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实在很“倒媚”，刚好是卡维隆地区执行交通整顿时，掏不出零钱来投停车计时器，两个戴着鸭舌帽和太阳眼镜的警察慢慢的一路走来，正努力地、慎重地逐车开罚单。
我将车停在一处有停车计时器的空位，忙不迭地前往附近咖啡馆换一块法郎零钱。在我回到车上时，一位身穿蓝色制服、身材魁梧的大汉，怀疑地斜视计时器上的指针。他抬起头，透过太阳眼镜瞧瞧我，用笔尖敲着指针。
“过时了！”
我向他解释原因，但是他压根儿不听解释。
“算你活该，这是你的罚单。”他说。
我放眼环视四周至少有半打以上的车并排违规停车；不然就是胡乱停在街旁的角落，将出口完全挡住；路的另一边，还有一辆小客车挡住人行横道。
和这些重大的违规事件比起来，我的罪实在微不足道，而我也实在很愚蠢地提出上述这些重大罪刑。
骤然间，我恍若成了隐形人，公路警察生气地嗤之以鼻。无视我的存在，从我前面绕过去抄我的车号。
他翻开记事本，并看看手表，开始把我的罪状记在纸上，可能还加上了一条——态度傲慢。
就在此时，从我换零钱的咖啡馆传来阵叫喊声。
“喂！就是你，乔治。”
乔治和我两人望望四周，只见一位身材粗壮的仁兄，穿过路旁的露天咖啡座走过来，手指左右摇动；在普罗旺斯的肢体语言里，此乃表示强烈不满之意。
乔治和这位身材粗壮的仁兄耸肩、比手势、互相推指对方胸膛，长达五分钟之久，谈论我刚刚犯下的罪状。
仗义执言的仁兄说：“真的是这样，这位先生才刚到，他也确实到咖啡馆换零钱，有人可以作证。”
他用手指向咖啡馆，在酒吧昏黄的灯光下，有三四个脸孔转向我们。
“法律就是法律”，乔治说：“明明就是违规，再加上我已经写了罚单，所以我无能为力，无法修改”。
实在荒谬可笑，“修改罚单，开给那个把货车停在路口挡道的混蛋，就这么简单！”救命恩人契而不舍。
乔治态度稍软，看看货车及罚单，嗯的一声转过来好和我说最后一句话。
“下次，备妥零钱。”
他仔细瞅我，毫无疑问地他试着把我这张犯罪的脸记下来，以便日后需要找嫌疑犯时用上，然后沿着人行道往砂石车走去。
我的救命恩人露出笑脸，“他真是不知变通，笨得可以……。”
我向他道谢，表示应该请他喝一杯。
我们一起走进咖啡馆，坐在角落一张昏暗的桌子旁，
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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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人名叫霍贝尔，长得不矮不胖，宽阔的胸膛，浑厚的脖子，黝黑的脸上留着时髦的小胡子，他的笑容和镶金及沾满尼古丁的牙齿成为对比，活泼棕色的眼睛看起来挺滑稽，隐约中流露出一股流气，恐非善类矣。
我猜想他可能是在卡维隆市场贩卖保证摔不破的陶器，或是仿真品的李维斯牛仔裤，或是任何前晚才从卡车上掉落下来的物品。
结果是，他老兄昔日竟是名警察，所以他认识乔治，挺讨厌他，现在他是安全顾问，专卖安全警报系统给卢贝隆地区的别墅主人。
他说，现在到处都是闯空门的小偷，专找没有上锁的门窗下手。所以他的生意兴隆。
他问我有没有装警报系统？没有吗？多可怕呀！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产品标语：未来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但此标语和名片上的商标显然不协调——一只停在横木上，嘴里喊着“捉贼”的鹦鹉。
我对他从事警察及离职的原因感兴趣，他往后一靠，坐入一阵丹尼牌香烟云雾中，摇动酒杯，向酒保再要一杯茴香酒，然后开始说话。
最早，日子过得很慢，像其他人一样等着升官，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成不变的干活儿，渐渐地对办公室的工作感到厌倦，这和他所期望的挑战性工作相去太远。
一个周末，他到裴吉斯（Frejus）度假，他的人生改变了。
每天早上霍贝尔都到咖啡馆用餐、看海；而同一时间，就有一名男士到海滩练习冲浪板。霍贝尔以度假时的悠闲心情，注视着这个人跳上划板，从板上摔下来，又爬上去。
