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陆裕光心中的外蒙策略

当陆裕光听到蒙古军队南下并且洗劫了大同的消息之后,他真是怒不可言,原本对于蒙古陆裕光并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毕竟前世陆裕光只是一个南方的小学,而对于北方的事情也并不太关注,不要说其他的事情了,不过对于历史学的比较好的陆裕光来说,他还是知道外蒙古是怎么稀里糊涂分割出去的。而且他还知道这其中还成就了一个人的名声,那就是收复过外蒙古的徐树铮。

在陆裕光的印象中清末,随着沙俄的渗透扩张,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逐步丧失了对外蒙的实际控制权,同东北一样,被俄国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11年辛亥,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终覆灭。沙俄喜出望外,立即策动外立。但随后各省重统一,组建中华民国,而内政、军事、外交完全受控于沙俄的外蒙当局则拒不加入中华民国。11月30日,在上层王公、活佛的带领下,外蒙当局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单独建立“大蒙古国”,外蒙终于走出分裂自己祖国的第一步。

此时中华民国的政权交到了袁世凯手里,袁世凯卖国算是卖得彻底的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到还是知晓大义,拒不承认所谓的“大蒙古国”,在明白武力打不过沙俄的情况下开始了外交谈判。1913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了《中俄联合声明》均作出了让步: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取消外立;中国允许外蒙“自治”,不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也就是默认俄国实际控制蒙古。生的、弱小的中华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个结果也属不易,总算没有在名义上、形式上丢掉外蒙古。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9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俄国领导人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中国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中国人民,他承诺,当中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自然回归中国。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1919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即蒙古人民党。

1920年7月1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仑仅留守部份兵力。》,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逐走了中国驻军。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独立。苏联红军于是应邀在蒙古人民党军队的支援下于5月25日进入外蒙古,7月6日侵入库伦,抓获恩琴。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1920年代,外蒙古从中华民国分裂出去而独立,随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俄罗斯红军的帮助下,外蒙古叛军击垮驻扎在外蒙古的中国北洋军队,当时的北洋政府发表严厉声明,拒绝承认外立,但由于当时中国陷于内战中,北洋政府没有派军队收复外蒙古。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包括内蒙古王公在内的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内战,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忙于内战,国力不张,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立不予承认。外蒙古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抗议。鉴于此,苏联一方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古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古。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外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

不久,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在苏联第三国际以及蒙古人民党的支持与行动下,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是中国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理要求。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条约允许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在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的政府承认外立。

1949年10月,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震惊了世界,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害怕被后世唾骂成卖国,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后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对于陆裕光来说,这种国家式的承诺根本就是一个玩笑,在陆裕光看来苏联之所以向蒋介石做出那个保证也只是因为苏联想要保证自己的中立地位,从而在国共双方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想到这里陆裕光对于以后处理蒙古的方式也开始有了打算,对于陆裕光来说他马上就要入主国家政权,不过在掌控政权之后怎么解决现在中国的一些问题成为了陆裕光心中的一个矛盾,虽然他对于主要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思想,那就是和日本之间必然有一场战争,但是怎么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也成为了陆裕光必然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个外蒙古的问题就是首要问题。

虽然陆裕光对于外蒙古并没有什么感觉,对于外蒙古的得失也不是特别的重视,毕竟外蒙古对于陆裕光来说是一块鸡肋,虽然有一些资源,但是也经常出问题,在归顺满清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断过事情,这其实在陆裕光的心中是一个矛盾。但是如果不能够紧紧地控制住蒙古,那么陆裕光又会失去国民的支持,所以陆裕光必然要控制住这个地方的。

不过当陆裕光开始想怎么控制外蒙古的时候,突然他想到了俄国内部巨变的事情,虽然现在一战还没有爆发,但是陆裕光知道用不了几年俄国内部将会迎来一场巨变,如果陆裕光能够通过这一场巨变对这个北极熊进行一次突袭,然后顺着外蒙古向北攻占这个北极熊的亚洲领土那么外蒙古对于中国来说就不是一块鸡肋了,毕竟有了北方的领土对于陆裕光来说他就可是通过外蒙古来连接这些地方。

“季宽,发电报给第二军黄培桂,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股蒙古来的部队给消灭在山西,听说其中还有一条大鱼,告诉他可以先派部队去占领大同,估计他们回去的时候要从大同过,另外催促一下韩林,让他进兵一点,现在将蒙古给拿下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另外你让他注意一下东北方向的军队,这一次虽然不是张锡銮领兵,但是这个人要比张锡銮加的难缠。”陆裕光对着自己的副官黄绍竑命令道,他相信阎锡山也在不久之后会得到这个消息,他要看一看阎锡山是怎么对待这个事情,如果阎锡山还是以他利益为重,只是防守阳曲和太原这一片地方,那么他以后也就对阎锡山放弃不用了,毕竟不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再怎么样也只是一个自私鬼,当然前提陆裕光也准备好了,陆裕光可以在他进攻蒙古军队的时候不对山西的腹地进行攻击。否则阎锡山绝对不会冒着被消灭的风险去攻击蒙古军队的。

毕竟陆裕光知道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日本、和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大肆逮捕和杀害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由此可见在威胁到他的时候,他一般都是选择自保,所以陆裕光决定对阎锡山做出承诺,看看阎锡山还能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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