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自从占据了涿县城，尤其是成立了伪县公署以后，便从社会上网罗了一批汉奸、地痞、流氓，还花钱收买了一些平日里贪图享乐、不务正义的小混混，经过短期培训后，就组成了一支由县长亲属的伪保安大队。很快小日本又在码头、刁窝、高官庄等十几个村镇建起了岗楼、挖了壕沟，作为日寇、汉奸们的永久性根据地。
凡是设有岗楼的地方，都有一定数量的日军和伪军日夜严格把守。从此，当地百姓们出入这些村镇时，必须要随身携带由日本人签发的良民证。否则，轻则遭受毒打，重则要收监坐牢。百姓们再也没了往日的自由了。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日寇向百姓征粮征钱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了。征粮挣钱的频率也由过去每季度征收一回，迅速演变到了每月征收一回。再后来就发展到了随时随刻上门征缴了。如有人拒绝缴纳，当即就抓人去做劳工抵顶。
百姓们因不堪重负，又不敢反抗，便纷纷弃家而逃，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不少人都是有去无回、客死他乡了。
一时间，在涿县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饿殍遍地，白骨成堆。
一天早上，涿县南城门的两扇大门像往常一样，刚刚缓缓打开，就见十几名鬼子和三十几名伪军从门内鱼贯而出，呈八字形分列城门两侧。挎着洋刀，留着八字胡的宪兵队小队长中野村申，不停地在城门口来回溜达。不时屋里哇啦地大喊大叫一阵。看样子是在向他们训话。
十几米高的城门楼上，间隔一米就插着一面日本膏药旗。隔着两米就有一位鬼子兵笔直站立。
城门口因久也见不到行人出入，所以显得异常安静。
位于城门西南角马路对面的路边，有一家孤零零的“南门”大车店，显得十分醒目。
大车店座南朝北，共有五间低矮的土坯房。每间房子的前后各有一扇一米见方的小窗户。每间客房里，都有一条能挤下十人的大土炕。
这五间房中靠西头第一间是大车店的入口。也是店老板晚间睡觉迎送入店客人的地方。与其说这是一间房子，莫如说就是一间两米宽的过道而已。
其中，靠过道右侧的墙根处摆着一张又旧又破又窄的单人木床。床上铺着破棉被褥。门的左旮旯里有一台砖砌的炉灶。灶台上蹲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洋铁壶。东西两面墙壁上各挂着包括汽灯在内的乱七八糟的，老百姓过日子必不可少的一些小零碎。给人的感觉是：过道里乱糟糟的，黑咕隆咚，阴森可怕。
大车店的后面，还有一个几十平方米见方的小院子。院子干净利索，平平坦坦。东西两测各搭有一排简易牲口棚。风一吹，棚子几根柱子就四脚乱颤，棚子的顶子随风忽悠，时刻都有被风卷走的可能。
院子的东南角是院子的大门口。门口宽窄在两米左右。用荆条和苇席编制的莦门，在没有车辆进出时，总是关闭着。还得用一条细铁链将可以挪动的那一头锁住。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白天有小孩子进来玩耍。或者夜间有叫花子进入留宿，给店里增添什么麻烦。
院子里不分昼夜，总能见到一位瘦骨嶙峋中年男人的身影。他是大车店聘请的饲养员，专门负责接待赶着马车、牛车、小驴车前来住店的客人，并喂养他们的牲畜。
昨天夜里住店的总共有五位客人。天刚朦朦亮时，就有三位客人相继离开了。这三人中，一位是手拿拨浪鼓，串村串巷招揽生意的染坊师傅；另一位是行走江湖行医卖药的土著郎中；还有一位是手举阴阳鱼招牌，以占卦算卦为生的风水先生。
太阳刚露头时，店里剩下的两位五十来岁的男人还依然打着滚处在昏昏欲睡当中。
此刻，两挂小驴车有秩序地停放在院子中央。车辕向南，车尾向北。马鞍子、套樱子、长鞭子一样不少地都挂在各自的车辕上。
院子的东墙外是与鼓楼大街通直向南延伸的一条土马路。院南面是一米多高的土围墙。墙外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开阔地。抬眼望去，在四五百米之外，可以见到一片正在冒着袅袅炊烟的低矮民房。
墙西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顺着这个方向望去，在两三里地之外，有稀稀落落的几颗白杨树的树尖在迎风摇摆。树的下面，就是那条由南向北涓涓不息的小河沟了。
太阳升到树尖高的时候，两位客人才伸着懒腰，赶着自己的毛驴车，不急不慌地去东门外的东关村赶集去了。
此时的大车店里便只有王老板和饲养员两位男人了。因而，显得更加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