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树德现在急需摸一摸定难军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现在战争在即，他需要更精确的一些，并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国朝财税体系，大体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两税三分的格局。
具体到某一州，其刺史将属州部分赋税送至节度使、观察使处，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开支，曰“留州”，节度使再将部分税赋解送京师，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个藩镇都要交，即便是素来跋扈的河北诸镇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着这套体系，元和年间朝廷收到了总计三千五百余万缗的赋税实物亦折算在内，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三至四倍。
其实，单就人口来算，后世严耕望等人认为，虽然藩镇割据，但武宗年间的人口未必比天宝年间少。不然的话，以明面上远低于开元年间的税基，即便财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税，中唐那会也不可能达到三四倍的财政收入天宝年间800多万户，大历年间一度只有130户，结果两税法一实施，十年内变成了300多万户，并且在接下来五十年内增长到500万户，平均每户6.63人，超过天宝年间户均5人，着实了得。
黄巢入长安之后，各镇上供都暂停了，或许未来会陆陆续续交。嗯，已经有一些恭顺的藩镇开始上供长安了，虽然皇帝还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镇本来就穷，暂时都没交。河中这种富裕藩镇更不用说，一年七十万缗的盐利全数截留，也难怪后来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于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钱。
中和四年，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发展，绥州户口渐丰，垦田日多，全年地税共收得粟麦杂粮41.42万斛，户税得绢68480匹、钱12750缗；银州地税12.09万斛，户税绢57920匹、钱11313缗；夏州地税7.71万斛，户税绢20960匹、钱4094缗。
这三个州里面，银州百姓负担应该是最重的，因为户均人口只有3.2人，绥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还是大量巢众编户，刚刚娶妻，户口太少。国朝收税是按户收取的，因此负担较重，若不是该州数千巢众跟随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头羊的话，日子怕是要很难过。
值得一提的是，国朝实行的是量出为入的财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此时的税收体系非常粗陋。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基本就是军头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个数额，各州再层层摊派下去。过程怎么样，军头不管，他只要钱。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特别是藩镇割据以后，州县官职被幕府大量占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幕府才几个人？军头们收税，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摊派么？这个过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乡绅、宗族上下其手，一个不好，就会逼死不少人，或者逼着他们流亡，税基流失。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三州十二县共计收得两税粮豆61.22万斛、绢14.42万匹、钱2.82万缗。此外，还有今年刚刚有起色的贸易榷税近六千缗，军属农场收租18.22万斛，卖军马收入折合钱约9.8万缗。
这个正税不算杂捐，其实是低于此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绥粮价折合成钱的话，户均八缗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国平均就已经十余缗了，此时过去百年，只会更高。
