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照你说，怎么才有逼格？”
“各种主义和高大上的名词堆砌在一起……”
“哈哈！拉倒吧你！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国名越是高大上，就越是名不符实！根据历史经验，从来都是这个国家缺什么，在国名里就常常挂着什么……”
一直没有发言的徐志突然失声笑道。
“徐哥，此言有些黑……”
“徐哥也是过来人呢……”
“徐哥，此话怎讲？”
“举几个例子哈，大天方迦太基人民乌托邦主义民众国，这名字怎么样？很高大上吧？还有啦，罗刹人民代表会议乌托邦主义共和国联盟，哦，对了还有一个：大高丽明主主义大众共和国……”
徐志说完后，又望着有些懵逼的众人笑道：
“这些名字怎么样？要不咱们参考参考，也给自己来一个？”
“行了行了，你小徐又在说黑话……”
一些老家伙赶紧摇摇手，示意徐志坐下。
“哎，正如雪莱的一句名言：人类善于创造出庄严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
孙老笑着回应道。
“是啊，要我说，把无知这个词换成无耻更为恰当！”
李俊明大律师此时在角落里幽幽地补充了一句。
看到大佬们意见暧昧，大伙也开始不知所云。
“听说国名里面好像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呢……”
“看来这国名里面有大学问！”
“算了，要我说，还是名字短点的好，叫起来方便！”
“是啊，我读书少，名字短点好记。”
“对对对，写起来也利索。”
“再不济，以后写政府机构牌子的时候，字数少点牌子短点还能节约公帑……”
“对对对！还环保！”
众人听了又是一阵鼓噪，会议室里又乱成一锅粥。
“你们这是什么鬼吐槽啊？有时候不得不佩服你们这些思路清奇，角度刁钻的家伙……”
人群里终于有人打断了这些奇葩们的议论。
“好了！就叫联邦吧，澳洲联邦......”
这时人群里有人附和道。
受到鼓励的彭强这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我们的制度必须比欧洲和北美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更加的自由、更加的文明。
刚才有人说有一股浓浓的自由世界味道，没错！我们就是要建设真正的自由世界！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的人们，澳洲联邦是他们和她们的乐园，这里没有皇帝，也没有奴隶，更没有奴才。
这里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平等的基本人身权利，这是博爱、科学、法治和理性的天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要善良与勤劳，那么就会有好日子过，请不要讥笑我！”
彭强说到这里指着人群里有几个想开口驳难的人，更加慷慨激昂地说道：
“自由平等的旗帜属于全世界的进步人类，不要因为觉得是乌托邦、是一个幻想就诋毁嘲弄我们对建设美好社会的愿望，这个愿望这是人类社会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思想源泉！”
“彭强！我发现你总是说出一些与年龄不符的、令人惊奇的话语。”
“莫非你真的是被人魂穿了？”
“别激动了，摸摸哒，我们支持你......”
“哎，联邦什么的，不如帝国有逼格……”
“国名叫什么的再议吧！”
“对，离出海还早呢，到时候再说。”
“而且这回出海去的是南边的大陆，哪怕遇到人，也是石器时代的土著……”
于是彭强立刻被坐在周围的小伙伴们摸头拍肩膀，头发立刻再次被揉得乱成了鸡窝，自己也是脸红脖子粗，因为他被小伙伴们强按在座位上动弹不得，没办法继续他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了。
“我说你们别闹了！说正事呢......”
“你们到底是听谁讲话啊？”
一些人表示会场秩序太乱，令人有些无所适从，然而更的多人仍然无视一切，只是继续笑嘻嘻地喝水和各自交头接耳，跟身边的人议论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对于刚才火塘俱乐部新进鹰派人士的演讲，大伙都是一副看戏的神态，也习惯了这种从小事情说起，然后事情就越扯越远，话题也越扯越大的状况。
毕竟这是火塘俱乐部式讨论问题的标准结局。
趁着大伙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不少人开始喝水发呆的空档，朱北国在角落里笑道：
“好吧，你们讲完了吗？现在让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吧......”
“哎哟！忘记了今天晚上主要是听朱哥给我们讲世界形势呢，你们几个别喧宾夺主了！”
“对啊，大陆那边的情况事关咱们的贸易战略，必须研讨清楚啊！还是别扯远了，先听朱哥说！”
大家突然想到眼下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听一听朱博士讲当前的形势，于是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朱北国身上，会议室里终于渐渐安静了下来。
“关于迁海令的情况是这样的，康熙二十三年，嗯，是一六八四年，施琅攻克台湾后，康熙皇帝从郑家那里了解到对外贸易，特别是对日本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一六八五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
也就是允许人民出海经商啦，这是康熙朝初期的开明的政策之一，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被称之为“唐船贸易”的海外贸易高潮。
当然，唐船贸易主要是对日本，那段时间每年到长崎的中国船比过去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
但是在同年，日本幕府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贸易，勒令运回货物。
于是很多错过机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那些老实的海商只好驶回大陆，但显然出海空跑一趟是很多海商不能接受的，于是日本沿海的走私贸易很是兴盛。
康熙二十七年，即一六八八年，赴日唐船达一百一十多艘，其中从事走私贸易的船就有二十多艘。显然这只是非常有限的、被处罚到的记录，实际情况要比这些官方数据要繁盛得多。
以至于第二年日本幕府开始直接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八十艘。直至一七一五年，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年赴日唐船为三十艘。幕府这么做明面上的原因是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外流。
但实际原因是因为海外贸易导致国内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状态发生改变，对传统思想和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特别是“兰学”兴起，从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开始挑战传统儒学，同时海外贸易也导致国内经济波动，比如铜的外流和一些工商业和手工作坊因商业竞争而破产。
用现代语言说，这个《正德新令》实际上是传统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反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遇到历史大变化时都有的反应，算是正常情况。
想当年大清朝想搞洋务运动，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要不是实在是打不过洋人，同时也是因为洋货确实优于土货，这个洋务也是搞不起来的。
呃，我也扯远了，反正从《正德新令》后唐船抵长崎者越来越少，唐船贸易就这样衰落了。
当然了，衰落主要还是因为日本幕府的正德新令的限制，而非康熙后来的禁海。
但不管怎样，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无法跟大陆做生意，那里虽然有原料有市场也有劳动力，但我们也许只能望洋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