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国的农业在朱楧的大农场机械化作业的经营下，连年大丰收，粮食问题早就不用发愁，完全可以对学生们做到管饱，而且西北地区除了辽阔的耕地，更有广阔的牧场，牧场面积绝对比耕地面积还要大。在朱楧的大力经营下，各地的牧场也是牲畜遍野，再加上他征服的这些地方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因此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畜牧业资源。牛、羊、猪、驴、鸡、鸭、鱼等动物遍地都是，肉蛋类食物十分丰富，价格已经便宜到普通的老百姓之家都可以每天吃的起的地步。
按照朱楧制定的法令，参加义务教育的肃国人都是十五岁的少年少女，这个年纪的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了能让他们长好身体，将来更有力气建设和保卫国家，朱楧对他们的伙食格外上心。
他特地规定：肃国每一所学校的一日三餐都必须有肉，每个学生每天必须能吃到一个鸡蛋，没有特殊情况，教书的先生和校长必须在食堂用餐，有特殊情况要写请假条报备。
后世的朱楧上学时曾经住过学校，那里面的伙食想必是住过的人都深有体会，就不必笔者多说了。为了是肃国的学校避免这种情况，朱楧特地下令，学校的食堂体系是独立的，不受学校控制，而是接受学生们的监督，每个月都由学生们投票来决定他们的业绩，干的好的可以领取赏赐，干的不好的就扣钱，扣到你哭为止。
他的这个主意灵感来自后世张作霖的军需独立，军需独立制度使得他手下的士兵们不再受长官的盘剥，伙食和粮饷全都上去了，打仗士气就很高昂。朱楧早就将这个制度在军队中执行，这次也将它颁布到学校里来。
有了敦煌这两座学堂作为样板，肃国各式各样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刷刷刷的冒了出来，朱楧将教育的举办情况作为考核肃国官员的三大指标之一，其余的两项分别是钱粮和刑名，这是一个地方官最应该干的三件大事，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兴修水利，开垦耕地，这属于特事特办，不能作为统一标准，否则官员为了政绩就会乱作为，一些不需要修水利的地方也会被他们以各种名义修水利，不仅浪费资源，还会给民众白白增加负担。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进而导致一些地方民怨沸腾，让反对变法的人抓住了口实。
办好办学校这件事之后，朱楧就开始着手处理兰州布政使赵华清谎报灾情的事情了。之前读历史的时候，他还对朱元璋御下的严厉手段并不太理解，认为这位同志做的太过了，人性都是贪婪的，不可能让人一点也不贪污，有时候这些事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较好，毕竟理解万岁，谁都要过日子。
直到他自己穿越成了王爷，然后建立了自己王国之后，他才真正的理解朱元璋。你妹的，你们贪污的钱都是老子辛辛苦苦在劳苦大众身上剥削过来的，老子背了骂名，你们特么的得实惠，不治你们治谁？
什么水至清则无鱼？狗屁！只要老子的屁股还在王座上坐着，掌握着全国的资源，老子就不缺给老子跪舔的人。你嫌老子御下严峻可以不做这个官啊，你不做不就管不到你了吗？但老子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前脚刚一走，后脚就会有人顶你的缺。
你有才华又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才华的人少吗？你以为县令、布政使就你一个人能干吗？地球离开了你难道就不转了？本王没了你难道就不过日子了？只要寡人将全国的资源控制在手里，就可以吊打一切，就有数不清的有才华的人为寡人当牛做马！
朱元璋北伐的时候，人们都说是徐达打下了元大都，恢复了汉人的江山，其实那个时候派谁去都能打赢，老朱已经将江南的资源基本握在手里了，去打一个分崩离析的元朝，有什么难的？李文忠、邓愈、冯胜、蓝玉、沐英等人都可以打赢，只不过大家论资排辈，只能是徐达这个老前辈去立此大功而已。
所以说，作为君王，掌握住全国所有的资源是最重要的，至于礼贤下士只是顺便装个逼而已，把这两者弄反了，就犯了崇祯犯得错误——本末倒置，钱都被当官的贪污了，资源全都被官商瓜分了，皇帝手里什么都没有，到时候只能带着自己手下的一大堆名臣猛将去亡国。
这一日的朝堂之上，朱楧罕见地发了飚，将兰州布政使赵华清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大骂道：“这个赵华清好生大胆，才遭了这么点蝗灾就不想干活！自己府库里的粮食都吃不完，居然还跟寡人要粮食赈济，真不知道他是按了什么心？若是我肃国的官员都如此欺君罔上，那干脆就亡国好了！”