当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后梁比晚唐更高。而后梁还是五代里最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农民人均负担更是在晚唐五代赋税最重的后周的基础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么活下来的。
定难军衙军、州兵一年粮赐60多万斛，战死或伤残军士抚恤两万多斛，在营军士粮食日常消耗二十余万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万斛，更别说还有钱帛赏赐了。
明年多了十多万缗钱的盐利，之前新开垦的荒地产量也在慢慢增加，再加上夏、银二州持续开田，绥州百姓也在自发增加田亩数量，明年的两税、榷税、军属农场租入外加卖马钱，应该可以覆盖大部分军费支出了。
唔，我们也不能忘了治下的二十余万蕃民啊。邵大帅也给他们摊派了，一年献大牲畜四万头、小牲畜十六万头，外加皮革、药材、蜂蜜、蜡、驼毛等特产若干，总价值大概有二十余万缗的样子。但今年收不到这么多，因为有些部落被劫掠得厉害，人丁损失也不少，邵大帅特准他们今年不用课税。
反正今年定难军缴获了数十万头牲畜，用度绰绰有余。
草原蕃民的贡赋，在弥补军费开支缺口后，还可以完全覆盖州中官员俸禄、各种事务开支，总体而言甚至还有不少盈余。
就是他们缴纳的都是实物，今年两次战争缴获的也是实物，反应到账面上钱是够用的，但在实际操作中，麻烦一大堆，你给官员发俸禄，给一头牛，人家怎么收？军士粮食不够吃，用牛羊马驼肉折抵一部分粮食，怎么折算？
所以，还是需要发展商业。夏绥四州的钱特指铜钱和承担部分货币职能的绢帛严重不足，总体财富倒是够了，但不好变现，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盘算完了手头的家底，邵树德信心大增，于是直接对行军司马、支度判官二人说道：“夏州都作院全力赶制箭矢、弓弦、皮甲、帐篷、绳索等各类物事，绥州都作院赶制铁甲、马甲、刀斧长槊。此外，你们再盘算盘算，按照打一年的消耗算账，需要民间工坊打制器械的，尽快去找人。不，以两大都作院那稀少的人手，肯定不够，现在就去落实。有几个月时间，外加以前的库存，某觉得差不离了。”
“大帅既有吩咐，吾等便立刻去办。”吴廉二人说道。
“好，辛苦了。正月还没过，就要忙活这事。”
“此事关大略，焉能轻忽？这便告辞了。”
送走二人后，邵树德又去了都虞候司，召集尚在夏州的诸将。打灵州，他是不打算留手了，得力军队、大将都要带上。
定难军的体制，在如今天下诸镇中还是比较稳定的。自从宣宗朝开始出现教练使这个职务以来，藩镇大将的权力就一步步受到了削弱。出外镇守的军将还好，自己掌握着军队，一言不合就能够造反，但衙将们确实被压得死死的。
河东、成德、河中、魏博、剑南等大镇靠供军使夺后勤之权，靠教练使夺训练之权，衙将完全沦为都虞候司打卡上班的闲人，除非走流程手续后带兵出征，不然接触不到军队，很难造反。
乾符年间，邵树德尚在河东征讨李国昌父子，那会河东的供需使是李劭、都教练使是张彦球，衙将张锴、郭朏要作乱，都得逼节帅李侃派他们出征，授予兵权才行。不然就只能借着削减赏赐等由头，寄希望于煽动军士作乱达成目的。
李克用入主河东后，因为是外来户，手下的五万蕃兵养不起，遣散了一半，因此在面对河东数万衙军时，压力很大，将这套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连都教练使都不信任，一年两换人，也不知道在慌个什么劲。
定难军在州中的衙将基本就是上元节那晚宴请的一帮人。邵树德想了想，决定将杨亮从绥州调来，担任夏州兵马使，管两千州兵，甄诩调任银州兵马使，三木和尚管绥州州兵。
大后方的留守兵将厘清后，他决定任命王遇为经略军使，亲兵十将李一仙调过去任副使，提拔蔡松阳为都虞候。铁林军他亲自带领，李延龄任副使，提拔李仁军为都虞候，提拔徐浩为游奕使。铁骑军，归折嗣裕掌管，都教练使朱叔宗留守夏州。
义从军尽快扩编。草原、横山诸部的四千人还没过来，很好，让他们再增派一些，将总兵力扩充到八千，跟着大军一起出发。邵树德不指望他们发挥多大作用，能够帮忙押运粮草，看守俘虏，少许精锐能够陷阵便算合格了。
这三支大军从夏州出发，至宥州汇合武威军后，总兵力将达到三万三千。宥州新建一千州兵，从绥州屯田兵中挑选，提拔邵得胜担任宥州兵马使，镇守宥州城。
计议完毕，各将带着亲兵下部队熟悉部伍。军械开始加班加点赶至，粮草则提前往宥州运输。这些事情，争取在三月底之前完成。而在此之前，就得看朝堂上给不给力了，总之先不能给韩朗、康元诚二人名义，不能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控制灵州。
至于自己能不能得到灵州的名义，不管，反正他现在是打着征讨越境劫掠宥州的河西党项的名义。以后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