拜寿,且不说这寿筵是不是鸿门宴,单说耗费的时间巨大,就显得极不妥当。晋王也是朝廷之臣,当为朝廷多多分忧才是,怎能这般……”

王抟也道:“如今局势已然明朗,大王兵雄天下已是遮都遮不住了,此番怕就怕晋王受人蛊惑,大王此去就未免有些凶险了。”

李曜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你等也不必过于担心,孤虽然不肯忘恩负义,但正所谓慈不掌兵,孤在太原,也并非全无安排。”他顿了一顿,似乎微微犹豫了一下,才叹息一声,微微摇头道:“至少,孤有足够自保之力,若是要走,没有谁能留得住孤。”

王抟与李巨川对视了一眼,都仿佛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句“果然如此”,然后便听见李巨川忽然问道:“听说,晋王头上有创,近年来不时发作,如今似乎是……偏头痛了?”

李曜点了点头:“根据孤得到的消息,恐怕的确如此。”

“听说……”李巨川眼珠一转:“偏头痛须得忌酒和食用各种内脏。”

“嗯?”李曜微微意外,摇了摇头:“孤对医学无甚了解,这事儿恐怕王相公比较清楚。”说着就朝王抟望去。

王抟点了点头,道:“大多数偏头痛有此忌讳,除此之外,奶酪也是忌口之一,不过某不曾问诊晋王,却也不敢妄下定论。”

李巨川笑了笑,若有所思地喃喃道:“原来如此。”又道:“某还听闻,晋王好强得很,一直不肯为此就医?”

李曜诧异道:“下己,你对晋王的了解,倒真是有些出乎孤的预料了。”

李巨川心中一惊,暗道:“秦王精明,我要再问下去,只怕便要露出马脚了。”当下干笑道:“都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而已。”好在李曜也只是随口一提,并不曾继续追问。

等三人谈罢,已是夜幕降临,中书省外头等着的人眼见得李曜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见客,此时也都散了。

李巨川从大明宫出来,没有回自己府上,却匆匆朝河中医学院在长安新建的分院赶去。他这么晚才来,院正王笉作为女子,自然早就回了王抟的相府,李巨川知她不在,大摇大摆地进了院中,派亲信去找来一位年近古稀的医学博士。

等那头发花白的老医学博士前来拜见之时,李巨川亲自起身迎其入内,然后第一句话便问:“薛博士,若有一人,与曹操一样身患偏头风,有什么办法能够……?”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终于除了他二人之外,再无旁人可以听见。

那老博士听完,道:“其实偏头风此症,心病更胜身病,除了忌口之外,最大的禁忌,便是提到他心中的病因,当初曹操也正因为此症而死。”

李巨川眼珠直转,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传说曹操自埋葬关公以后,每晚合眼便见关公,这使他十分惊恐,为了求得安宁,避免行宫旧殿的“妖魔”,于是他决定砍树建新宫殿,谁知当他用佩剑去砍伐一株长了几百年的老梨树时,竟然出现了怪事:一剑劈下去,树中的血溅满了他一身。曹操大惊,当晚睡卧不安,只好坐在殿中,靠着茶几打了一会瞌睡,忽然看见那个“梨树神”身穿黑衣、举着宝剑向他砍来,曹操吓得大叫一声,惊醒之后,立即感到“头脑疼痛,不可忍”。从此以后,经常发作、痛苦不堪,以后又遇到几次惊骇,病势更重,终于死去。

这个带有艺术夸张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心理不平衡造成的紧张情绪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头痛。后世医学上把这种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头痛,叫做情绪性头痛或紧张头痛。而像曹操这类头痛病被称之为“偏头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特称之为“半侧头痛症”。现在一律称之为偏头痛了。

其实这里头的原因并不复杂:人们在处理某些棘手难办之事时,往往伤透脑筋,焦虑烦躁紧张。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常常使人皱紧眉头,头颈部肌肉也被拉紧,呈收缩状态,甚至引起痉挛。因为肌肉及神经对疼痛十分敏感,于是便发生了类似曹操一样的偏头痛。如果情绪一直不好,头颈肌肉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时间久了,头痛就会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这老博士如此一说,李巨川心中便有了谱,笑道:“原来如此,那便好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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