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的四点建议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先人“治国策”有句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到了该“定”的时候了。
但，按多高经济增长率来谋划？据笔者掌握，目前意见不尽一致，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意见主张7%左右甚至更高；一种意见主张6%左右甚至更低；还有一种意见主张6.5%。我倾向于按6.5%来把握。我以前谈到未来中国将由人均国民收入“中等收入”阶段向“中高等收入阶段”转变，是按照6.5%测算的。
2015年9月17日，在新华社内部座谈会上，笔者仍坚持按6.5%左右来设定。同时把问题进一步引深：如果确定6.5%增长目标之后，决策部门和实际工作该注意什么？笔者提出四点建议。
//供给面和需求面分析
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十三五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如果设定7%则难以实现。
（一）供给面分析：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资源环境“三约束”
劳动力要素供给。十三五规划要铺陈，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是否普惠到每一个人？这是我的“人本”理念。但从人口总量来说，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相关资料表明：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急剧下降的过程。2012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2013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较上年减少244万人，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绝对下降是新情况。预计十三五期间，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年均降幅为0.3%左右。同时，随着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也使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出现扭转。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资本要素供给。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加重（60岁及以上人口2010年为1.78亿，目前估计超过2亿人），高储蓄的水平也出现下行趋势。国内部门总储蓄率2012年为49.5%，预计到十三五末期将降至47%左右。储蓄率降低将导致资本形成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减弱。
资源环境约束。35年前，笔者曾发表题为《“竭泽而渔”后患无穷》的论文，现在“后患已现”：资源环境矛盾突出。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急剧增加导致资源供需缺口逐渐增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承诺排放总量比2005年大幅减少，鉴于近年来主要的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的环境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二）需求面分析：投资和出口“双高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考虑到近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前所未有的特殊复杂性，原有的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模式在十三五期间面临较大的调整，不宜再确定7%的增长目标。
原有的出口驱动模式难以继续。（1）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2）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3）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
冲击因素；（4）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上述四条变化，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传统的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全球商品贸易危机前的趋势水平与现有实际水平的差距将扩大。2013年，缺口为趋势水平的17%，2015年将提升至19%。在欧洲、美国等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进口倾向在经历了20年的大幅增长之后，正勉强持平，甚至出现下降。
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隐藏较大的风险。据业内人士估算，房地产本身的附加价值约占中国GDP的5%，如果再把其带动的上下游相关产业都考虑进来，创造的价值可能占到GDP的20%。从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趋势看，购房适龄人口在达到最大值后将趋于减少，随着房价回调预期的形成，作为房地产双重属性之一的投资品属性趋于弱化，这两个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对行业发展构成向下压力。
原来依靠“投资拉动”与信贷刺激的增长动能趋于衰减。中国是个“投资驱动型”特征颇为明显的国家，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一直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总投资率自2003年超过40%以来，已持续长达11年之久。特别是2009年大规模扩张投资计划后，投资率连续5年维持在47%—49%的高位。在此背景下，资本边际效率或者资本边际生产率在不断恶化。2014年学术界出过一部《增长动力转换论》。现在，中国恰恰处在换“发动机”而又没有换好的“空档”时期：一方面传统增长“发动机”因不可持续而开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增长“发动机”尚未换好、替代。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因此，预计7%难以实现，应由7%下调为6.5%。
//实现中高速增长目标有四大条件
确定6.5%增长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红利、两个拉动。
第一，“人本城镇化”红利。目前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的滞后性。2012年，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54.7%，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比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7%—38%。这就意味着2014年占总人口17%的2.3亿人为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这2.3亿人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原本应具有更高的消费收入弹性或者说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挖掘出来。
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如果以下三个问题能得到解决：（1）农村农民的产权关系问题；（2）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问题；（3）农村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估计到十三五末期规模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50%。那么十三五潜在消费需求将得到不小释放。
第二，“五环式改革”红利。中国“五环式改革”的空间十分广阔，特别是在政府结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等方面。倘若能够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来打破各种利益纠葛，中国经济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三，人口质量提高的拉动。除延长退休年龄进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外，要特别关注人力资本的变动状况，随着教育质量和人口质量的提高，在抵消人口红利负面作用时，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第四，开放共赢的拉动。2015年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讲话，勇敢承诺大国责任。中国对全球经
济增长举足轻重，201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随着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的启动运行，自贸区扩围扩容，跨国设施联通、贸易投资便利化、多边金融合作加快推进，这些举措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泉。
//确定增长目标后的四点建议
第一，建议中央可提出第三个“中高”——“人均国民收入中高等”。
现在中央经常讲两个“中高”——增长“中高速”，结构“中高端”，建议中央可提出第三个“中高”——“人均国民收入中高等”。按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4086—12615美元；12615美元以上属“高收入国家”。2012年同一指标美国为50120美元，中国为5740美元，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1.45%。按6.5%左右测算，到2020年，用于国际比较的“人均国民收入”中国大体是什么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初步核实数据，2014年GDP实际为63.6万亿元，2015年按7%左右的目标增速，GDP估计为68万亿元。如果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速为6.5%，则2020年GDP将达到93.3万亿元左右，即在90万亿—95万亿元。未来人民币如果保持汇率稳定，暂按现行时点汇率6.37，相当于约14.6万亿美元，即在14万亿—15万亿美元。2020年，全国总人口按14亿计，人均约10457美元，即在10000—11000美元区间，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上限。从国际比较角度考虑，可提出第三个“中高”——“人均国民收入中高等”。
第二，建议关注就业特别是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
必须把“基础性人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首先是就业，近一两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有所下降，吸纳更多人就业的服务业比重有所上升，大众创业等机制性改革释放出的就业机会增多，等等，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解就业矛盾的新情况。从2015年以来的情况看，整体就业形势比较稳定，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8%。按照目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能创造150万个就业岗位的比例关系进行匡算，GDP增速6.5%左右就业总量总体问题不大，但年轻一代因“选择性就业”而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应引起重视，需要化解。
第三，建议采取措施“防系统性债务风险于未然”。
未来经济运行面临很大风险。可能酿成祸端的债务风险是其中之一。一则，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债务到期偿还压力，要有充足的政府综合财力作为偿债保证。二则，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高出全球主要国家30到40个百分点，在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要有足够企业利润收入奠定偿债基础。为此，要盯住企业，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特别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
第四，建议强化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信心胜于黄金”。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调降0.5个百分点，虽然点数不多，但是对社会心理影响很大。因此，要讲清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调降0.5个百分点，属于“平滑下移”的性质。各级政府和群众，务必增强信心，同时守住6.5底线，防止经济过快下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