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梵蒂冈”
Macau，被称为“东方梵蒂冈”的一座半岛，极具异域风情。然而，“澳门”才是它真正的名字，这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纳入中国版图。然而，这颗南海之滨的明珠未到璀璨之时，便被东来的葡萄牙人“久之遂专为所据”。四百多年以来，无法抹去的屈辱历史在澳门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澳门沧桑
葡人东来
在珠江和西江形成的三角洲南端，有一个半岛，它的形状好似一朵盛开的莲花。最初，这座被海环绕的小岛有一个与水相关的名字——濠镜。随着海上船舶业的发展，明代时期，这里开始成为繁忙的泊口，各国的船舶都会在此汇聚，岛的名字也被人们口口相传为“海澳”、“洋澳”或是“濠镜澳”。在“濠镜澳”以北，有两座相对而立的山——南台山和北台山，犹如一座大门威严伫立。渐渐地，“濠镜澳”便以其为门户，改名为“澳门”。生活在岛上的居民，似乎更喜欢这个新名字——“澳门”，并一直沿用至今。
时光如梭，澳门逐渐发展起来。到十六世纪初期，这块弹丸之地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开始受到关注。它背靠广州，将近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一直是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另外，澳门半岛地处珠江西岸陆地的顶端，岛上有两个浅水湾，清澈的山泉和热情的居民，使得过往的商船有了片刻休息之地。久而久之，澳门就成了“番舶往来之冲”。
商业流通的便利带动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隐患。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费尽周折，终于发现了绕过好望角，直达印度和东方各国的新航线。此后数年里，葡萄牙人沿着这条航线大举东进，先后在印度的果阿和马六甲建立殖民统治，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商站，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尤其是在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人利用马六甲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通过在马六甲经商的中国商人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并诱使他们为其充当翻译和向导，其进入中国的目的显而易见。
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世界是陌生的。由于对于葡萄牙人知之甚少，人们只好按照伊斯兰民族对欧洲人的泛称“佛朗机”，统指在中国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后，用廉价商品，如镜子、别针、干果、胡椒、香料等换取中国人的茶、生丝、瓷器、绸缎以及黄金、宝石、珍珠、黄铜等贵重物品,获取高额的利润。而一些水手和士兵，则不分海上和陆地地进行强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并未同意葡方提出的中葡建立官方联系的请求，这也就意味着中葡间的首次交往以失败收尾。
1517年8月，葡萄牙所派特使皮雷斯随同安德列德率领舰队到达珠江口，进驻屯门岛，并提出要见一见中国的皇帝。以他们的身份，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无礼，但是当时的东莞官员还是答应向广州请示。谁知，他们的原意并非如此。安德列德在暗中做着手脚，他擅自率三艘船从珠江驶向广州，并在怀远抛锚停靠。停靠下来的三艘船明显要造一造声势，升旗鸣炮，响声震天，使得广州的官员和百姓顿感不安。即便如此，广州官员还是礼节性地同意让安德列德率队上岸。
结果，中国人的善心被利用了。安德列德等人上岸之后，开始了对广州的“摸底”调查。安德列德派人了解广州城内的情况，还趁着元宵佳节的热闹气氛，测量了城墙的厚度。摸清了广州还不算完，葡萄牙人还要进京。1520年1月，皮雷斯和安德列德获准前往北京。得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当日起程北上，野心勃勃。
在皮雷斯等人赶往北京之时，安德列德的弟弟西眇带领一支葡萄牙远征队来到了屯门岛。西眇和他的哥哥一样狂妄自大，目无他人。到达屯门岛以后，他开始下令筑起堡垒，架起火炮，对中国虎视眈眈。除此之外，他还拒不缴纳税饷，肆意拦截出入珠海的商船。最令人不能饶恕的是，西眇还命手下人掳掠中国的少年儿童，进行贩卖人口的交易。
这时，身在京城的皮雷斯等人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逆转。到达京城后，一连串对他们极为不利的事情接踵而来。最终，皮雷斯及其带领的使团被赶回广州，皮雷斯本人被监禁起来。
