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绵绵的上海，一座幽静的院落中，几片树叶正随着秋风在树枝上瑟瑟发抖，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一如这座宅院中的那个老人。对于时局的变化，他最近忽然觉得有些看不清楚了。那个叫林云的年轻人，那个曾在牢狱之中对自己侃侃而谈的人，又一次的让他感到意外。
对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对于慈禧太后与列强开战的决定，他怀着深深的痛惜。局势糜烂如此，他自问以举国之力亦不能与八国相抗衡，然而林云的所作所为，让他在惊诧之后，陷入了深深的迷惑。这种迷惑在他接到身在张家口的慈禧太后的电文又转为了忧虑。他所忧虑的，是林云已经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是的，危险，这种危险远比列强的入侵更为强烈，他从林云的举动中嗅出了不详的味道。这是王朝将倾，帝国崩溃的不详征兆。面对咄咄逼人的林云，身为朝廷的肱骨重臣，自己该如何支撑这样的危局呢？
当他从广州应旨准备出发动身来上海前，香港立法局华裔议员何启，在香港总督卜力授意下，草拟了《平治章程》来与自己谈判，并且建议自己与兴中会合作，据两广独立。甚至还亲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密商，准备请孙中山帮助自己组织“独立”政论。
独立么？李鸿章站起身来，望着窗外那在枝头苦度风雨的几片残叶，耳边回响起那晚幕僚刘学询的话语：“今春以来，朝中诸位大臣以为拳匪可持，滋事鼓励，遂酿此巨变。现都城危急，朝廷又召公往赴天津与列强和谈，然公自马关和约之后屡受人谤，千载之下，又有何人知公忍辱负重以存国家之念？现英吉利国欲请公据两广自立，愚以国家计，深以为可行，又或朝廷能迷途知返，不再存与列强争执之心，设若此，则拳匪可散，国家可存啊！”
李鸿章闭上双眼，慢慢的关上了窗子。雨水“滴滴答答”从屋檐上落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上。
不可轻举妄动，尤其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李鸿章睁开双眼，似乎要将这纷乱的时局看的更为透彻。
对于孙中山，他是不怎么瞧的起的。当刘学询向自己汇报议定为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六万元为双方合作条件时，他几乎忍不住想立刻停止进行进一步的接触了，他没有告诉刘学询自己准备趁此机会诱捕孙中山，所以他默认了这个条件，可是这一次孙中山终于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惕和机敏，派出了三个日本人前往广州谈判。
也许那封调任自己为直隶总督的电报来的正当其时，李鸿章有些自嘲的想，天意如此吧，两广独立又能改变什么呢？至于孙中山，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李鸿章不知道的是，在自己接到那封电报的第二天，香港总督卜力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谓李鸿章北上经港时，拟允孙中山到港与李商谈合作。索尔兹伯里复电，谓英政府对孙中山五年驱逐令未满期，不许卜力向李鸿章谈与孙中山合作事。
七月二十日，孙中山到香港海面，香港警署以五年驱逐令未满期，不准登岸，合作会商未能进行。七月二十一日，当李鸿章离粤准备北上时，英国遂放弃拥李据两广独立计划，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尝试亦告流产。
而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之后，便又接到来自张家口的电报，他只得继续滞留在上海，头上顶着北洋大臣的称号。
“《危局独撑，国事尚可？》”李鸿章的目光从摊在书桌上的报纸上挪开，喃喃的念着那篇被自己看了无数遍的报道。
“人望，你已经得到了如此巨大的人望。下一步，你会怎么做呢？”李鸿章疲倦的在椅子上坐下来，似乎在问远在千里之外的林云，又象是在问自己。
在上海滞留至今，观望了这两个月，他却越来越觉得对局势更加难以把握了。东南诸省虽然签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却仍有各省军民或明或暗的向张家口方面提供各种援助。自己虽然又被任命为北洋大臣，可是失去了直隶总督和议和大臣的头衔，即使去天津又能做什么呢？
就在他刚到上海不久，广东惠州爆发起义，一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其武力手段，可他偏偏挑这个时候举行起义，其心安在？就李鸿章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孙中山此次举事，是想借助日本方面的力量，但是他终于还是没能完全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这次起义再次失败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李鸿章摇着头，放在书桌上的手微微颤抖着，长长的指甲划过报纸，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从在广州时与香港方面接触以及后来协定《东南保护约款》时，他就认识到列强此时还没有下定决心瓜分中国，义和团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罢了——一个继续打击国人信心的借口。然而在他们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横空冒出来个林云将他们的计划一下便打乱了。
林云的能力表现在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在有限的条件下去达成他的战略目的——这几乎是一个高明的统治者才具备的才干。正是这个年轻人，在干着一件谁也无法想象和预料的事情，无论如何，李鸿章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只能继续再观望下去了，李鸿章颇感无奈的摇了摇头，他在等待，等待着林云犯错误，哪怕他只要犯一个错误，或者后退一步，李鸿章都有信心抓住并加以利用——耐心往往是岁月给予人最好的财富，而这一点，李鸿章自认比林云多的多。
对于日军侵入山东一事，李鸿章此时已经有所耳闻，而袁世凯的反抗则出乎他的意料，这多半也是因为林云所取得的胜利而鼓舞起的斗志，当然，这也不能排除袁世凯想乘机捞取其个人威望的嫌疑——对于袁世凯，李鸿章原本是很看重的。
不管是袁世凯在朝鲜担任全权钦差期间，还是后来在小站练兵，以至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排挤义和团所采取的手段，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官员所应该具有的圆滑和强硬。
可是这次，他的表现让李鸿章觉得非常不满意，可以说，很不满意。虽然袁世凯并没有参与签定《东南保护约款》，但是在协定这个条款的时候，袁世凯是知道并且赞同的，如果没有林云在张家口取得的胜利并随之召开的什么“国事新闻发布会”的话，也许袁世凯会顺应潮流的继续站在自己的一边。
然而这些都化做了眼前的浮云。一切都随着林云所吹嘘的大捷变的摇摆不定和模糊起来。
李鸿章甚至知道张之洞为前去张家口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宣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弹药。可是他能够指责张之洞的行为吗？
如今回头再看，那个据两广独立更象是一个笑话，一个软弱无力的讽刺，不管是对英国人还是对他，同样的滑稽而可笑。李鸿章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签定《马关条约》后给新疆巡抚，自己的朋友写的那封信上的一段话：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悉为历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况知兵之将黜而至远，历难之兵罢于困地，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今时今日，景况相似，然而身处其中左右局势的，却不再是自己，而是那个当初被朝廷贬斥的远远的“知兵之将”林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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