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林十七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庞炳勋地四十军各部，接到蒋介石“停止前进原地防御”的命令后，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
三军没有因此而无所事事，在日寇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开始沿着平津外围之永定河、龙河、大清河一线，修建一道又一道防御工事，在一举截断平津铁路的同时，悄然在各个铁路桥、公路桥桥墩上，均埋设安家军用无线电起爆器起爆的炸药，每一个交通要道都紧急修筑又深又长的防御阻击工事，架上机枪严阵以待。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改进，安家军的工兵理论，再次上了一个台阶。
沿河的第一道工事是一条宽三米、深二米的大型壕沟，第二道壕沟距离第一道大约五百米，这种源自淞沪抗战时期的独特的战壕底部，预留一个个踏足泥墩，每一个将士均能牢牢站在宽大的泥墩上方向天津方向敌人射击，却不能掉转方向向相反方向射击，因为站在这些立足泥墩上无法依托北面的战壕壁，要想向前跨一步，就得站在两米二深的战壕底部，无法依托战壕形如井底之蛙一般，根本无法射击，躲枪炮倒是绝佳的掩体。
这样的防御线共有三道，每一道之间都巧妙利用不规则交通壕、遍布的散兵坑相连接，第二、第三道工事设置了隐蔽坚固的前线指挥所，两道相距四百余米的工事之间，计划埋设大量地雷，用以在防线陷落时能够尽可能多地打击来犯之敌。
第三道壕沟的修筑，耗费了第十七军将士无数心血，这一道堪称为安家军工兵标准施工水平的战壕，大多采取蛇形构造，每隔五米，就有一个弧形的弯，避免敌人重炮袭击时弹片溅射的严重伤害。同时，鉴于十七军装备的强大火力，战壕内遍设单兵暗堡，制造扇形射击角，尽最大努力快速修建的钢筋混泥土火力点之间相互呼应，构成密集而稳固的交叉火力。另外，每一道工事均以班级为标准修筑防炮洞，由于防炮洞深入地下，除非遭遇大口径舰炮轰击，否则足以承受日军陆军常规火炮的打击。
已经晋升第五军团司令的胡家林，每天都赶赴前线视察阵地，督促各部战壕工事修筑进度，与各部官兵开怀交谈，吩咐嗷嗷叫的弟兄们要沉得住气，自己心里却为安毅迟迟没有下决心主动出击而深感忧虑。
相比之下，担负右翼作战任务的庞炳勋第四十军、万福麟五十三军将士的三道战壕质量欠缺，几乎每天晚上胡家林都会与两个友军的将领见面商谈，也两次视察友军四个师的战壕修筑情况，发现友军与本部的差异并不在工具和材料之上，而是在于施工水平和经验，以及缺少安家军那种已经成为常态的“模范营精神”。
此次安毅没有获得华北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同样令庞炳勋感到惊讶。
老将庞炳勋与安毅私交深厚，非常推崇安毅的指挥水平，对于安毅留在总部担任战略指挥任务非常惋惜。万福麟则考虑到很多因素，也深刻了解华北各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非常好地理解了蒋介石的一片苦衷，万福麟把自己的分析说出，最后来了一句长吁短叹的总结：“若是能派安总长前来临阵指挥，咱们各军这一仗肯定好打很多，至少能少死一半弟兄”。
此言一出，周围三军将领无不恍然大悟，唏嘘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胡家林立即沉下脸告诫身边的麾下弟兄：“在此商议的所有内容，严禁传播，一切均以鼓舞士气、振奋军心为主。”
一句话，又让庞炳勋和万福麟两军将领感叹不已，安家军的军纪和特有的政治教育方式，实在让各军望尘莫及。
然而，大家几乎都忽视了安毅的决心与勇气，安毅之所以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的位置毫无眷恋，在于他自信，除了自己和蒋介石能够调动第五军团外，胡家林不会接受任何胡乱的、非理性的指挥，只要有效抓住第五军团，居于从属地位的周边友军也就自然而然紧紧跟随，且不说数年来的交情能否经得住考验，仅凭安毅如今的地位和权力，就能调动起来，实在不行，安毅还有一个杀手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拿钱来砸！
连日来，二十九军与日军之间断断续续发生交火，但没有被打痛的宋哲元仍在犹豫，兼之被日本方面放出“不扩大事端以谈判解决”的烟雾弹所蒙蔽，为了保住华北和平、避免战事扩大，宋哲元在身边智囊支持下，非常果断地命令不允许中央军北上，并就此给蒋介石发去一份口吻尖锐的声明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旦中央军继续北上，挑动战争的罪名将由中央承担！
宋哲元的声明获得了南京政府大多数主和派和军委内部居于少数的主和派认同，受制于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决定，命令第五军团、五十三军、四十军停止前进，原地防御。暗地里，蒋介石非常清楚日军的伎俩，与白崇禧、安毅、陈诚等大将密商过后，果断调兵遣将，命令河南刘峙暂时负责源源北上的中央军六个师的指挥重任，同时密令晋绥一线的汤恩伯军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密令驻扎山西的卫立煌部组建集团军，随时听令增援华北战场。另外，蒋介石命令陈诚修改原定计划，准备调动八十个师北上，将中日交战主战场，死死限制在华北地区，尽可能维护全国大多数地区来之不易的安定与发展。
