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葫芦哥的话，我略有不解：“既然你混上了火车，不是应该去了内蒙吗，怎么又会到了安壤呢？”
“唉……别提了，提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憋屈，直到现在想起来，也一样憋屈。”葫芦哥无奈的笑了笑：“我上车之后，按照那几个捡破烂的教我的方法，遇到检票的时候，就去厕所里躲着，而那时候的绿皮火车，管理也不严格，检票的见你在厕所里叫几声不出来，压根就不管了，不过那列火车太慢了，开了半天零一宿，也没到地方，而我迷迷糊糊的，就在一个空位上睡着了，等我被人叫醒的时候，检票的已经把我堵在座位上了，当时列车员让我补票，我就站起来，假装跟他往前面车厢里走，可我哪有钱啊，所以就在路过一个窗口的时候，打算顺着窗口跳车，而那个在窗口坐着的人，是一个胳膊打着石膏的青年，被我一脚蹬在胳膊上，刚长好的胳膊，咔吧一下，又被踹折了，这么一来，火车上的乘客全都不干了，按着我就开始打，我也被打急眼了，就开始还手，打着打着，乘警就把我抓了，而当时火车正在行驶，他们就把我关在了一个没有窗子的仓促间，等到站以后，转手把我交给了铁路公安，而我下站的地方，就是安壤。”
听完葫芦哥的话，我才明白，原来他最初来到安壤，本就是阴差阳错。
“当时铁路公安的一个老警察，听完我一路的遭遇，也挺同情我的，说只要我陪那个骨折的小伙子二百块钱，他们就不追究我的责任，放我离开，最后我两手一摊，说要钱没有，该咋办咋办吧。”提起这件事，葫芦哥露出了一个笑容：“负责我这件案子的老警察看见我这幅样子，也被气笑了，最后是他帮我垫上了这个钱，不过按照程序，还是让我蹲了十五天拘留，蹲拘留那天，是我十九周岁的生日，也是那一天，我在看守所里，认识了张康。”
我有些惊讶：“你和康哥，是在看守所认识的？”
“嗯，不过当时的张康，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在同龄人之中很出名，可是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名气，倒是他堂哥张帆，当时在社会上，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哥了，当时的安壤市，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格局，那时候，市区最出名的两个混子，是穆军和骆洪苍，穆军当时是一铁矿的工人，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混，身边聚了一大群工人子弟和小盲流子，在市区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另外一个跟他齐名的人，则是骆洪苍，骆洪苍这个人当时在社会上名气很壮，可是却没人怕他，因为骆洪苍办事很独，平时也没什么朋友，不管处理什么事，都是单枪匹马的去，加上他也不喜欢惹事，所以出了名气大，倒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从穆军和骆洪苍再往下，就是张帆、毛跃进、房永根、关忠磊这些老牌混子了，当时房永根还在干强拆生意，张帆是帝王台夜总会的老板，毛跃进是金皇后的老板，而关忠磊那些人，虽然有名气，可是都没有实体，在九十年代，有钱的混子并不好使，而且社会混子普遍瞧不起那些一边混一边做生意的人，当时的人都是靠拳头说话，后来到了千禧年之后，时局变了，社会风气也变了，那些没有实体的混子，慢慢的就全部都没落了，至于张康，当时顶天就算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街边流氓，就连跟在张帆身边的王燊，都比他的地位高，而且当时的年头，正处于东北下岗大潮，**也没办法安置那么多的下岗工人，所以就保持了冷处理的态度，当时东北的所有城市里，全都充斥着数不清的无业游民，大家被企业抛弃之后，为了活命，只能什么来钱干什么，这就导致了社会上的混子数量，猛翻了几十倍，随着混子的急剧增长，社会上的治安也开始乱的不成样子，当初冒出来的一批大混子，其实在几年之前，还全都是国有工厂的车间工人，不过他们却更狠，因为他们出来混，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活着。”
听见葫芦哥逐渐把话题引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上，我开口引回了正题：“你是从那时候，跟张康在一起的吗？”
“不是。”葫芦哥摇头一笑：“当时的张康虽然名气不大，可是为人很傲，我被关紧看守所的时候，刚好他也因为打架在那个号里蹲拘留，而且负责管号，所以我刚一进去，他就开始带人收拾我，后来他把我打急眼了，我就跟他们干，可是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打过他们一群人呢，没到十分钟，我就被捶的站不起来了，随后他们那些人就继续回到铺上打扑克，当天下午，张康赢了不少钱，心情不错，就跟我聊了几句，得知当天是我生日，给了我一支烟，晚饭的时候，又花钱给我买了一碗面条，第二天，他就释放了，当时我只知道他叫张康，并不知道他是个混子，等他走了之后，我接着又蹲了十五天，然后也被放了，离开看守所以后，我身无分文，也不敢再去扒火车了，为了让自己不被饿死，我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