这话说的实在是太重了，震慑地文武百官全都慌忙地跪在地上叩头道：“请王上息怒。”
“息怒？你们让寡人如何息怒？你们说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朱楧气得在大王座上一坐，故意用十分威严的语气大声说道。他企图以这件事为契机，促成东厂和监军太监制度的落实，所以就抓住这一点不放，大做文章，为接下来的举动铺路。
吏曹判书和监察院都监察御史互相对望了一眼，按照规定，干部出了问题，他们两个是避无可避的，必须拿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经过短暂的眼神交流之后，最终还是吏曹判书纪君用站了出来，向着朱楧作了一揖，道：“臣以为，主犯赵华清应立即革职，缉拿回京再行处置。附议此事的官员…..”说罢，用眼睛瞟了一眼脸色难看成猪肝一样的户曹判书张文远，心里十分得意，脸上却挂着一丝十分为难的表情，道：“附议此事的官员，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个处理决定还算是合情合理，朱楧较为满意地点了点头，面带威严的说道：“准奏。传旨，立即将兰州布政使赵华清革职，缉拿回京。另外，附议此事的户曹判书和户曹兰州局正郎停俸禄三个月，以示惩戒。”
户曹判书张文远的脸色越发的难看，虽然说三个月的俸禄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被王上当众处罚一次对他的威信是极大的损失，那些见风使舵的人会以为他在王上心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进而对他的态度有所变化。
但这也不能怪别人，谁让他不弄清楚情况就盲目附议赵华清的奏折？拿着王上的钱去做好人，去做爱民如子的清官，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不罚你罚谁？
张文远今天算是硬生生地上了一课，以后可千万不能轻信别人了，要不然他栽了跟头还不算，还得把自己连累了，听到处罚决定后，虽然一肚子委屈，脸色比死了爹还难看，但还是和其他的大臣一齐跪在地上，齐声叩头道：“王上英明，臣等遵旨。”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朱楧略微沉吟了一下，将自己昨天晚上就想好的话又复习了一遍，没有让这些大臣平身，而是漫不经心地淡淡说道：“赵华清的事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天有一个赵华清，明天说不定就会有一个王华清、李华清。”
群臣都跪在地上不敢说话，也不敢抬头，是个人都能猜的出来王上这句话只说了一半，肯定还有下文，更何况他们这群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这个时候谁答话谁就是傻子。
果然，朱楧见群臣没有反应，又自顾自地说道：“看来我国的监察制度还是不够严密，还有必要再设立一套监察体系。名字寡人都想好了，就叫东厂，隶属于司礼监，由寡人任命以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做提督，直接对寡人负责。”
此话一出，群臣纷纷都炸了锅了，有个仪卫司做特务还不够啊？还要再设立一个什么东厂？还是让太监当首脑。太监的手伸的还不够长吗？已经压制了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都成了内相，他们还想要监察监视群臣的权力吗？这不就是史书上写的太监乱政，不就是亡国之道吗？
呜呼哀哉！我等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这个时候不站出来拼死进谏，如何对得起国家发给我们的俸禄，如何对得起忠义二字？
一些正直的大臣直接站了出来，向朱楧一拱手，说道：“启禀王上，微臣以为此事不妥。皇上明令严禁太监干政，前些日子王上成立司礼监已经引起物议了。此番再设立东厂，怕是对王上的贤明有所损害。传到皇上的耳朵里，怕是也不好听。”
朱楧对这些人其实是挺无奈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坏人，出来阻止他也是为了他好，只是他们从小被那些腐儒写的书洗脑，从骨子里认为太监都是坏的，不该重用。
那些大臣话音刚落，立即又有一些职位比较高的大臣站出来，向朱楧作了一揖，劝谏道：“臣等附议。王上，任用宫人干预政事，自古都是取乱之道，还请王上三思，千万不要坏了国家的纲纪。”
这些人的心思就不好说了，一部分人跟之前的大臣一样，属于见识有限但是还算是为自己好的人，另一部分人就不好说了，他们出来劝谏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心，害怕太监们分了他们的权力蛋糕，他们就不能在地方上一言九鼎，作威作福了。