此人看来很面熟，但霍贝尔肯定不曾见过他，但又好似在哪儿见过。他的脖子上有一很明显的痣，左手臂上有刺青。受过训I练的警察对这种小且明显的记号特别注意，也特别容易记住。
冲浪客的身影、颈上的痣及微勾的鹰鼻，唤起霍贝尔的回忆。
两天之后，他记起来了。他曾看过此人的黑白照片，下面载有号码，是一张通缉照片——一名枪击警察的杀人犯。
这个冲浪客是通缉犯！
霍贝尔到当地的警察局调出资料，不到半个小时，查到一名去年越狱囚犯的照片，是卡单帮的老鸟，一个危险人物，身体上的特征包括颈子上的痣及左臂上的刺青。
霍贝尔苦笑地描述这个围捕行动。
20名警察穿着泳裤乔装成游客，在黎明时分出现在沙滩上。尽管他们身上泄露警察穿着制服所留下的古怪却一致的肤色——从手肘到手腕、脖颈子上V字形领口处和脸上的古铜色皮肤，以及从脚趾到额头未经日晒的惨白肌肤，他们犹企图掩人耳目。幸好，逃犯正忙着跳上划板，无暇注意这20名皮肤苍白的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最后的猎捕行动是众警察在浅水处包围大逃犯，将他就地逮捕。
后来在他的斐吉斯公寓搜出两把0．357口径的手枪及三颗手榴弹。霍贝尔因而荣获奖章。
第二次的奖章，则是在马喜尼西（Marisnane）机场担任便衣警察时得到的。他敏锐的观察力，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打断他的话，因为我很纳闷为何在马赛机场看不到任何警察。入境旅客可以把随身行李交给接机朋友，再到行李区领行李。如果只有随身行李的话，根本就无需通关。这对于有名的马赛而言，似乎有些马虎。
霍贝尔歪着头，将粗短的指头搁在鼻子旁。他说，其实并不如表面上所见的那样，他们有时装扮成生意人，有时穿衬衫、牛仔裤的警察及海关人员就在四周，混杂在旅客中，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他自己就曾经抓到两名走私犯，业余的走私客。他们以为只要抵达停车场就算安全了，毫无忌惮地打招呼，大声谈论。嘿！他们简直疯了！
但是，有时连续几个礼拜芝麻绿豆大的事也没有发生，他开始闷得发慌。
“加上欲火难耐。”他露出笑脸，用拇指头指指双腿间。
霍贝尔拦下一名标致时髦、单独旅行的妙龄女子，这可是标准的毒品走私客。妙龄女子坐进一辆挂着瑞士车牌的车子，他例行公开地询问她这部车入境法国有多久的时间。她变得很紧张，接着表现得很友善，非常友善，最后两人在机场饭店度过整个下午。
当他和这名女子从饭店走出来时，被人看见了。结果是，大势已去矣！
好笑的是，在同一星期，一位波美特监狱的管理员偷偷在乳酪罐内掺加苏格兰威士忌给里面的犯人，当场被逮到，同时惨遭“完蛋”的命运。
霍贝尔耸耸肩表示，虽然那是不对的行为，但警察并非圣贤，总会出现败类。他低头，看着桌上眼镜片上那个有悔意的家伙。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开始替他觉得遗憾。他绕过桌子来拍拍我的臂，打破僵局似的说，再喝杯酒可以让他心情好过些。
他说着笑了笑，而我却在暗想他告诉我的不可信度到底有几分。
在茴香酒精作用下，霍贝尔答应过两天找时间到我家看看防盗系统，不须付任何费用；倘若我们想把房子弄成刀枪不入的话，他愿意以朋友的优惠价格替我们装上最先进的防盗系统。
向他道谢后，我就把这档事抛诸脑后，因为通常在酒吧承诺的事，都可以不必当真；特别是在普罗旺斯，连正式承诺之事都得拖上个把月才得以兑现。
我在街上看过太多人根本对尖锐长鸣的汽车警报器无动于衷；所以我不大相信电子设备能造成多大的吓阻作用，我宁可相信会吠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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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我的预料，霍贝尔竟然按照约定来我家，开着一辆银白色装有天线的宝马跑车，身穿紧身裤，黑衬衫，嘴里还哼着歌，身上散发出魔香和野性香味的刮胡水味道，从他带来的女朋友伊莎贝拉身上，可看出他容光焕发的原因。
他们打算到葛氏村吃午餐，霍贝尔想何不享乐并顺道做生意，他表现的好像他只是随兴想到而来的。
伊莎贝拉看来不满20岁，金发刘海儿盖住大太阳眼镜的四周，穿得很少，只着一件掩住一半臀部的粉红色直筒紧身连衣裙。