活，给铁路机油段的澡堂子烧锅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工资是每个月八十一块钱，刨去房租三十，还有饭钱二十，一个月能攒下三十一块钱，那时候我为了攒钱，根本不敢抽烟，也不敢喝酒，每天就是馒头配榨菜，偶尔馋肉了，就去火车站那边的一个大饭店后巷，翻泔水桶，在里面找一些肉渣子，回家用水泡一宿，等没有臭味了，再用热水煮个汤，现在想想，我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猪狗不如，可是当时的我还浑然不觉，因为对于我这种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虚岁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养活自己，就已经很棒了，当初的社会，不像现在，到处都有工作机会，那时候在东北这边，刚刚赶上下岗大潮，我能侥幸找到一个烧锅炉的工作，都已经让很多城里人都羡慕了，当时我还挺JB满足，感觉我要是能烧一辈子锅炉，也挺不错，可是我的美梦持续了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开除了，因为澡堂子里面有一个搓澡工，他侄子在家闲着没事，也需要工作。”
“后来呢？”我听着葫芦哥年轻时的悲惨遭遇，不禁动容。
“后来？”葫芦哥自嘲一笑，点燃了一支烟：“后来我就拿着两个月攒下的三十多块钱，滚蛋了呗，离开澡堂子之后，我手里的三十几块钱，根本没办法让我生存下去，所以我还得找活干，可是当时的社会上，到处都是下岗青年，别说长期工了，就连那些扛大包，卖力气的临时工，我都抢不上，当时这座城市里，只有两种人活的最滋润，第一，当官的，第二，混子，这两个群体，仿佛没有收到任何冲击一样，尤其是在下岗大潮的影响下，混子界也被掀起了一阵高.潮，当年的混子，来钱的路子很有限，就那么几条，第一是“吃佛”，就是养活小偷给自己赚钱，第二是“踩盘子”，就是抢劫，第三是“上保险”，就是收保护费，当时张康干的营生，就是“上保险”，他的手底下，养了能有二三十个小兄弟，每天都啸聚在他身边，而张康也大大咧咧，收的保护费，一分不留，全都给这些人花了，当时他的地盘，是市中心一带最繁华的的地段，现在的市**那里，当初是市里的老电影院，以电影院为中心，旁边还有针织市场、农贸市场和小吃街什么的，这些地方的摊主，每个星期都要给张康交钱，当时他的收费不高，好像每周才要两块钱，而且收了钱，他也是真办事，因为张康下手太狠，所以在他收保护费的地段里，全市的小偷都会很默契的绕道而行，我不再烧锅炉以后，攥着手中的三十块钱，在街边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租一套房子，想到最后，我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随后拿着那三十块钱，去市场批发了一些瓜子、头绳什么的，在电影院门口摆了个地摊，说是摊位，其实就是在地上铺一张破纸壳，把货摆在上面，那时候我卖瓜子是按碗卖的，一碗三毛钱，算下来，一天能赚一块五到两块钱左右，有时候还会赔钱，因为那个年代，能去看电影的，要么就是流氓，要么就是官家公子哥，遇见富家公子还好，买瓜子的时候，差个三毛五毛的，他们就不要了，要是遇见流氓，他们一分都没有，抓起两把瓜子就走，你要是敢张嘴要钱，他们就掏刀，那时候的混子如果掏刀可不像现在一样，是为了吓唬人，那个年代，只要亮刀，那么有九成都得见血，你说，我为了两三毛钱，还能跟人拼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赚的钱，也就勉强够吃够喝，那阵子，我白天在电影院门口摆摊，晚上就去桥洞子或者没人住的破房子里过夜，那时候已经是年底了，一点不夸张的说，那种气温是真的能冻死人的，我当时也怕自己这一闭眼，就醒不过来了，酒啊花三块钱买了个闹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每隔半个小时都会睁开眼睛，起来跑一圈，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再接着睡……日子就这么过了一个星期，随后张康手下的人，就来找我收保护费了，当时来的人，是长征和大奎，那一天，长征挂了个马子，还约了那个娘们晚上出去吃饭，所以收保护的时候，临时把数额提到了三块，其他摊主都把钱给了，唯独我没给。”
“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想为了这么点钱跟人打架吗，为什么没给？”
“我倒是想给，但是我刚干了一个礼拜，加上每天都要进货，手里哪有三块钱啊，那天我手里就攥着两块钱，求爷爷告奶奶的跟大奎说，我这次先给两块，至于剩下的一块钱，等他们下次过来，我一定会把这个钱给补上，当时大奎看我挺可怜的，就同意了，结果其他摊主一看我给两块，也都开始凑上来往回要钱，大奎一看帮不了我了，就让我当着那些摊主的面，必须把钱交齐，可我是真没钱啊，就跟大奎呛起来了，当时长征也是着急要跟姑娘去吃饭，情绪挺激动的，就开始打我，而我那阵子过的像个乞丐一样，心中既委屈又憋屈，很快被他们打急眼了，顺手抄起旁边摊位切年糕的一把长刀，冲上去之后，两刀吓退了大奎，随后又在长征的腿上，一刀扎了个对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