“纲纪？”朱楧见这么些大臣齐齐反对，心头就掠过一丝不悦，君王和大臣永远都是矛盾体，与大臣们的权力博弈始终存在，对大臣就应该始终是既用且防，所谓推心置腹之类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拉下脸来，带着一丝不满和威严说道：“什么样的人不会坏纲纪？赵华清那样的人吗？他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什么道理不知道，不一样欺君罔上吗？寡人用人只看他是否忠心，是否实心办事，至于他的出身，跟寡人有何关系？多读几年书就比别人高级吗？读了那么多的书还是欺瞒寡人，这才叫羞耻！”
这话将底下的大臣说的一愣一愣的，听王上这意思，他们这些饱读诗书，受过圣人教诲的人还不如一个太监，这让一些自视甚高的官员难以接受。一名御史直接站出班来，向朱楧一拱手，正气凛然地说道：“启禀王上，赵华清事件只是一个个例，王上不能借此否定所有读书人。自赵高开始，太监干政的教训就层出不穷，还请王上收回成命，否则臣远乞骸骨归乡。因为身为御史，不能劝谏王上回头，实在是于心有愧。”
朱楧被这个愣头青气得脸色刷地一下子就拉了下来，还特么赵高，几千年前的事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司马迁又没有在场，就那么随手一记，说不定是他自己编的故事，你拿这种事来读寡人，真是岂有此理，当即勃然大怒，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大喝道：“赵高难道就不是个例吗？你想辞官，寡人准奏！谁还想和他一样，都给寡人站出来！”
这一下子当即将朝堂之上的文武官员震慑住了，那些个大臣经过十年寒窗，然后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才获得今天的地位，武将们也是刀山火海中闯过来的，名都丢了好几次了，才获得了这个官位，谁愿意就此辞去。
所以，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站在原地不再出声，出来劝谏的人很多，像那位御史那样肯辞官的人，不多。
朱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他们会没完没了的劝谏下去，讲完了秦朝的例子，还会讲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讲完了东汉的例子，还会讲唐朝时期的宦官干政，这些事都是堂而皇之的在史书中记载的，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讲。
朱楧对历史的理解跟史书上记载的很不一样，在他看来，东汉之所以爆发黄巾起义，落得群雄割据的局面，并不是汉桓帝和汉灵帝重要太监的原因，恰恰相反，是那些大臣们的原因。
这件事要从东汉的建国说起，刘秀建立东汉，靠的就是世家大族们的支持，所以上台之后，不得不给予那些世家大族们一些特权。渐渐地，这些西汉形成的世家大族，在东汉演变成了门阀，不仅垄断了朝中的官位，还在地方上占据的大量的田庄，拥有着大量的奴婢和门客等武装力量。
他们都在朝中有人，所以占据的田庄很多都不用交税，这就是国家掌握的土地、粮食资源越来越少；而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侵夺平民的土地，将这些原本在国家户籍黄册上的平民占据为自己的奴隶，再利用各种手段将他们的户籍抹去。这样以来，国家就掌握不住这些人口，导致国家掌握的人力资源越来越少，一旦有了战事，或者其他需要人民出力的时候，就招不到兵。
而黄巾军起义也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将国家的资源全都占据了，普通的老百姓活不下去，或者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的需要改变现状，才轰轰烈烈的爆发的。
起义爆发之后，一时间声势浩大，而国家的资源早就被那些世家大族掏空了，要粮没粮，要兵没兵，无力镇压起义，所以只能依靠各州县自己募兵，造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其实刘秀还活着的时候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曾经携统一天下之威，下令在全国清查土地人口，打击士族门阀的势力。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操蛋行为，世家大族们纷纷抵制，不少地方还爆发了骚乱。
当时的丞相夹在皇帝和士族之间受夹板气，听皇帝的士族不答应，偏袒士族，皇帝又不答应，于是一气之下上了吊。
刘秀见事情闹大了，不得已认怂，将清查土地的命令搁置下来，算是默认了这些世家大族的存在。