霍贝尔有礼貌地坚持让她走前面，沿着阶梯到屋里，而他则跟在后面眼睛大吃冰淇淋。他实在够资格开一门“偷窥”课。
伊莎贝拉忙着化妆时，我带霍贝尔参观房子。
预料中事，他告诉我，我家根本是供那些带螺丝起子闯空门的小偷最佳的机会。
门窗及百叶窗经过严格检查之后，全都不合格。
那么狗呢？根本没啥用处，只要一小块有毒的肉，就足以结束它们的小命，然后房子就任由小偷们摆布了。
他突然将我抵住，靠在墙上时，涂抹过量的刮胡水令人呛鼻。他警告我，“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小偷会做出什么来！”
他将声音压低，神秘兮兮，不想让我太太听到他所要告诉我的事，因为有点粗俗。
他说小偷通常很迷信，他看到的例子比他想得到的还多。
大多数的例子，小偷们习惯在离开翻搜过的房子前大便，通常是在地板上，尤其是在地毯上。他们认为这样霉气才会留在屋内，而不会跟着他们。
到处都是粪便，他说这个字时，活像已经踩在上面。
“很恶心，是不是？”
是啊，恶心，还是比较文雅的用词呢。
“不过，人生有时是公平的，”他说：“一个盗窃集团曾有一回为了这个迷信，而被一网打尽。”
房子被洗抢劫一空，脏物也都装上卡车了，其他人忙着进行“告别仪式”以祈求好运，但是轮到偷儿老大时，却面有难色，他用尽吃奶的力气，还是解不出来，他便秘得十分严重，当警察来时，他还蹲在地上咒骂着。
“尽管我知道，根据法国平均统计数据，我们只有五分之一机率会遭到有便秘的小偷光顾”霍贝尔说：“但这仍是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只是我们可甭指望这种结局会发生。”
霍贝尔带我到外面，向我提议一个将房子变成堡垒的计划书：车道底装上电子自动铁门，房子前面装压力启动照明系统，任何比鸡重的东西闯入时，就会被整排的强力照明灯罩住。
通常这样足以让小偷打退堂鼓，知难而去。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你像婴儿一般一觉到天明，最好再加装“警报器”。也就是，让你的房子发出声音。
霍贝尔停顿下来，看看我对新奇保卫战的反应，并对正忙着透过太阳眼镜镜片斜视指甲的伊莎贝拉微笑。他们两个人火热的衣服，倒挺相配。
“还好吗？我的小白菜。”
她抖动晒成蜂蜜色的肩膀，靠向他，我看得出来霍贝尔正努力地让思绪回到会发出声音的房子上。
装上电子光束可以保护所有的门窗及任何比裂隙还小的地方，任何一个有决心及轻手轻脚的小偷，即使有本领通过铁门，并能蹑手蹑脚穿过强光照明灯，但只要他的手指一摸到窗或是问，房子就会发出声音。
当然阳！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屋顶装上扩音器以增加效果，这样警报声就可以传到几公里外。
不仅如此，同一时间内，霍贝尔住在葛氏村附近的合伙人——他的房子和这套系统连线，会火速开车赶来，带着上了子弹的左轮枪和他的大阿尔萨斯犬。
在如此多层保证下，我绝对可以完全不受干扰，悠哉悠哉。
我的天！这一切全武行配备，只为了全家两口“不受干扰？”
我立刻联想到福斯坦开着拖拉机，在凌晨六点时猛敲铁门要到葡萄园去；狐狸、山猪或邻居的猪误闯车道造成强力照明灯整夜通明；接着不小心误触警报系统，我忙着在愤怒的荷枪武装安全人员赶来之前，向他道歉以免被他的狗把我五马分尸。
住在这种像美事重地诺克斯堡的地方，岂不像是身处在危机四伏的地狱般？但即使是用来阻挡奥古斯汀大帝的巨马，也都比不上这种身心折磨。
幸好霍贝尔心有旁骛，无暇进一步作生意，伊莎贝拉终于满意她指甲的状况，调好眼镜位置并拉拉紧身裙，准备离开。
她穿过院子时对霍贝尔撒娇，“亲爱的，我饿了！”
“马上就走，再等两分钟。”
他转过来面向我，试着再谈生意，但是他的“警报系统”已经在那头叫个不休了，我们家的安全系统相形之下，当然不急在此刻。
我问他打算到哪里用午餐。
“巴士底（Bastide）餐厅。”他说，“你知道吗？那里原来是警察局，所谓一日为警察，终生是警察，你说是不是呢？”
我回答，听说那家餐厅同时也是家旅馆，他对我眨眼。他实在是个善于用眨眼示意的专家，不过这次的眨眼纯属润滑眼睛。
“我清楚得很哩！”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