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坐在办公室看书的赵继军被门外的敲门声打断,合上书本,快步走到门前。
“刘姐!”赵继军打开门轻轻地喊道。
刘春花笑呵呵地站在门口,说:“小赵,有人要见你!”
“有人要见我?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赵继军暗暗佩服自己的“聪明”。
“谁要见我啊?刘姐。”赵继军茫然地问。
“跟我来就知道了!”刘春花居然卖起了关子。
“咚咚”刘春花敲开张站长办公室的门。
一个有点熟悉的背影出现在赵继军的视线里,是一个老头,头上还戴着一个紫红色的线帽。
“小赵来了!”张站着对“红线帽”老头说。
老头缓缓地转过身,赵继军吃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李支书!您怎么过来了?”
“过来看看你们啊。”老支书微笑着说。
“李支书过来向高金发交代些事情,事情办完了。小赵,赶紧坐吧。”张站长指着沙发说。
赵继军笑笑呵呵地坐到李支书身边,李支书把手平放到赵继军的膝盖上,温和地看着赵继军说:“赵啊,这些天过得咋样了?”
看着李支书那张慈祥的“车辙脸”,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过得还可以,就是有时会惦记着您。”
李支书把手抬起来轻轻放到赵继军的头上说:“小伙子越来越会说话了。”
“哈哈”张站长和刘春花大笑。
“李支书,前两天我们这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唉!”刘春花在老支书面前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了?春花?村里遇困难了吗?”李支书关切地问。
“这个高金发根本就不是当支书的料,乡里怎么会用他的呢!”刘春花抱怨着说。
“乡里用他的原因,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张站长接过话茬说。
李支书板起脸沉默不语。
“我和张站长,前两天跟吴能干架了!”刘春花愤愤地说。
“你说什么?”李支书眯着眼睛问。
“我们打起来了,那个龟孙子吴能在楼上……后来多亏了小赵弟,把他给制服了。”刘春花把那天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向老支书说了一遍。
老支书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说:“吴能先打人是不对,但你俩做得也不对,高支书叫你们开会,你们为什么不配合?就因为不服气?干工作哪能像你们那样意气用事,像小孩子一样,很不成熟。”
面对老支书的批评,张站长和刘春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不管怎样你们面对的现实就是:高金发是李园村的现任支书,最其本的组织纪律性要有的。你俩都是党员对吧,一个村部没人说得算的,那是一盘散沙,你可以对某件事有意见,但是遇到事情要听从领导招呼,得有这种观念。”李支书说着端起茶杯押了一口茶,从嘴里往地上吐出一小片茶叶,继续说道:“以后开会,原则上要听从高支书的,而不是由高金发同志来迁就你们,这没道理的嘛。你们搞得比一把手都牛,那样是不行的。就比如我吧,我其实还想再为村里拼上几年,组织上决定要我退,我还能说二话吗?”
“高金发那付作威作福的德性,我原本就看不惯,您走了之后,他把自己整得很神气,我刘春花不吃他那一套,哼!”
“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当支书,不要说我跟春花了,老百姓也不会服的,他高金发几斤几两谁不知道呀。”刘春花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张站长又火上浇油。
李支书平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见老支书还在低着头沉默,刘春花问:“您怎么不说话啊。”
“我现在说话你们还听吗?”李支书突然这么问了一句。
“听听听!”刘春花笑着说。
“您讲的话我们永远都听,我们就是您的孩子,做得不好的,你想骂就骂。”
“张啊,还有春花,我们在一起共事也不是三年两年了,我批过你们几回?”“我记得您从来没批评过我!”刘春花感激地说。
“老啰,身子骨不太行啦,不知还能再来李园村几回,所以我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教训教训你们。”李支书感慨道。
“高支书是村支部的核心,你们以后不能一意孤行,最基本的纪律和职业操守一定得有。你们听到了没?”李支书的表情有些严肃。
“听到了!”张站长和是刘春花不约而同地回答。
“嗯!”李支书满意地点点头。
“我要到院子里走走了。”说完李支书顺手捞起放在身边的一只看上去破旧不堪的手提包,轻轻拍了拍赵继军的肩膀说:“陪我出去溜达溜达!”
“嗯!”赵继军愉快地答应着。
到了院子,李支书拉开手提包的拉链,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书。
“赵啊,我这次过来顺便给你带了本书,拿着吧。”
“谢谢李支书!”赵继军笑着从李支书手中接过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与黑》。
“小赵,这本书今天能看完吗?”李支书漫不经心地问。
“别说一天,瞧这厚度,我三天也看不完啊。”
“是啊,书不是一天能读完的,要一点一点地读;反过来说,一点一点地读,时间长了再厚的书总能读完。”
赵继军细细品味着李支书富有哲理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