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式民主的优势
中国式民主具有的优势，是相对于中国如果实行西方式民主将出现的情况而言所具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在于：保持社会稳定，治理效率更高，人民权利实在，执政团队卓越。
保持社会稳定。西方式民主的一个典型做法就是，搞一人一票的竞争普选。这极易导致民众对立、社会分裂。这样的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高，公民有较优良的民主素质尚且可以，而一旦移植到不发达国家，就会造成血与火的灾难。事实证明，在不发达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战争和动乱，西方式民主拯救不了世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的民主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一百多万人丧生。在2010年后，尝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埃及、利比亚、乌克兰、泰国、叙利亚等国也接连引起了分裂动荡。对此，中国式民主显得十分冷静、清醒，现在只在村、乡和城镇社区的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不搞全国性一人一票的普选。而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中国也都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选举。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和共产
党形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和共产党一道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建言献策、出力使劲，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那样，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彼此对立，互相倾轧，从而有力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治理效率更高。西方式民主的议会制，导致了恶性竞争，不同的政党出于私利，使决策久拖不决，效率十分低下。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批评了西方式民主缺乏治理效率，指出现代民主体制要与三组制度相结合，即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福山这里提出的问责机制，就是国家治理需要效率的问题。在中国式民主之下，中国的人大制度和党委、政府的责任制，保证了效率。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对国家治理有三条标准：“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人民权利实
在。西方式民主只讲公民的投票权利，而忽视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权利，选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从这样的实际情况看，西方民主不过是徒具形式、内容空空而已。而中国式民主，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中国式民主通过协商民主这样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能够把人民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涵盖进来、包容起来、动员开来，有效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
执政团队卓越。西方式民主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者，只要口才好、能言善辩，提出的政纲能吸引眼球，拥有选举的金钱财富资源，尽管没有什么执政经验，也能上台，但治国能力和水平就不好保证了。而在中国，进入中央领导层的领导者，往往要从基层历练起，经过层层筛选，因而治国理政能力强。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评价习近平“影响力令人印象深刻”。基辛格虽然仅同习近平见过几次面，但感受到他的“坚定意志和勇气”。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论世界与中国》一书中认为，习近平的经历“充满更多磨难”，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