到了东汉末年，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膨胀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不断地吸附着国家的资源，将原本强大的东汉，硬生生地吸成了一个病夫，这才有了黄巾起义，群雄割据的事。
汉桓帝和汉灵帝公开卖官的事广受世人诟病，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讲，这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国家的资源都让那些世家门阀瓜分的差不多了，尤其是像袁绍那类人，四世三公，占了多少资源？皇帝穷的叮当响，没有项目搞创收，想想自己的手里只剩下官位这个资源了，所以就拿它们来换钱。反正当官总是要花钱的，与其让那些人将这些钱送给那些士族门阀走后门，倒不如用这种办法弄到皇帝的手里，还可以为国家多积累点资源。
这个世界是唯物主义的世界，都是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谁掌握的资源多，谁赢得几率九大，这就如同斗地主一样，谁拿的拍好谁就赢，除非对方一点也不会玩。
像那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比如说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太少了，整个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就那么几个，而在这几千年当中，人类发生的战争又有多少呢？简直就是数不胜数。
这些经典战例多少都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不是每次都会有一个许攸去反水，对方也不是每次都将战船连在一起让你烧。作为一名君王，如果不好好的种田发展自己的实力，整天想着靠一些运气和对手的智商突然下降而打出一个所谓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那其实就是犯了守株待兔的错误，将偶然当成了必然，迟早会被饿死。
况且曹操和袁绍对峙的时候是倾国而出，沉重的兵役已经使得他的后方发生了骚乱，所幸被镇压下去了，所以绝对不是史书上说的“兵不满万，而伤者十二三。”袁绍倒是个爱民如子的人，再加上他轻视曹操，为了不给民众增加负担，大战之时并没有出全力，没有将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对付曹操，这才被曹操捡了个漏。
而曹操占据了他的冀州之后，那些曾经口口声声歌颂袁绍恩德的人民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曹操的顺民。
袁绍没有出全力在史料中是有佐证的，按照正史记载，官渡之战时袁绍击集中了大约十一万人的兵力。而根据《三国志——崔琰列传》记载，曹操占据冀州之后，查看当地的户籍图册十分高兴，说：“冀州是个大洲，可征兵三十余万。”为此还受到了崔琰的批评。
我们知道，袁绍当时占据了四个州，冀州只是其中之一，若是他不贪慕爱民如子的虚名，不轻视曹操，像曹操一样，集中所有的力量先打败曹操，那曹操获胜的几率又有多少呢？怕是第一波团就被带走了，根本撑不到许攸前来投降。
唐朝后期的皇帝任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安史之乱将原本看似稳固强大的唐朝国家机器打得瘫痪了。唐朝连赖以起家的关中和繁华富庶的洛阳都丢了，很多人认为唐朝要不行了，开始打起了别的心思。
虽然有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忠肝义胆的大臣为唐朝卖命，但皇帝也拿不准是不是所有的武将都像他们两个这样，只有派他最信任的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借此来监视诸将，相信有了鱼朝恩的坐镇，一些原本别有心思的武将也不敢再有所动作了，乖乖地跟着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
后来到了李亨的孙子——唐德宗李适之时，唐德宗刚继位是也很年轻，也很天真，跟崇祯差不多，想学着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排斥太监，任用大臣，中兴大唐，结果由于太年轻，政策失误激起了藩镇的叛乱，进而引发了泾原兵变，被狼狈的赶出了长安。这个时候，他所信任的那些大臣们没有一个人保着他，反而是身边的太监舍命将他保护到了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