这样的政治局势面前，安家军不得不停止对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否则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的巨大罪名，就会落到安家军的头上。若是安毅愤然一战，最终将日军牢牢挡在平津一线还好说，毕竟安家军堪称中流砥柱，没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指责安毅和安家军，但是，一旦战事吃紧，最终导致华北沦陷，再加上沿海战局糜烂，那么安毅极有可能会被当做替罪羊被抛出来顶罪。对此，安毅以及他背后的智囊非常清醒——政治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的失误。
此外，安毅已经私下取得白崇禧和陈诚的支持，一旦大规模战争爆发，安毅即将以督战身份赶赴华北，隐身于程潜这个第一战区总参谋长身后，越过刘峙具体指挥第五军团和两个友军的作战行动。白崇禧和陈诚都郑重承诺，他们将负责说服蒋介石，给予安毅一切便宜行事的权力。
在安毅和白崇禧的计划中，目前日军已经感受到中国军民坚定的抗战意志，一旦十七军不顾宋哲元的劝告进入平津，日军必定暂避锋芒，全面退缩，以和平谈判为名，借机挑动二十九军和十七军内讧，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与其届时陷入被动，还不如让日军两个师团开拔到位，让宋哲元近距离地感受到日军的威胁，再发起猛烈进攻，力争将这两个师团的日军全歼于平津一线，让日军感受到中国军队的态度，明白中国政府的底线，以打来促和。
当然，若是日本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争规模，十七军和友军便可撤向精心构筑的三道防御工事，依托河流和工事，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安毅相信，在实战中摸索成长的十七军，必将在后续友军的支持下，把华北战事拖入僵持阶段，把平津外围演变为东方的凡尔登，日军的绞肉场。
安毅和白崇禧商量许久，想到一旦大战爆发，日军在华北有可能出现的空中优势，安毅再次决定，把在去年年底组建的、刚刚在广西钦州港空地演习中大发神威的防空第五旅调往华北，同行的还有配备车载雷达及配套无线电指挥系统的一个雷达团，力争在空中较量中不吃亏。
在安毅看来，能在华北与日本僵持最好，最不济也应该在华北把日军拖上三五个月，为江浙沿海地区的西迁争取足够的时间。大战爆发后，搬迁的目标将不仅仅限于机械设备和生产物资，其他诸如青壮年、妇女、儿童、粮食、布匹、食盐、学校用的课本和实验器材等也应该列入搬迁范围，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资利用的东西，让敌人以战养战的美梦彻底打破，同时减少战火在华东燃起时给予民众的伤害。
布局华北之后，安毅又把关注的目光盯向了平津和二十九军，以捕捉战机。
七月十日晨二时，卢沟桥日军复行进攻，包围宛平县城。丰台至北平路轨被日军拆毁。上午十点，外交部向日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责日方违背协议，要求立即制止军事行动，即日撤兵，并切实制止非法之驻军与演习。
七月十一日，卢沟桥中日军继续冲突，黄土坡亦有接触，北平西之八宝山有剧战。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卢沟桥事件转趋严重，责在日方，日如再误，远东将陷危险。驻日大使馆再提抗议，请日方制止华北日军之违法背信行动。同日，由于田代皖一郎病重，原近卫师团长香月清司中将赶至天津，接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职务。
七月十二日，二十九军自卢沟桥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随即宋哲元发表谈话，谓能平即能和，盼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南京外交部发言人称，关于卢沟桥事件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自属无效。当日下午，英国外相艾登告日大使吉田茂，及中国大使郭泰祺，希望华北事件勿扩大。
随后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间，大红门日军进袭南苑及永定门，并持续进攻宛平城，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日军赶赴天津的兵车多达近百列，战机上百架，而宋哲元依旧采取步步退让的方式，让出了天津西站，任由日军占据，香月清司也将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迁移至丰台，继续展现其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在这一周多时间里，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的侦察机，频频在华北上空盘旋，数次发生走火，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亡，双方均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