西眇的一系列罪行，引发了广州人民的极大愤慨。朝廷对此非常重视，派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进驻与屯门一海之隔的东莞南头镇。随即，50艘战船呈半圆式排列，对屯门进行了包围。此时，葡方的远征队纷纷前来支援。汪鋐当机立断，下令对葡方舰队发动进攻。趁着进攻的势头，汪鋐又下令让士兵们往船上的枯柴上淋油，借着顺风之势一把大火点燃了笨重的葡船。来不及移动的葡船相继被烧毁，葡方残军集中到仅剩的几艘船上，趁着夜色逃之夭夭了。
不久，葡萄牙再次派舰队来到中国南海地区，谎称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实为挑衅。中方一眼就识破了骗局，立即采取了战斗准备。双方在海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最终中国水师大获全胜，“擒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虏男女十人，获其十舟”。此次对战以后，葡方不再敢贸然行动，开始谋划企图采取行贿的手段，痛击中国的“软肋”。
为了维护国土的安宁，明朝政府推出了“‘佛朗机’人不得进贡”、“断绝东南亚各国到广州进行贸易”等措施。这样一来，广州市井立刻呈现出萧条的景象，政府的税收锐减。极端的举措使得朝廷和百姓都受到了影响，为改变现状，广州不得已再次成为通商口岸。
当然，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明朝政府仍然坚持“佛朗机”人禁止利用中国港口，同时提出各国的商船 “必须在广州各洋澳驻歇”，等待官员上报才可再到广东。这里所说的“澳”，就是指舶口。当时广州共有十多个澳，而澳门就是其中之一。得知广州重新开放后，一些已经离开的葡萄牙人又调头回来了。他们瞒天过海，冒充他国商人贿赂朝廷官员在广州附近的各澳暂住。相比上川岛、浪白等各澳，澳门无论从地理位置、天气情况、物资补给等情况都属上佳，所以这里就成为了众多葡萄牙人趋之若鹜的地方。而澳门的屈辱史也就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葡萄牙人很得意，因为他们的行贿手段在澳门行得通。他们进入澳门后，开始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每年贿送500两白银。葡萄牙人用钱买来了在澳门“定居”的权利，开始踏踏实实地留在了澳门。
葡萄牙人从1557年开始租居澳门，时间长达276年，直到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澳门总督阿玛勒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
西方列强袭来
澳门，位居东方的一个小岛，它的繁荣令人羡慕。最先抢占这里的葡萄牙人从这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引得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方殖民者开始对这块面积不大，却很诱人的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是兴趣，其实是一种侵扰和掠夺它的欲望。于是乎，澳门成为了西方列强们争相掠夺的“宝地”。
西班牙人嫉妒葡萄牙人，嫉妒他们在澳门独霸中国海外贸易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西班牙开始盘算绕开葡萄牙，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澳门—马尼拉海上贸易航线开通后，西班牙就以加强费率并防御力量为由，派遣一艘军舰到澳门购买货物。然而，狡猾的葡萄牙人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当即拦下了西班牙的军舰，连人带船一并扣下。
第一次的试探行动戛然而止，西班牙并未放弃，继续寻求与中国直接通商的机会。1598年，西班牙派使臣经马尼拉航线到达广州，并希望广州政府划分出一片地方供其进行长期贸易。广州政府没有立即予以答复。这时，葡萄牙人开始说尽西班牙的坏话，希望广州拒绝其要求。很明显，这是葡萄牙人希望保住垄断澳门贸易局面的居心。最终，广州政府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两方都未予以理睬。
如此一来，葡萄牙未能如愿，便开始自行解决西班牙这块“绊脚石”。1599年，葡萄牙偷袭了西班牙的商船，却没有成功。与此同时，一支西班牙远征军在前往印支半岛的途中，被风暴卷至澳门附近。军队幸存的百余名士兵，兵分两路，同时向最近的广州和澳门求救。结果，到达澳门的士兵被当地的葡萄牙人扣押，另一路向广州求救的西班牙队伍也同时被阻止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再也无计可施，不再尝试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表面上看，葡萄牙是在帮助澳门阻止西方列强的瓜分，实际上是在排除异己，保住自己继续垄断澳门和马尼拉的贸易航线。确切地说，葡萄牙人的存在，对澳门来说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荷兰的迅速崛起，使之跻身为新的海上霸主，毫不客气地抢走了葡萄牙紧紧“攥住”的东方海上航线。然而，荷兰的胃口不止如此，夺取澳门才是它的目标。
