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转型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三五时期，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化解短期增长压力、提振增长信心的希望在202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节点在2020年。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未来几年需要从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出发，谋划好、把握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挑战，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性突破。
//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蕴藏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
1.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1）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的4%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20%；201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20.8%。但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造业人均规模还不及美、德、日的1/3。
（2）转方式、调结构和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形成历史交汇点。当前，无论是工业转型升级，还是最近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是经济转型升级与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形成历史**汇。把握好全球科技革命这个重要机遇，主动推进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3）制造业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特点突出。目前，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的大趋势凸显，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同时，制造业全球化布局正在提速，应当充分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和某些优势产能、富裕产能“走出去”，逐步形成制造业全球产业链。
（4）“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突出优势。十三五应当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变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互联网+”推动的科技革命主要不是表现在某些产品上，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
2.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红利”仍是未来5—10年中国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我一直主张“人口城镇化”。要实现“人的城镇化”，首先要使人口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如果没有较高的人口城镇化率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就很难实现“人的城镇化”。十三五时期将加快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意味着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为生活性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
（1）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2014年，规模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60%。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率太低，2013年仅为36%，与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平均水平（52%）相距16个百分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到十三五末期规模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我认为，这一目标过低。从现实看，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到位，缩小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缺口，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等制度创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
（2）十三五农民工要成为历史。“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2014年，农民工人数接近2.7亿。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绝大多数的意愿是落户城镇，但在现行体制下又难以融入城镇。只有打破制度障碍，初步取消农民工的身份，尽快建立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制度，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农民工”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历史。总的看，2020年是“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
（3）十三五期间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是有条件的。一是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提速，城乡一体化进程将明显加快；二是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中小城镇成为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正处于加快推进中。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3.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1）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10年前，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城乡居民用于食品、衣着的生存型消费支出占相当大的比重。这10年，主要包括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的发展型消费所占比重明显提升。据统计，1990—2013年，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2.39%提高到54.42%；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3.43%提高到55.72%。尤其是在中国进入到发展型消费新阶段后，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支出结构中的生存型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城乡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3年的37.7%。
（2）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这几年，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例如，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5年上半年通信器材消费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30%以上。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3）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将超过50%，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在6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总规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蕴藏着巨大潜力，经济向好的格局没有改变，“中国故事”没有讲完。尽管在转型中面临诸多挑战，但仍需增强信心。经济转型升级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市场、巨大的增长潜力。
//以转型改革应对挑战
十三五要以转型改革应对挑战，化解经济下行压力，防范经济危机，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1.迎接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如何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1）产业结构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总的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这是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志。目前，虽然服务业增加值规模明显增加，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5年上半年达到49.5%，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与巴西和俄罗斯相比也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这使“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
（2）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在“三期叠加”时期，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压力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2%左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大概在81%以
上，中国工业产能低于合理水平9个百分点。第二，全面性过剩，不仅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的行业出现“先进产能”过剩。第三，大量落后产能难以退出。未来几年，通过“一带一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可以为某些优势产能、过剩产能寻求出路，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布局，缓解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
（3）制造业利润持续走低，实体经济困难加大。主要表现在：第一，制造业进入微利时代。近几年在3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9个行业总资产利润率低于同期贷款利率。第二，社会资源流向“虚拟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严重。社会资源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和人才，目前社会资本流向“虚拟经济”的问题日益突出。第三，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头明显。尽管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连续几年呈缩小态势，但是制造业资本向东南亚转移趋势明显。
2.创新能力提升的挑战——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
（1）创新驱动的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化中后期，效率的提升主要在于创新。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比如，国外机器人制造企业仍然占据中国近90%的市场份额，核心零部件仍需要进口。
（2）自主创新能力弱。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在5%左右，美、英、法都在10%以上。近年来，尽管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仍偏低。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发达国家在40%以上。
（3）创新驱动重在教育。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带有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的某些特点，而这又是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要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深化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3.全面改革突破的挑战——从被动改转为主动改
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是改革。总的看，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改革的阻力相当大，形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及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1）全面深化改革面临利益关系、权力结构的调整，使得改革的复杂性、深刻性、艰巨性明显加大。从全社会看，全面深化改革到了利益关系调整、权力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以金融为例，混业发展已经成为现实和趋势，但现行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与此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这需要尽快成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以适应中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需求。
（2）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大氛围。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尚未形成：一是改革面临某些理念的束缚、干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尽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但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来看进展缓慢。二是一般是讲改革故事的人多，干改革实事的人少，有冲动、有热情投入改革的人就更少。三是改革缺乏激励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由于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改革的大环境，不作为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很多改革仅限于纸面，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四是某些改革有走“回头路”的可能。
