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21日11月21日的清晨，一队高级轿车鱼贯驶向新德里机场。街头一片冷清，街夫正在清扫街角上的落叶和垃圾。
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紧裹着长领大衣，心急如焚地坐在轿车里，他将到中印战争前线紧急视察，重整那里的行政机构，给民众以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他心里明白此行凶多吉少，别说是他，就是尼赫鲁本人亲自来，也难有回天之力。
轿车在新德里机场候机厅外面停住了，他们正欲走进候机大厅。
在候机厅门口，报摊前面围满了人，不少人在争购报纸，有的人异常兴奋，互相握手拥抱。
部长秘书是个富有好奇心的年轻人，他走到了报摊跟前。
他看到了一行醒目的大标题：中国单方面宣布就地停火。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条新闻。随手抽了一份报纸跑了回来。
“部长先生，中国人宣布就地停火了！”
“停火！”夏斯特大吃一惊，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
夏斯特思忖了片刻说道：“回去，我们先回去。”车队又向新德里市区驶去。
“去总理私邸。”夏斯特对司机说。
汽车停在尼赫鲁私邸外面的街上，夏斯特匆匆走进了客厅。
尼赫鲁一边整理上衣，一边走了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尼赫鲁问。
“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夏斯特将报纸递给尼赫鲁。
尼赫鲁接过报纸，一连看了几遍，看来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停火的消息。
“他们为什么不打了！”尼赫鲁自言自语道。
1953年11月22日零时，中华军遵照中华军总参谋部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地区全线停火。
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印军，大部分不知道停火的消息，包括帕塔尼亚少将对此也一无所知。
11月22日晨，整个战区一片宁静，瓦利少校带着几名印军士兵，拖着饥肠辘辘奄奄一息的身子，在安巴拉以北的密林中寻找可食之物时，碰上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一名中国军官向他们走来。
瓦利少校有气无力地拔出手枪，他的手哆嗦了一下，手枪掉到雪地上。
“你连开枪的力气也没有了。”中国军官捡起瓦利掉在地上的手枪交给他，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全线停火。”
“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吃的吗？”
中国军官将一袋中华军野战干粮，扔给瓦利少校，中国巡逻队走了。
瓦利少校双手捧着野战干粮，凝噎无语。
帕塔尼亚少将在原始森林中已经躲藏了5天5夜了。
天亮时分，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扶着树杆吃力地站起来，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已经消耗殆尽，他感到身子轻得如一张纸。
阳光将巨大的树影投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惨淡如雪，他看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一队印军溃兵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面带喜悦，好像遇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中华军的多用途直升机降在林中的空地上，但从飞机上跳下来两个印度军官。
路透社昌迪加尔28日电：被中国人在山口切断的印军司令帕塔尼亚少将昨晚被直升飞机安全载抵这里，同一架直升飞机还运来了3名受伤的印度士兵。
帕塔尼亚少将在山地的丛林里走了5天，没吃饭没喝水，他是在直升飞机紧张地搜寻以后才被找到的。
据这里报道，被中国人切断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中国的防线后面奔向平原。
1953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停止进攻。
这是显示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对印度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54年5月26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在昆明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
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的门口。在候机大厅内，中印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地交谈。
几辆大轿车驶到了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在轿车上下来的是印军第7军军长达尔维少将，他身穿笔挺的藏灰色毛料西装，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向记者们摆手。
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其中只有一名满脸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第11旅的马盎营士兵车隆中士。
车隆中士被罗兹中校独自丢在原始森林中，靠树皮苦撑了3天3夜。一位头部负伤的中国军官山地运输连连长李荣汉少校，在水沟里发现了昏死的车隆中士。
李荣汉少校用负伤的身子，扶着车隆中士上马，走出了原始森林。在山角下他拦住了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
从车上下来的是第18装甲旅旅长郝伟强中将和参谋长韦泰少将。
“报告长官，这里有一名印军伤兵。”
郝伟强中将走到路边，弯下腰间：“他还活着吗？”
“还有一口气。”李荣汉少校回答。
车隆中士吃力地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中国将军肩上的金星。他吓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韦泰少将看了一下手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后方医院，要全力抢救。”
车隆中士终干活了下来，而且今天将返回他的故乡。
美联社常驻中华军记者韦尔娜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车隆先生，听说是一名中国少校和两名中国将军协力救了你的命，对此你有何感想？”
车隆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吓呆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神迹。”
周围的记者都笑了。
“你在中国的感受如何？”
“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他们爱我，我也爱他门，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达尔维少将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面对记者众多的问题，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想说，中国对待战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是非常尊重**和人格的。我已经多次给我的妻子写信，告知她，我在中国很好。我早已肯定的告诉她，我将很快返回印度。”
有记者问：“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会不会处决战俘？”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国不会那样做。”
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
“我不想谈更多的，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胜过我们，训练素质也相差过多。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