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从台湾日月潭拜别蒋氏父子，十分兴奋地回到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中央。曹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正当此事进行之中，“文革”爆发，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的政策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六项条件，由此中断了与的联系。
四、李宗仁归国，力促国共合作
1955年8月，客居美国的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1956年4月28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周恩来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李宗仁动了回归之念。
于是，1965年7月20日，原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归国。26日上午，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归国的李宗仁一行。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当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说：“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
11月5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故人重逢，感慨万端。在欢迎李宗仁的宴会上，程潜发表讲话说：“再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仅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远远超过了。应该说，宗仁先生所选择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愿望的，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宗仁先生这一抉择，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我认为，我们当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辈人，遵守中山遗教，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丢掉包袱，从头学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合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为时代所摈弃。今天，我们借欢迎宗仁先生回国的机会，寄语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以祖国为重，以晚节为重，从速醒悟，毅然归来，到那时，我愿意再度举行宴会，像今天设宴欢迎宗仁先生一样来欢迎他们！”
李宗仁归国，以及李宗仁的讲话和程潜的讲话，在台湾引起极大震动。
五、第三次密谈：章士钊再度赴港带信，蒋介石密约访台
“文革”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的一些极端的事情，对的疑虑又加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闹到了他的老家溪口，并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仇，十艮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遂在心里对高层十分感激。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和他的部下曾经挖了很多领导人的祖坟。
但是，蒋介石此时与方面的对立情绪并未完全消除。1972年3月，已届86岁的蒋介石出任第五届“总统”。他在宣誓时说：“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此后的三年，蒋介石只公开露面三次，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复国”工作。
晚年的蒋介石又想起了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了与大陆沟通的问题。他想起，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已经传了很久了。蒋介石注意到，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有些犹豫。
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
在大陆，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并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来去自由。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赞佩胸怀博大。但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原来的曹聚仁已于1972年逝世，在台湾方面，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像曹那样能与大陆顺利沟通的合适人选了。
就大陆而言，进入70年代，在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中日关系改善的有利形势下，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汇报了此事。
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起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回北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央发出邀请到台湾谈判的消息。
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此时的身体也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两人都不可能亲自赴台。于是，找来邓小平，亲自向他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的文章。文章说：“欢迎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还写道：希望“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一年半之后，1976年9月9日，也与世长辞。
海峡两岸的沟通再次中断了。
六、两岸关系拨云见日，峰回路转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台湾海峡两岸也一直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祖国的努力。他们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关于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使之继续发展，关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和发展祖国建设事业的一些原则性设想和探索，他们努力争取到的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国内外形势，是他们对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适时地调整祖国统一的方针，在“一纲四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并将它确立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用“一国两制”理论，成功处理港澳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结束了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局面和两岸同胞隔绝38年的历史。
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增进了解，共同繁荣，促进了两岸“大三通”的实现，两岸关系迈进和平发展新时代。
两岸关系，拨云见日，峰回路转。实现两岸统一、结束骨肉分离这一符合历史潮流的良好愿望，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变为客观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