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朱小君跟吴东城都有着先见之明，在意识到集中管理临床费同样有着无比的弊端的时候便作出了相应的改变。
在朱小君的建议下，吴东城用那笔钱成立了一个贫困病人的救助资金。
但凡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符合贫困要求的，都可以向医院申请费用的减免，而减免的金额，则由这笔资金来支付。
同时，朱小君建议吴东城大幅度调整那些带有临床费用的药品价格。
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吴东城的反对。
换位思考，以药厂的角度来看问题，肿瘤医院毕竟只是众多客户中的一个，若是按照销售额来衡量，肿瘤医院这块市场只占了他们销售额中的千分之一甚至更低。
而肿瘤医院若是揭穿了皇帝新衣的这个谎言，那么药厂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对药厂来说，医院集中临床费用的管理已经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底线了，再过分一点的话，人家肯定不会接受。
大不了放弃了肿瘤医院这块市场，损失些销售额，停止了向肿瘤医院供药。
而一家这个药短缺那个药断货的医院，真不知道该怎么运行。
就像那家颇有号召力的电视台在那档关于药品回扣的节目中的最后点明的主题，某某地的医保局实行了改革，把药品的大部分水分全都挤出去了，药品招标的平均价格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多将近三十，老百姓们自然得到了实惠。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个全城短缺药品的地区，得了病的老百姓却只能自掏腰包央亲戚求朋友地从外地买药治病，真的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实惠。
但这些，做为当局者只需要稍微花点气力捂一捂盖一盖，也就能说得过去，也就不耽误自己在更高一层的领导面前获得青睐。
这其中的根本症结到底是什么？在粤州的时候，朱小君跟那几名院士在一块吃饭闲聊，其中有一位，其说辞是一针见血。
国家在展医药产业，因为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正府，医药产业总是能带来不错的gdp数据，而且还可以收上来不菲的税收。所以，上上下下对医药产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尤其是那些国有的医药产业。
但是，国内这些药厂，绝大多数做出的产品都是仿制药，尚且不去争论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但就这市场竞争，一呼啦，同一类的药就有数十家药厂在仿制，非处方药还可以通过广告的模式来扩大销售，而占据了大多数品种的处方药，却只能通过临床促销的模式来经营。
想把临床促销做好，那就必须把药价定在一个适合运作的价位上。
所谓的适合，就是参照被仿制的进口药价格，定位在其价格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再高，争竞不过进口药，低了，拿不出可以吸引临床医生的回扣比例。
在这个体制下，为了能让国产仿制药有着更好的生存空间，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抬高进口药的定价。
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这药价要是能降下来，才怪！
而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都打着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大旗，这杆大旗下，至多不拿国家或地方的补贴而已，但是，地方上却一毛钱的税也收不上来，同样，国税方面也是干瞪眼。
没好处，那只有来背黑锅了。
可怜那些医院的管理者们，他们的职务任免是体制内说了算的，但是体质又在无限地把他们往外推，不光是没有说话的权力，稍微过火一点，便可以有无数个大棒打砸下来。所以，各医院的院长，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咖之外，其他的也只能是忍气吞声。
吴东城做了多年的院长，这些内幕自然是非常熟悉，因此他向朱小君的建议提出了反对意见，这药品降价，最多也只能在医院的加成比例范围之内。
“那就加大贫困资金的使用，同时调整一下申请资助的这些病人的收费结构，既可以让贫困患者得到好处，又可以有效补贴了各临床科室的效益，这方面你是行家，我就不多插一杠子了。”朱小君醒悟过来之后，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想法。
吴东城仍是摇头：“如果加大这方面的力度，把虚的做成了实的，那……我们可承担不住这份压力啊！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方圆几百里的病人都会赶来看病，到时候且不说真假难辨的问题，就说这床位够不够用，都很难说啊！”
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似乎只有顺应潮流不做出改变才是正着，朱小君没辙了。
但吴东城毕竟是功力深厚，不多会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来：“我们可以兜个弯来解决这个矛盾，嗯，于医院之外成立一家药品经营公司，然后把医院的药剂科拆分开，一部分划到药品经营公司中去，剩下的一部分就留在医院踏踏实实做临床服务。”
这个提议得到了朱小君的高度赞赏，利润仍然可以收在自己的口袋中，而那些遭人诟病的弊端却甩了个一干二净。
唯一不便的就是现在的医药经营许可证不是那么好办。
不过，这个问题在吴东城的资源范围内也不是什么难事，买一个壳，或者跟别的药品经营公司联手，都是不错的选择。
吴东城不是一个做事啰哩啰嗦的人，他想到了随即也就开始落实了，一天的时间，便跟一位从事药品经营的私人公司谈好了合作的框架，又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把医院的药剂科给拆分成了两部分，待到孟老爷子给朱小君通电话的时候，吴东城在肿瘤医院已经做完了构架上的安排，剩下的，仅仅是在运行中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而已。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吴东城的快刀斩麻，三下五去二便使得肿瘤医院的防御值至少翻了十倍，那些在‘丢肾’事件中丢了面子的人，此刻就算想找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