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区里有朋友问，我父亲跟王思河等于是救了那个女生，那女生为啥还要去告发他们呢。这一点，对于咱们当代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不过处在那种环境之下的人就很容易理解的。在当时那个时候，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之间，只要你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就有可能会被你身边的亲人告发，人人自危。据说当时的离婚率是最高的，夫妻成仇、父子决裂、兄弟相残的，屡见不鲜。
我们市里一所高校，学校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派系，就因为一句话，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辩论无果，在当天晚上两派之间发生了武斗，混战中，一个男生用红缨枪戳进了对方一个人的心窝。战后，男生得意洋洋的说，我戳死了他们一个，等回到家里，原来他戳死的是自己的亲妹妹。
话说回来，当时在告发我父亲的那个女生心里，可能认为非礼他的两个人跟她属于阶级内部矛盾，而我父亲跟王思河拎棍子打人，等于是破坏社会主义的“黑五类”分子，因为他们打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那女生选择了维护整体“利益”。就像国共两党，打的正激烈，日本人来了，国共两党联起手来打起了日本人，等把日本人打跑了，国共两党腾出手来接着掐。这比喻可能有点不恰当，不过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各位应该能够理解的。
言归正传。我父亲两个跑出胡同以后，再不敢钻胡同，也不敢沿着大路跑，最后他们从左侧面绕开这片老房子，继续往前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看着身后那些火把光亮越来越远，眼前呢，出现了一条河沟，那河沟倒是挺宽的，不过里面的水很少，虽然这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河沟里却散发着一股子难闻的恶臭，好像是条臭水沟。我父亲在河沟旁找了块石头试了试，里面淤泥很深，两个人没敢淌水过河，沿着河沟继续往右走，在他们的记忆里，火车站在他们的右边，只要一直往右一定能找到火车站。
沿着河沟走了能有二三里地，前面出现了一座小桥，就是那种老式的石拱桥，桥下面有拱洞。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四下里静悄悄的，两个人走的是身困体乏，看看周围没人也没火把，两个人钻进了拱桥洞里歇脚儿，歇着歇着，两个人竟然睡着了。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睡着，四分之一个北京城都乱作了一团。也就是在这一夜，二七派跟八一八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双方出动了上百号人打了一场群架，彼此互骂对方走资派、保皇派，声称自己是造反派。当时“造反派”代表正义的一方，出自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或许因为是在首都，毛主席的眼皮子底下，双方都没敢把事情闹大，也都没敢公开。据说当时鼻青脸肿的人不少，头破血流的几乎没有，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被我父亲他们打的那俩货，直接给送进了医院，说是不小心从房顶上掉下来摔的。
不过，这件事可能还是给中央里的人知道了，随后，毛主席的小老婆江青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暗示这些红卫兵敌人就在你们身边，你不打别人，别人就会打你，据说还给一些红卫兵派发了武器装备。牝鸡司晨，天下大乱，文革，跟江青这个吹枕边风的贱娘们儿有直接的关系。
打那一刻开始，红卫兵的斗争目标、阶级敌人，逐渐改变了性质，由批斗地主富农、牛鬼蛇神，演变成了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后来，甚至连机枪大炮坦克车都用上了，简直就是另一场内战。
