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美英德四大流氓在“核不扩散”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是在结束战争和苏联、日本、印度三个战败国的处置问题上面，四国还是出现了严重分歧。其实就是分赃不均，中国德国几乎吞下了所有的胜利果实，而美英却收获寥寥，几乎是亏了老本，不过美英也不敢提出要参与对苏联、日本的瓜分，只是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咬住不放，认为苏联、日本还有印度的侵略行为给美英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必须要赔偿！如果苏联、日本在战后被中德瓜分，那么他们的赔偿义务就应该落到中德身上，要不然好处全叫中德拿了去，英美劳师费饷最后一无所获也太不公平了。对此，希特勒当然是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而常瑞青则是不置可否，因此柏林和会的第一天开得并不顺利。最后差不多是以不欢而散收场的，连原定的晚宴都没有举行。
会议结束后，常瑞青便连夜召集廖仲恺、汪精卫还有驻德国大使黄郛等人商议接下去的对策，廖仲恺认为中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应该紧跟德国意见，见机行事。只要希特勒顶住不肯承担苏联的战争赔偿义务，中国也不要主动让步。
汪精卫则认为可以适当退让一点，反正也不用拿真金白银出来，就是一点债券而已，实际上美国人也不差这个钱，他们只是要个面子，好在国内人民面前有个交代，好让美国看起来更像个战胜国，就是中国提出用100年期的债券来替日本偿还战争赔款，罗斯福也肯定会高高兴兴答应下来的。而中国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向美国提出要求，比如“世界货币”问题，又比如“国际贸易规则”问题。
廖仲恺则认为既然欠债就必有偿还的一天，哪怕是100年也是要还的。而且这个债如果是替苏联还的话还好说，毕竟中国在瓜分苏联的过程中拿到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算替亡国的苏联承担100亿美元的赔款义务。也是值得的，这就相当于花几百美元“买”到了一个平方公里国土。可是替日本承担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责任，国内恐怕会有不同意见，毕竟日本本土没有多少油水，怎么看都不值几十亿美元。
廖仲恺的观点得到了黄郛的支持，黄郛在欧洲呆了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当驻德国大使。多德国事务非常了解，在他看来，希特勒是一个大子儿都不会替苏联掏的，而且英美根本不敢得罪德国，中国只要在这个问题上面追随德国，就不用替苏联、日本去承担什么赔款义务了。
而且美英现在提出战争赔款问题也未必真的想拿中国和德国的债券。而是想将这个问题当成谈判的筹码。黄郛分析，现在美国英国所争的已经不是战后的地盘了，而是战后的经济利益，比如“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贸易和投资体系”。英国人可能想在前者占有更多的份额和发言权，而美国更看重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
常瑞青则认为两者的意见其实是一回事情，这一次的柏林和会说穿了就是四个大国在做交易，目的是为各自国家在战后世界争取更多的利益。而由于有了威力巨大的核子武器。而且四大国中军事力量最强的中德也通过瓜分苏联日本实现了蛇吞象，未来几百年都不用为生存空间的问题操心了，所以也失去了继续打仗的动力——或许希特勒的内心深处还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但是德国人民对他们在战争中所得到的一切已经太满足了，不愿意再打仗，整个民族的意志如此，希特勒也没有什么办法。至于中国，则是从常瑞青开始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想再打了。消化好这场战争的所得才是最要紧的。因此中德军力虽强，但对美英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因此中美英德四大流氓现在就只能通过谈判和扯皮来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利益纠葛了。
既然要谈判，当然就不可能大小通吃把好处全占了去，现在中德在领土上面占了大便宜，国际贸易规则和世界货币体系上面也不能吃亏，而且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又需要美国的资本，那也只能负担一下苏联、日本的“应付赔款”。用100年后才要偿还的债券来换取眼前的利益了。当然，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看希特勒态度，德国似乎准备在其他方面向英美做出让步了。
就在众人陷入沉默的时候。副官长陈心蕊忽然推门进来，报告道：“总理，刚才接到希特勒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下一次会议将在5月5日举行，讨论的内容将是战后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另外，希特勒总统希望邀请您和夫人共进晚餐，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后，地点就在王城官邸。”
“知道了，告诉德国人我期待着能在晚餐时间和希特勒先生见面。”陈心蕊敬了军礼后就转身离去。常瑞青望着廖仲恺、汪精卫和黄郛三个人，微微一笑道：“看起来战争赔款问题被搁置了，希特勒可能是想将其作为一个筹码，带到下一阶段的谈判中去。”
“总理，下一阶段的谈判非常关键，在国际贸易和世界货币体系方面，我们现在都是弱势，英美德很有可能会拿出不利于我的方案。”汪精卫这两天已经同英美德三方面的外交人员进行过接触，探听到了一些这三国的意图。
他接着说：“美国和德国可能在自由贸易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都是制造业大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来消化他们的产品，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非常暧昧，他们现在的利益主要在金融，只要美德在世界货币体系上向英国让一点步，英国就可能支持自由贸易。”
“总理，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力争到底，世界货币体系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内资本的多寡，过早实行自由贸易则会冲击我们的国内市场。”廖仲恺立即提出建议，他在这个时空是中G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虽然在中G内部属于“右派”，但是在政治经济的观点上面其实是偏向左翼的，当然是反对贸易自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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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先生，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占便宜，否则柏林和会就没有办法开了，而且我们也不能和整个白人世界搞对抗。”汪精卫立刻提出不同意见，廖仲恺也没有反驳，而是望着常瑞青等待他的决断。
“有得必有失，我同意兆铭的意见，中国不可能占尽便宜，要不然英美德三方面肯定不干。”常瑞青微微一笑，说道：“咱们在柏林的谈判桌上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必须同咱们的军事实力相适应，谈判说穿了还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咱们还没有牛到可以单挑整个白人文明的地步。”他顿了顿，又道：“我的意见是咱们在世界货币体系的问题上要尽可能争取，初始‘世界货币’发行的保证应该是各国的土地和黄金储备，今后每一年增发货币的分配标准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而在贸易问题上面，我们应该做出让步，可以同意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过需要设定一段时间的保护期，就以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年为底线。”
廖仲恺和汪精卫的神色都严峻起来了，对于常瑞青提出的“五年保护期”，他们都认为太短了。虽然大中华联邦的重工业实力不弱，现在还强于英国位列世界第三，但是中国的重工业强在规模庞大，竞争力和技术是不行的，别说是英国，就算法国、意大利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和竞争力恐怕都要超过中国！至于中国的轻工业就更弱了，不要说什么技术和竞争力，就连产量都不够多，连满足战争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那点需求都吃力，短短五年的保护期就能让弱小的中国工业去直面英美德大公司的竞争了？
“好吧，这个问题还要好好考虑一下，给国内去电，征求一下意见。”常瑞青有后世的经验，当然不认为集中了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这四个后世制造业强国（地区）的大中华联邦的工业会被美国、德国的制造业挤垮，如果是真正的自由贸易，需要担心的恰恰是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
常瑞青说完之后便站起来：“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去陪希特勒吃饭，顺便和他交换一下自由贸易和世界货币的问题。仲恺，兆铭，对于咱们自己的工业一定要有信心，它们没有那么脆弱，只要有恰当的机制一定会后来居上赶美超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不是保护，而是如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机制。五年的保护期就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我相信只要经营环境好转了，市场机制建立起来了，我国的商人和工人肯定会同我们的军人们一样表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