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民本来是想把这些先生们留在山东根据地，繁荣山东的文化教育事业。象邹韬奋，就可以担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这个职位自从晶晶牺牲后一直空着；象茅盾，可以担任山东文联主席，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比赵小曼要高了许多许多，能够吸引更多的作家到根据地来；象夏衍、欧阳予倩，可以担任山东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戏剧家协会主席；象戈宝权，可以担任山东大学外语系的主任；象梁潄溟，可以担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可以说，这批文化精英每个人在山东都有合适位置。
刘一民甚至设想，学习上海租界对新闻文化事业的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文化名流创办报纸、电台、电影公司、剧团、出版社，自由竞争，来个百花齐放。将来可以率先在山东开办电视台，由民间投资，政府支持，形成发达的新闻文化网络，催生大的市场化的新闻集团、出版集团、广播电视传播集团、电影公司。
想想茅盾、巴金、曹禺、夏衍这些在民国时期大放异彩、在新中国成立后罕有精品名作问世的巨匠，刘一民就想着要打造一个自由竞争、百花齐放的文化新闻业繁荣发展的良好市场，在党内外营造浓厚的民主氛围，并以此培育党内健康的民主秩序。
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如果是占领了东北，这个计划马上就可以施行。现在不行，鲁中南根据地有漫长的海岸线，防不胜防，北、西、南三面被铁路封锁。面积小，缺乏大城市的读者群、观众群，剧团也好、电影也罢，包括报纸、书刊。都只能是免费宣传抗日。想形成文化市场太难了。如果全部实行供给制，这些文化名人都是拖家带口的，过惯了优裕的生活，时间一长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口舌之争。而且，山东战事频繁，日军说不定正在酝酿对鲁中南根据地的大扫荡呢！把这些文化名人留在这里太不安全。万一出现伤亡，损失太大，得不偿失。
和文化名人们的座谈结束后，刘一民当即指示蔡中，征求这些先生们的意见，原则上尽量动员大家到陕西大后方去，个别想去重庆的也可以到重庆去。尽快安排转移。
接下来，刘一民扑进了事务堆里。忙着处理军务、政务，准备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好尽快回西安汇报工作。
没办法。刘一民不光是山东军区司令，还是山东局书记，党政军的事情都得管。他是一把手，许多事情说到底都是需要向他汇报请示的。
此时，苏德战场上的莫斯科保卫战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由于德军的“巴巴洛萨”作战计划中预定目标未完全实现，9月30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集中了1700辆坦克、1.4万余门火炮、1390架飞机、180万兵力，发起了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企图10天内拿下莫斯科，彻底击败苏联。德军当天就撕开了苏军左翼防线并实施迂回。到10月8日。德军包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并在包围圈内进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将冲出德军重围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残部合并组成新的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上将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10月13日，德军再次突破苏军防线。将苏军主力包围。14日，苏联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撤出莫斯科，但斯大林仍然留在莫斯科，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莫斯科，暴露在了德军的炮口下。
这个时候，天气变冷，绵绵秋雨把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变成了泥沼，德军不得不停下进攻步伐，等待大地封冻，好让他们的装甲集群能够通行。
希特勒做梦都想不到，就是德军这次短短的休整，错过了攻下莫斯科的良机。
德军停止大规模进攻，给苏军了一个喘息之机。10月2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域实行戒严，命令居民在街道筑起防御工事，连克里姆林宫附近都不例外，组建新的民兵师，使全城做好巷战准备。
与此同时，苏联国防委员会开始抽调预备队向莫斯科前线集中。
11月7日，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一队队新组建的红军部队在克里姆林宫前接受检阅，然后视死如归地开赴前线。
英雄的莫斯科在做最后拼死一战的准备。
11月15日，经过调整补充的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猛攻。
这个时候，莫斯科一线的苏联军民已经退无可退，同仇敌忾，与德寇展开了殊死搏杀。
苏联红军此时比历史上处境更危险，西部地区红军主力基本上损失殆尽，莫斯科以西地区大部分沦陷，守卫莫斯科防线的红军主力都是西线撤下来的残部和从后方调来的预备部队。斯大林翘首企盼的援军远东红军主力在日苏战争中又遭到沉重打击，损失惊人。而且，虽然日苏签订了友好中立条约，苏联暂时避免了两面作战，但远东红军不能西进增援西线战场，因为日军狼子野心，仅仅靠一纸条约就想约束住他们彻底不从东面进攻苏联，斯大林不放心！因为换做斯大林个人，他也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落井下石。
好在莫斯科地区虽然已经进入冬季，道路封冻，但是德军的坦克都是汽油发动机，这个冬天又是莫斯科历史上难得一遇的严冬，德军的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汽车大部分很难发动着，士兵们缺乏越冬的大衣等装备，连用来伪装用的白布都准备不足，攻势难以为继。相反，苏联军民因为面临灭国危险，抱定了与莫斯科共存亡的决心，又得到了补充和增援，士气大振，坚守莫斯科的信心越来越高。部队中流传着英雄克罗奇科夫的名言：“俄国虽大，但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
这个时候，斯大林最最期盼的就是日军立即南下东南亚作战，好让他能够把远东红军主力调上莫斯科前线，顶住德寇的进攻，并转入反攻。
依托外兴安岭布防的远东军区司令员阿帕纳先科大将已经在做增援莫斯科的准备了，这个有胆识的将军，并没有因为远东惨败而灰心丧气，而是把撤退到外兴安岭一线的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全部编入了红军，包括姑娘们和那些因为大清洗被关押的犯人。
想什么来什么，斯大林终于收到了绝密情报：日军即将南下东南亚作战！
这份宝贵的情报，来源于佐尔格小组英雄的日籍侦查员中西功！
就在10月10日，日本东京警视厅逮捕了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宪兵对宫城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佐尔格小组核心成员、近卫文磨的秘书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秀实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但是随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这个秘密暴露了。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这一次，佐尔格的德国驻日大使馆顾问、《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不管用了，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亲自面见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要求放人也不管用了，东京警视厅的日本宪兵们破了泼天大案，谁的面子都不给，穷追猛击，期望着能将苏联红军在华、在日本的情报网一网打尽。
佐尔格被捕的太突然，他还有重要任务没有完成呢！
佐尔格被捕前就已经知道了日本决心南进的机密情报，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开战时间。他正费尽精力想法搜集情报呢，就被日军宪兵逮捕了。
这个时候，佐尔格有多种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一言不发、拒不交代。那样的话，他就可能得到组织上的营救。但是，这样一来，日军宪兵必然穷追猛打，继续追查佐尔格情报小组在中国的组织和情报人员。而此时，正是苏联最危急的时候，急需准确的日军动向的情报。如果日军宪兵顺藤摸瓜破坏在中国的情报组织，苏军就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日军南下作战的情报，远东红军主力就不能西调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当务之急，不是佐尔格考虑个人生死荣誉的时候，而是要想法为在中国的情报人员争取弄清日军南进作战的准确情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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