当然了，我父亲跟王思河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一场个人恩怨最后能演变成全国派系之间的混战，也或许不是我父亲跟王思河点着的导火索，而是红卫兵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出现的必然结果。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父亲跟王思河先后醒来，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害怕，一是害怕昨天那俩货给他们打死，二是害怕这时候给人逮着。当然了，害怕并不代表后悔，我父亲跟王思河并没有因为这时候的窘迫感到后悔，他们直到现在依然觉得打那俩货打的非常值。
两个人爬出桥洞看了看，四下里没人，这才稍稍放了点儿心，揉揉眼睛，继续沿着河沟往前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天光大亮，我父亲爬出河沟看了看，近处是条片石路，不大，远处是些建筑物，看着跟之前那些差不多，就是陌生的要命。我父亲跟王思河一商量，这么一直沿着河沟走也不是个事儿，不行到前面找个人问问吧。
于是两个人离开河沟走进了那一片建筑物，我父亲发现，这里远不如天安门那里繁华，甚至连他们之前所在的那个四合院都不如，我父亲单纯地认为，这里可能是北京的郊区。
进入“郊区”，那墙上的大字报、宣传标语啥的少了很多，这说明离那些红卫兵又远了一些，两个人越发安心。
沿路走了没多远，飘来一股子香味儿，就看见前面不远处路边有个小摊子，走近了一看，摊子旁边放着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着“火烧”俩字，两分钱一个，我父亲两毛钱买了十个，那卖火烧的把十个火烧用那种包点心的粗草纸包成两包，递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跟王思河一边狼吞虎咽吃着火烧，一边问了下路。那个卖火烧的大概四十来岁，人挺好，给我父亲两个很详细地说了火车站的位置。我父亲这才知道，他们所在的地方叫三里河，火车站在他们的西南方向，大概还要走上七八里地。
吃饱了火烧又跟卖火烧的要了碗水，两个人分着喝完以后，这就上路了。
走了三四里地以后，发现路两旁的建筑看着有点眼熟了。这时候，路上陆陆续续有人顶头儿走过来跟他们擦肩而过，这些人年龄也都不大，很多带着红袖章，看样子是刚从火车上来往天安门方向去的。我父亲跟王思河心里又轻松了一点儿，终于把之前的路给找回来了。
逆着人流继续往前走，大概又走了能有五六里地，火车站出现在了眼前。
两个人挺兴奋，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售票厅里没人售票，穿过售票大厅就是月台，两个人来到月台以后就傻了眼，王思河问我父亲，“哥，这么多火车，哪一辆是回家的？”
我父亲想了想说：“往南走的就是回家的，只要看见往南走的车咱就上。”
我父亲话音刚落，王思河扯了我父亲一把，我父亲一看，王思河这时候脸色变得很难看，王思河示意我父亲往月台左边看，我父亲扭头一看，脸上顿时也变了颜色。
就见昨天树林里那个女生正在月台上转悠，那眼神直瞟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不光这女生一个，在她身边还有打过我奶奶的女一女二，还有男三也在，男三身边还跟着三四个人，那三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还是我们村子的。
他们这些家伙在月台上转悠啥？不用想也知道。
眼看着那群人就要转悠到自己跟王思河身边，我父亲赶忙拉了王思河一把，两个人把头一低，扭身下了月台、穿过售票大厅，又回到了火车站前面的大路上。
蹲在马路牙子上，王思河问我父亲，“哥，咱现在咋办咧？”
我父亲想了想，说：“看样子火车是不能坐了，要不……咱走回去吧。”
王思河一听把脸苦了下来。我父亲又说：“沿着火车道走，一定能走回家，要是路上能碰见个慢车，咱就扒上去。”王思河点了点头。
两个人顺着路朝南走出一段距离，绕开火车站以后，顺着南下的铁路走了起来。
不过，很意外的，沿火车道步行的人居然不止他们两个，火车道两旁也有不少的人，每个人都背着个大行李，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不过没有一个跟我父亲他们是同路的，全是打对面顶头儿过来的。其中还有人跟我父亲他们打听，前面是不是快到天安门了？我父亲两个就说，是呀，就快到了。又问，毛主席是不是在天安门？我父亲两个点头说，是呀，毛主席在天安门等着呢。那些人听了，个个兴奋不已。
顺着铁路走了大概能有两三个小时，他们又看见一个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我父亲记得很清楚，永定门。他们原本可以在永定门这里搭上火车回家的，不过他们并没那么做，沿着铁路继续往前走，因为他们之前打算是在半路看见一辆慢车扒上去的。
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执着又可笑，明明有直路，偏偏要走弯路。
不过，他们这一路走下来，走得是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