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品骏快递最后的那段日子，常常下午一两点就送完了当天的快件，然后我会在京通罗斯福广场打发时间，因为那里有空调。我喜欢坐在负一层亚惠美食广场后面的员工就餐区，那里也是送餐员的等单和休息处。商场把多余和用不完的餐桌椅子堆放在那儿，顾客不会走进去，因为那里是个死角，而且没有灯光，仅从南边的玻璃墙透进一些折射的阳光，维持着昏暗的可见度。于是，和另一边灯火通明的经营区相比，那里就像剧院里被幕布遮挡的后台。对我来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刻是隽永的，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非饭点的时候，很多送餐员就坐在那里聊天、打盹儿、打游戏、刷视频……而我在旁边戴着耳机，边听歌边打量他们，反正我也无事可干。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和我一样，他们大多不会在北京定居，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
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在我认识的人里，还有一些人的工作很轻松，有时人们会以羡慕的语气用“自由”来形容他们的工作。至于他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由，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比如我爸的工作就很“自由”：他以前在单位里每天喝茶看报，主要的职责是采购、看管和分派各种办公用品，偶尔写些没人看的宣传稿。但是他已经退休多年，他的单位经过不断改革，如今已经没有那种闲职。不过因为我对他非常了解，我敢说他的意识里并没有自由的概念。假如我和他讨论自由，他就会说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荒谬的话来。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
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2020年春节过后，我从南方回到北京。因为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街上的行人非常稀疏，很多我熟悉的店铺都关门了，其中有些是彻底关张了。这感觉就像春节假期并未结束，而人们也迟迟无法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我的前同事有的已经找到新工作，有的还留在老家观望形势。我们刚从品骏领到一笔遣散费，我的补偿是两个半月工资，此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返还的5000块押金也到账了。这笔钱总共三万左右，虽然不多，但也稍稍令我安心了一些，尤其是在当时疫情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一些东西发在网上，其中一篇我在D公司上夜班的打工记录，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关注。因为这篇文章，“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冯俊华和彭剑斌联系上我，在了解了我过往的打工经历后，建议我把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也写下来。在这之后，我又写下了在上海自行车店打工的一篇，这篇记录的内容其实发生得较早，但文章是较晚写出来的。
说说我打工以外的经历。我在写作上并非新人，从2009年到2011年，曾经有接近三年的时间我没去工作，每天就在家读书和写作。我在写作上遇到的困难是复杂的，里面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我不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人，如果说我现在对写作的意识、观念和实践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我真的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早年我在期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收到的稿费非常微薄，远远无法以此为生。但是，不能通过写作谋生，对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写作于我的意义因此变得更加个人、重要、特别和纯粹。虽然我写得不多，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生活的另外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
此后我就反复地处在打工和写作两种状态中：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极大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同时它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当然这种情形的肇因在我自身：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在别人可以获得正面激励的多数事情上感受不到激励；但是在相反的方向，在别人不以其为阻力的事情上，却经常形成负面的心理障碍。而当我要写作的时候，我就辞去工作，专心地在家写。这种间歇式的打工和写作交替就是我近十年的生活状态。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折中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一半的时间里我不打工并自由，而在另一半的时间里我打工并不自由。
不过，单单就打工而言，我觉得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快乐也很重要。假如我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并不认同，仅仅是通过它来获取生活资料，那么由此形成的心理景观未免太灰暗。或许基于这个原因，越是简单的劳动越容易在我心里产生正向激励，因为我能够很直观地看见我的劳动对人产生的价值。比如在我最后的一段快递工作经历中，当我把快件交到客户手里时，我看到客户满意甚至是兴奋的表情，听到客户悦耳的道谢语句，我的心里是快乐的——我感觉到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虽说获得这种快乐不完全是我的工作目的，虽说收到公司打来的工资时我也同样快乐。
实际上，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感谢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在他的鼓励和建议下，我把这三段打工经历以更全面和完整的方式重写了一遍，并增补《我做过的其他工作》一篇，讲述了我在此之外的其余打工经历。除了仍然以我具体的经历为主要叙述内容外，更补充了一些我的工作方式、过程，我身处的职场和地区环境等方面的描写。这些背景对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所做的决定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也知道，因为我是其中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我的叙述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和立场。但我如果过滤掉这些内容，读者就无法理解我当时的一些行为和反应。故此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我也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受情绪左右、有没有偏离客观。为此我已尽己所能地换位思考，尝试理解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人和事，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目的，尽量不带倾向地客观还原，减少作出评价。事实上，今天我对自己所有的打工经历，只怀有感激和怀念，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忿——我承认曾经有过，但已经全部放下了。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我逐渐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