//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重大突破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既能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实质性突破，又能奠定未来10—20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1.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尽管目前对能否形成服务业主导仍存在诸多争议，但我认为，服务业主导的内涵主要指：一是服务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占比一般不低于55%；二是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根源在于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太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要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之适应：工业化前期，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导；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以轻工业和重化工业为主导；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以服务型经济为主导。这表明，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呈现不同的特点。
（1）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主要表现在：第一，服务业比重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比发展中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第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现代服务业呈现较快发展势头。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更加贴近居民消费需求。2008年，我就提出要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尽管当时存在诸多争议，但总的看，消费的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消费需求是不同的。以吃饭为例，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们开始吃营养、吃特色、吃环境、吃文化，这不仅反映了消费者个性消费偏好的改变，更反映了消费增长动力的转变。
（2）十三五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末期经济中服务业比重将超过47%。从现实来看，自2013以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预计2015年末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0%左右，比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提高了3个百分点。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十三五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55%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实现倍增，占GDP比重从15%提高到30%。
（3）十三五以服务业主导引领经济新常态。总的看，中国尚未形成经济新常态，且正处于走向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时期。
一是形成7%左右增长的新常态。过去10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来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如果服务业增加值继续保持9%—10%左右的年均增长，将带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加上农业、工业的增长，将为中国实现7%左右增长的新常态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2008年，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新增加就业80万人；到2013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170万人。这表明，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是解决新增就业的关键因素。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10%测算，每年新增就业达到1000万人是有条件的、有可能的。
三是形成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新常态。十三五时期，中国能否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上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为此，以研发为重点，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
四是形成利益结构优化的新常态。服务业就业比例达到50%，即到2020年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将不少于4亿人，由此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即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到35%—40%。
五是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
硫将减排18%左右。
2.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消费型驱动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十三五消费升级扩大的趋势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目前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模式趋势性变化，即多样化、个性化特点十分突出。按照国家老龄委的估算，现在老年人的当期消费至少有1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需求潜力。但是，由于产品供给短缺、服务水平上不来，年实际消费大概在2000亿元人民币。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城乡一体化进程拉动消费。第四，消费个性化、多样化推动服务型经济加快发展。
（2）十三五消费总量有望实现倍增。主要表现在：一是预计最终消费率将从2014年的51.2%提高至60%以上，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由1978年的48.8%降至2013年的36.2%，而政府消费则相对稳定。二是预计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
（3）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提升。2015年上半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为54.4%；到2020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以上，搞得好，甚至可能高于60%。这表明，13亿人的大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不仅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3.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与转型升级趋势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第一，服务贸易比重低。从国际比较看，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2.3%，而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达到2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7.7个百分点。目前，中欧的服务贸易占双方贸易总额的比重约12.5%，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只有0.8%左右，发展空间十分巨大。按《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欧贸易额到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如果中欧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到20%，双方服务贸易将达到2000亿欧元的规模。只要打开思路，打破服务贸易对中国的管制，在服务经济、环保、制造业技术等方面对中国放开市场，中国将给欧盟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第二，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依赖性加大。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对服务贸易提出新的要求。
（2）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加快服务贸易强国进程。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十三五从服务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重在加快服务贸易开放。总的判断是：“一带一路”是以扩大自贸区网络为目标，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是新阶段对外开放的总抓手。
（3）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重点。建议把握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动权，推进国内自贸区“提质扩容”，以促进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以加快推进服务外包为重点形成国内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到2020年，服务贸易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壁垒。
//适应经济转型的改革路径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短期内政策刺激的“托底”作用十分重要，甚至起决定性影响。同时，政策刺激要着眼短期，更不要为中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政策刺激的关键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适应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政策的放大效应。
1.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是重点
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从现实看，中国教育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教育发展严重不相适应。尽管21世纪初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曾引起诸多争论，但当前的教育市场开放与过去教育产业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一是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在教育产业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强化义务教育主体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教育产业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各个地方政府管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层层下放，逐渐变成以乡镇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为此，需要在强化政府义务教育主体责任的前提下加快教育市场开放。二是人们对教育的选择呈现多样性，目前每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以20%—30%的速度增长。过去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大学、研究生为主，现在扩展到小学、中学，其中，中学占相当大的比例。三是只有社会资本成为教育投入的主体力量，才能满足全社会日益增大的教育需求。总的看，无论从需求层面，还是供给层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而且是全球关注的潜在大市场。
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服务业领域市场开放严重不足，难以利用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蛋糕”。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重中之重是让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
2.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与体制安排，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突出特征。比如，与社会需求相比，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仍然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益法人制度缺位，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加快打破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掣肘，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当前，金融资源“脱实就虚”的矛盾突出，中小企业融资难仍是一个大问题。三是教育体制改革。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技术技能型职业人才的需求全面增长但供给短缺严重。例如，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每年高达400余万人。有企业家形容，“找100个大学生不难，找100个高级钳工却是难上加难”。这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教育结构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3.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3年的11.7%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从2013年的9.4%提高到30%左右。
4.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当前，监管转型的滞后已经成为深化简政放权的突出矛盾。从消费领域看，消费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消费监管的缺位；从金融领域看，不冲破大的体制障碍，监管转型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不仅关系到改革红利的释放，而且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观察中国、分析中国，要“明大势、看大局”。十三五自觉把握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就能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有效应对经济转型挑战。这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抉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