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理解刘大夏的坚持，但他作为首辅，且是才上任几个月的首辅根本不可能去为这种事硬顶弘治皇帝。
接下来几天，随着朝堂里的中高级官员逐渐表态，局势在明眼人看来变得非常的清晰。
这个局势，并非说赞成设立“枢密院”的朝堂重臣们占多数，恰恰相反，反对者占多数。
比如吏部尚书马文升就明言：若将武选司、职方司之权归枢密院，将来若是武臣叛乱，将如何自处？此非长久之策。
再比如储相王鏊在奏章写道：此策将重蹈五代之乱。
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越是如此，越显得反对者其实很“气虚”。原因就两点。
第一，张昭近两年来连续大胜，底气十足。文臣在军事上的话语权确实在降低。特别是张昭的大胜，兵部都没有参与。武器、物资、兵员、粮饷全是自备的，而战略、战术文臣们更是外行。
第二，以史为鉴不能只看唐末、五代，还要看到北宋、南宋以文制武的弊端。有宋一朝，经济是世界级的强国，军事打得像一坨狗屎一样。北宋靖康之变后更是滑稽的笑料百出。
所以，这帮文臣们说来说去，理由无非就是设枢密院之后如何限确保武臣们的忠心，不叛变。本质上是士大夫们一直在试图接管大明的国家权力。
这种心思是根本上不得台面的。真以为明朝历代皇帝重用宦官为祸都是傻逼吗？这是皇权面对士大夫集团压制的一种“反弹”。平庸如天启皇帝都知道“九千岁”要重用。
而弘治皇帝有着整个军方支持，特别是手握雄兵的张昭的支持，他明确的表示意愿，想要将职方司和武选司划到枢密院中，文臣们是拦不住的。
这是从大的方面去说。而更细微之处是：内阁首辅李东阳，三辅焦芳并没有反对。
焦阁老还把儿子焦黄中派来给张昭乔迁新居送了一点礼物，明确表示他的态度。张昭是于正月三十日迁居到京西的新秦伯府中。
文官集团有时候是一个整体，但有时候也可以认为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像大礼议时，张璁、桂萼就不卖杨廷和等人的帐，而是和嘉靖皇帝站在一起。
报纸上关于正反双方的观点来回争论、相互攻击。于正事没什么帮助，反倒是把各自的报纸销量都提上去。
弘治十七年的开年大戏并非浪得虚名啊！
…
…
二月初一的傍晚，翰林学士王华散衙之后到张昭的新府邸中拜访。明面上的理由自然是恭贺张昭乔迁新居。而实际上他的来访也是代表着一批人的疑虑。
张昭在庭院里一处景色秀丽的小轩中招待他。月影落在碧瓦上、芙蓉花圃。仆人们上酒菜之后退了下去。
张昭微笑着伸手邀请道：“这是新笋，滑嫩可口。我是真没想到会是伯父来访。”
王华穿着灰色的直裰，头戴四方平定巾，典型的明代读书人装束。脸型略消瘦，颌下一缕长须，苦笑着道：“伯安都在辽东带兵，不是我来还会是谁来？”
说着，和殷勤劝酒的张昭畅饮一杯，诚恳的道：“子尚，我亦不问你和其他人的恩怨，就问你设枢密院，整顿军队意欲何为？
现在翰林院中有两种猜测，其一，你在揽权，欲在数年之后北伐。其二，借天子以自重，准备掀起文武党争。”
大明朝的翰林院卧虎藏龙。日后的大佬杨廷和就在其中。还有梁储、费宏。他们这帮人在一起闲聊，真能把张昭的意图猜的七七八八。
没有人会认为张昭要谋反。
张昭沉默的抿一口酒，道：“伯父，我只想自保而已。至于北伐，我没有那么乐观，数年之内大明朝的财政是无法支撑大军灭掉鞑靼人的。”
王华是个厚道人，语重心长的道：“子尚，我相信你的话。但是朝中、京中有些人未必会。你在真理报上实名骂刘东山令很多人觉得你咄咄逼人啊。”
张昭就笑一下，没有置辩。他骂刘大夏几句，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咄咄逼人。那他去年底被一帮人围攻，舆论大哗，甚至张皇后都在吹风，这又算什么呢？
总不能一句“树大招风”或者说“改革深化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就算完事吧？
你做初一就不要怪我做十五。
其实按照张昭的计划，设立枢密院不必和兵部争权。他本来是按照计划中的第一步，先整顿武勋集团。他这一手是要削成国公、武安侯、定国公三方。别以为论道报搞事他不知道。而搞武安侯则是为金凤的事出气。
这是意外所至。
他前些日子邀请弘治皇帝来家中吃饭，游玩。他意识到弘治皇帝对他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连他建议皇帝独居养身体都没有惩罚。而且，他还承担着给弘治皇帝修建皇家园林的“重任”。
所以，他才会顺势的提出要把兵部职方司和武选司划到枢密院中。大势在此，自然要尽可能的换取好处。当然，这对他，对弘治皇帝而言都是有利的。
所以，本该“轻松”了结的事情发生变化。
他公开“嘲讽”刘大夏其实是在带舆论的节奏。试问“刘十策”有什么脸面和他争武将的人事权呢？否则的话，他没必要干这种事。
王华无奈的叹口气，道：“刘东山目前不会退让的。这关系到他的声誉。局面现在僵住，再闹下去就会发展为党争。我是建议子尚你略退一步。
枢密院保有你在战时的权力。即你管辖的宣府、北直隶、大宁、东北五都司、其余九边的军官选拔，你事后向兵部报备即可。而京营、十二团营、南边各部还是要由兵部武选司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