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学生还没有来得及看完那些参考书的时候，他们就被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命令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面了。
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开始了他的课程讲授：
“各位同学，今年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第一年，主要的研究项目是埃及学中的克苏鲁学现象。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埃及学和克苏鲁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感谢让-帕斯卡尔·商博良先生。他是法国伟大的埃及学之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后人。
是让-帕斯卡尔·商博良先生头一次注意到了在非洲的大湖地区存在着一个更古老的文明，可能是埃及文明的源头。
也是他头一次把克苏鲁学与埃及学嫁接在了一起，提出了古埃及文明的克苏鲁神话源流。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埃及学研究之中，就有一个关于早期古埃及文明起源的争论。
有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古埃及文明是在尼罗河中下游以及三角洲地区产生的，是一种原生性质的文明。
但是，还有一少部分学者指出来，在没有对于尼罗河上游地区进行完整的勘探之前，古埃及文明的原生性质是无法定论的。
当然了，其实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后。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西非、东非和北非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各个殖民主义势力都想在其殖民地上建立一个非洲殖民世界的中心。
当时的大英帝国占领着埃及和苏丹，面积涵盖了当年古埃及文明和古代努比亚文明的范围；
而法国人则控制着马格里布非洲和西非的广大地区；
比利时人控制着大湖地区的大部分地区；
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东非也想染指一下。
所以当时的大英帝国认为想要把埃及打造成非洲殖民世界的中心，就必须要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文化上的观点。
所以组织了大量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以及宗教学家，制定了一个名叫‘赫里奥波里斯’的计划。
‘赫里奥波里斯’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古埃及文明彻底的推向非洲文明的顶峰，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历史撰写计划。
而‘赫里奥波里斯’计划最终扩展到了所有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系统之中，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
它的大致脉络包括，这么几项内容：
第一，要认定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历史第二早的文明，是非洲第一早期的文明；
第二，认定世界上第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文明，因为当时伊拉克地区是大英帝国的委任统治地，是整个英国殖民体系的中心枢纽；
第三，认定第三早的文明是古印度文明，因为当时的南亚次大陆还是英属印度殖民地，而且已经被英国牢牢控制着；
第四，认定华夏国是世界第四古老的文明，因为大英帝国还占领了香江地区和许多涵盖华夏沿海地区的租界地。它们是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枢纽，
所以这样一来，大英帝国等于就占有了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的三个，第四个也占领了一部分。
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全都被大英帝国给征服了，就像日耳曼人征服了摧毁了古罗马帝国，而他们则自诩为是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一样。
所以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大英帝国的民族自信心，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包容多元化文明，既可以继承人类最古老文明，但是又可以带领着人类继续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文明。
当时的大英帝国准备利用他们掌握的这些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源，进行更大规模的殖民地文化建设，以及深入人心的统治。
这其中包括了深刻的统治手腕儿：
当时大英帝国对于埃及、印度、伊拉克和东亚殖民地的统治是有着长远打算的，因为在殖民地英国人毕竟是少数，而当地人则是多数。
所以任用和选拔当地的亲英势力来进行代理人统治就非常重要。将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治，让当地人帮助大英帝国的殖民者统治当地人，对于殖民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策略。
而基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印度教与英属印度境内的其它宗教势力势均力敌的分布状况，这种政策在印度是很容易实施的。
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研究了印度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设计了很多顺应当地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分而治之的方案。
比如大量吸收了当地的骄傲而尚武，又处于少数派的锡克教徒当军官和警察，让他们管理印度教徒和天方教义的信徒；
承认信奉天方教义的王公统治信奉印度教的土邦，让少数派统治多数派，这样少数派就要依靠殖民者的武力，更便于殖民统治；
把天方教徒和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在土兵军队之中分别列编，让他们互相监视，无法团结一致反对殖民者，反而互相竞争，竞相效忠于殖民当局。”
西瓦吉听到这里不禁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
“唉，伟大的印度就是这样子被弄得四分五裂的！”
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并没有理会西瓦吉的感叹，接着说道：
“但是，在埃及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当地的阿拉伯人处于军事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绝对优势，而天方教义事实上又提倡平等，认为所有教徒都是兄弟姐妹，所以与我们的统治目的背道而驰。
而最重要的是天方教义鼓励反抗压迫，在苏丹的马赫迪大起义，甚至打死了当地的殖民军队的领袖，围困了殖民地首府，最后摧毁了当地殖民地统治机构，曾经一度获得独立。
因此我们的殖民者急需要一种可以把当地人从天方教义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三六九等的不同阶层，让他们和印度人一样无法团结一致对外反抗殖民统治的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
而‘赫里奥波里斯’计划之中的某些内容恰恰就是满足了这个诉求，比如计划中关于古代埃及祭司阶层的研究，以及国王和武士阶层的研究，各个城市和地区有不同的保护神，这些如果加以发展的话，正好可以从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上，用来对抗埃及和苏丹地区的反对势力。
借着‘赫里奥波里斯’计划提供的大量资金，殖民当局雇佣了很多学者来进行古埃及文明的研究。
但是，在他们的研究方向上却与殖民当局的初衷事与愿违。
很多学者在阅读了让-帕斯卡尔·商博良的著作之后，发觉古埃及文明并非是一个原生性的文明。
它应该是一个受到过尼罗河上游地区更高级的文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传来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