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个会议应该由教育局长朱昌盛参加。朱昌盛却在局党委会议上安排他出席，并代表教育局发言，表明观点，提出意见。
钮星星不知道朱昌盛为什么让他参加，但只得服从。他根据教育局党组讨论的意见，整理了一下思路，没写发言稿，却在日记本上列了详细的发言提纲，作好了发言的准备。他第一次参加市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这个看似不大的议题，却事关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它的重要性从这次出席会议的对象——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头头脑脑就可以看出来。他知道怎样治理教育乱收费，不仅关系着全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还会对市里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很敏感，尤其是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弄不好就要两头受气，埋下祸根。
也许朱昌盛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让他出席这样的会议，并作发言的。可这也是他接触市里领导的一个好机会。是的，他当了教育局副局长以来，就参加过市政府召开的两次大会，但那都是坐在下面的一个听众而已，而不是象这次一样，会议主要由他发言。而且是在市里许多领导参加的内部会议上发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他展现自己的机会。
快九点半了，正在交头接耳说话的与会者一下子停止了说话，朝主席席看看。
郝书记还没到。这时候，原来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最近当选为市长的周百涛手机响了，他“哦哦“地接听后，咳了一声，对大家说：
“郝书记临时要接待一个外宾，让我们先讨论起来。呃，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主要是议一议教育乱收费问题，上个星期，省里召开了这样一个专门会议，要求各地要认真执行中央的有关决定，切实治理教育乱收费。但如何治理，这事看上去小，牵涉到的面却很广，所以我们要慎重考虑。”
说到这里，周市长把目光投向他：“钮局长，朱局长怎么没来？你们教育局先发个言吧。”
钮星星就坐直身子，扫视了一下会场，两手压在面前的那本记录本上，有些激动地说：“呃，各位领导，朱局长有些事，安排我来出席这个会议，让我代表教育局党组作个发言。”
他发现会场上有好多领导还不认识他，就介绍说：“我叫钮星星，是教育局主管后勤和基建的副局长。”
介绍后，他见领导们感兴趣地看着他，就提高声音说：“大家都知道，教育乱收费问题，是个屡禁不止的老大难问题，所以这次中央下了大决心，要求各地一定要刹住这股越来越严重的风气。从省里开会一回来，我们教育局党组就进行了专题讨论。呃，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为了加强说话的分量，钮星星故意加重了“我们一致认为”这六个字的语音，“中央的决定是及时的，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拥护，认真执行。不说别的地方，就拿我市教育系统来说，前几年，确实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乱收费问题。各种名目的收费越来越多，收费标准也越来越高，致使老百姓的意见越来越大，有些贫困的家庭为了拉孩子上学，到处借钱，弄得苦不堪言。”
钮星星边说边观察着在场领导的反映，其它的人都脸色平静，只有低头看着一份文件的周市长微微皱起了眉头。可他还是坚持要把自己准备的话讲完：
“有个别特别贫困的家庭，孩子考取了重点中学，却上不起学；考取了大学，又没法去报到。去年，农垦乡一个叫邢汉彪的初中生，成绩很好，考取了市第一中学，可他父亲已经病故，母亲靠种田为生，收入低，家里底子又薄，怎么凑也凑不齐两万元学费。借又借不到，她就背着儿子偷偷地哭泣。她儿子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懂事，也要强。他知道了母亲的困难，就不想再为难母亲，竟然悄悄地离家出走，到上海去找工作，想打工挣学费。可是，他只有十五岁，能干什么呢？再说，他一个人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举目无亲，哪里能找得到工作？他在街道上盲目地走来走去，象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钻。晚上没地方去，就睡在马路边，饿了就买几个馒头吃。可他再节约，也只有几天，就将带在身上的一百多元钱化光了。他不想光着手回来，就在上海滩茫茫人海里乱走，最后饿得昏倒在街道上。”
钮星星说到这里，禁不住停下来，用手指去抹被泪水模糊的眼睛。然后喝一了口茶，继续说：“幸亏后来，他被好心人送到了救助站，救助站知道了情况，打电话给我们市教育局，我们才派人把他接了回来。经过调查核实，我们给他全部减免了学费，让他上了学。”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钮星星见大家听得很认真，就又说了另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叫周玉瑜的女同学，去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可他父母已经离婚，母亲远嫁他乡，很少管她。父亲在一个外地建筑工地做小工，平时只有几百元的生活费，哪里能凑满一万五千元钱去北京上学？女孩子不象男同学，她愁眉不展地气了几天，竟然偷偷喝了农药想自杀。多亏被年迈的亲婆发现，一声大喊，喊来东邻西舍，将她弄到医院抢救了过来。后来，我们与她的录取学校联系，为她办理了助学贷款，才让她去北京上了学。
“这是我们知道的几个例子，肯定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钮星星说说，禁不住有些激动，声音不知不觉响了起来，“平时，到我们教育局来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