荷兰人最初发现澳门，是在1601年9月27日。当时，荷兰一支小舰队进攻印尼马鲁古群岛，失败后误打误撞来到了中国南海，并发现了澳门。大为惊喜的荷兰人还没展开任何行动，就被澳门岛上警惕的葡萄牙人俘虏了。葡萄牙人为了不走漏风声，在短时间内把俘虏的荷兰人中的17人杀害，只释放了两名少年和一位代理商。葡萄牙人的举动最终还是败露了，引发了荷兰人的强烈愤慨，以至于大大加快了荷兰人企图从葡萄牙人手中争夺澳门的行动。
荷兰海上霸主的权利越发稳固，同时预示着一场针对澳门的争夺战即将爆发。著名的“六二四”澳门保卫战由此引发，这也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令澳门人没齿难忘。
1622年4月10日，荷兰海军上将莱耶尔兹率领由15艘军舰、2000名士兵组成的荷兰舰队，从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澳门进发，侵略的野心暴露无遗。
先期到达澳门附近的两艘荷兰军舰和两艘英国军舰，毫不犹豫地向澳门开炮。当时，正值贸易季节，葡萄牙人留守澳门的官兵很少，与火力强大的敌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十几天后，荷兰主力舰队到达澳门。经过一番勘察后，莱耶尔兹于6月23日下午派出三艘荷兰军舰驶入南海，重击伽思栏炮台，并声称“明天我们将成为澳门的新主人”。
毫无掩饰的侵略，顿时使澳门居民的反抗情绪达到了**。葡萄牙司令官萨门托命令各炮台迅速反击，同时下令全体澳门市民加固炮台工事，挖战壕，补弹药。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居民只有同仇敌忾，背水一战。
次日清晨，荷兰军队派出两艘军舰，以重炮接连轰炸伽思栏炮台。葡军迅速予以还击，并击毁一艘荷兰军舰。这一下引燃了荷军的怒火，大规模的总攻开始了。荷军总指挥莱耶尔兹率领800名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分乘37艘小艇，在重重炮火的掩护下，登陆澳门。
早已埋伏好的葡萄牙士兵隐藏在战壕内，对刚刚登陆的荷军展开射击，击中了莱耶尔兹的腹部。指挥官中弹，荷军立刻士气大减，且战且退。紧接着，荷军上校卢奋出任临时总指挥，率领部队重返火线继续战斗。重整士气的荷军接二连三地闯过封锁线，来到三巴大炮台附近。操纵大炮的是一位居住在澳门的意大利传教士，他精于炮术，刚发一炮便击中了荷军的弹药运输车。“轰”的一声，大面积的爆炸使得荷军损失惨重，兵力锐减。四散逃窜的荷军士兵被埋伏在山上的葡萄牙士兵大量击毙。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荷军的战斗力明显减弱。葡萄牙人和澳门居民共同抵抗的势头越来越强，使得荷军不得不悻悻而退。此时，葡军司令下令乘胜追击。除葡兵外澳门居民、传教士等，全都加入到战斗的队伍中。他们手持刀枪，从不同方向冲向企图逃跑的荷军。
面对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的人群，荷军顿时手足无措，临时总指挥卢奋被砍死，士兵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这场激烈的保卫战，终以荷军惨败收尾。“六二四”澳门保卫战是17世纪海盗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是澳门人勇战列强的见证，为此澳门把6月24日这天定为“城市日”。
鸦片战争以前，澳门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扰。英军就曾采取非法手段轻易登陆澳门。原本趾高气昂的葡萄牙人，在此时却没有任何反抗态度。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明确表态，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不需要英国所谓的保护，葡人更无权让出“保护权”。面对中国的严正之词，英国最初不以为然，枪口直指中国军队。对此，中国政府的回应是：派出8万名中国士兵进驻澳门，围歼入侵者，并把12月19日定为最后期限。在中国军队的威慑下，英军最终在期限日的前一天被迫全部撤离。
澳门免遭一劫之后，为加强防范，两广总督韩崶于1890年4月前往澳门视察防务，命令澳葡加强构筑炮台要塞，加高加固防卫墙，同时增加关闸驻军数量。在中国政府的庇护下，澳门暂时远离了硝烟，恢复了平静。
无法抹去的屈辱
随着清王朝逐步走向没落，其保护南海明珠的能力越发减退。不幸的是，1846年4月新上任的澳门总督阿玛勒更是野心勃勃，企图打破中葡之间的关系，在澳门大肆侵权扩张。
阿玛勒，曾在镇压巴西人民起义时失去右臂，号称“独臂将军”。他一上任，就加大税收力度，开始对澳门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等，而其中的税收重点就是“征收中国人的税”。如果中国人拒绝纳税，就会遭到拘留，同时会挨鞭打。
不仅如此，阿玛勒接着又要求停泊在澳门的中国船只向澳门理船厅登记交税。这一举措遭到了中国船民的强烈反对。对于拒不配合的中国人，阿玛勒采取了武力镇压。在接连的炮火中，无辜的中国船民惨遭杀戮，二十多艘帆船沉于大海。
在增加税收的同时，阿玛勒还在忙着扩张土地。他编造种种借口：修公路、命名新街道、编门牌号，实现霸占扩张的野心。期间，村民们的庄稼被毁，中国人在东望洋山麓的大批坟墓被毁；氹仔岛被当作要塞地区，进行扩建加固。
一系列举措的顺利实施，使得阿玛勒的倒行逆施更加猖獗。“过去的澳门当局由于屈从和缺乏变通能力，已使这个属于独立国家的地区被看作中国的奴隶，并使澳门居民日渐减少……葡王陛下已经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何人到澳门监视走私，事实上是毫无意义。” 阿玛勒把中国海关税口官员驱逐出境，并口出狂言，公然指责对中国政府在澳门行驶主权的挑衅。
接着，阿玛勒又以英军为靠山，于1849年3月5日公开指出葡萄牙的海关已经撤销，不可能允许中国的海关继续在澳门办公，并限期8天，勒令中国海关撤出澳门。期限甫至，他便率领数十名葡兵封锁清海关澳门海关部的大门，砍断门前的旗杆，毁坏刻有《澳夷善后事宜条约》的石碑，驱赶海关官员。中国政府管辖澳门的官员和物证，一一被阿玛勒清除。
由于清政府的懦弱，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被迫举家迁离澳门。懦弱的政府没能力保护本国的居民，那些仁人志士就会在这时挺身而出。一位澳门英雄的出现，结束了“独臂将军”的性命。1849年8月22日，发生了震惊全澳门的“义士沈志亮智杀阿玛勒事件”。
沈志亮，祖籍福建，因经商移居澳门，居住在香山县下恭都龙田村（今澳门东部三盏灯观音堂一带）。龙田村民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却因阿玛勒颁布的一系列扩张举措而失去家园。阿玛勒不但强迫村民们贱卖房屋土地，还挖坏他们的祖坟，甚至把尸骸弃入海里。沈志亮家的祖坟也被破坏了，群情激愤之下，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代表龙田村和周围几个村民代表向两广总督请愿。但是两广总督胆小懦弱，怕因此惹恼葡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府无能，沈志亮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决定亲手解决了阿玛勒这个恶人。于是，沈志亮和村里的郭金堂、李保、张先、郭洪等一批青年开始商量刺杀阿玛勒的计划。他们决定借阿玛勒在道关闸一带游猎之际，将其刺杀。
等待了一段时间，刺杀的机会终于来了。8月22日，几近黄昏，阿玛勒一副悠闲模样，来到关闸附近猎鸟，且身旁只有一名副官随从。当阿玛勒饶有兴致地来到距离关闸300米处时，沈志亮提前撒下的野花吸引了阿玛勒坐骑，坐骑停下来，开始低头咀嚼野花。这时，沈志亮高举着状纸，跪倒在阿玛勒面前，连连喊冤。阿玛勒没有多想，顺势接过状纸，正准备撕开的一刹那，郭金堂从草丛中窜出，举起竹竿冲着马蹄猛地一扫。受到惊吓的马匹，前蹄高高抬起，全然不顾背上的阿玛勒。
这时，阿玛勒用牙咬住缰绳，企图腾出手来拔枪。说时迟，那时快，沈志亮在阿玛勒掏枪之前，动作迅猛地将其下颌砍伤。受伤的阿玛勒滚落马背，旋即身首分离。身旁的副官也已身负重伤，侥幸逃脱。阿玛勒这颗毒瘤被铲除，轰动了整个澳门，“诸夷惴惴不敢出驰马，十三行皆震慑，华人闻着莫不欢呼相庆”。亲手砍下阿玛勒首级的沈志亮也因此成为澳门人眼中的大英雄。
然而，阿玛勒被刺事件引发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他们更是以此为由，提出惩罚凶手、巨额赔款的要求，同时开始不断侵扰广东政府及当地村民。为了村民免遭伤害，沈志亮和郭金堂纷纷主动到衙门投案，要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百姓的安宁。清政府无力与西方列强对抗，便同意惩处沈志亮和郭金堂。最终，沈志亮于9月15日在前山英勇就义，郭金堂被发配边疆。
澳门人无畏的抗争，没能换来政府的觉醒。同时，侵略者的侵略行为也并未因此停止。澳门新任总督基马拉士于1851年11月到达澳门履职。比起阿玛勒，基马拉士的侵略野心可谓是更胜一筹，将澳门彻底变成葡萄牙的殖民地就是他的任职目的。
上任后的基马拉士，开始“大展拳脚”，下令修建西沙嘴炮台和马交炮台，强行占领氹仔岛，纵容贩卖澳门苦力的交易。当基马拉士得知清政府在英法联军的尖刀下，签署了《天津条约》后，也想如此炮制，却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随后，基马拉士以法国公使为靠山，与中国政府展开谈判，提出清政府要以条约形式承认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的野蛮要求。
谈判期间，基马拉士不知羞耻地说澳门历来是葡人自治的殖民地，中国政府在澳门设置海关，并没有经葡萄牙政府批准，也没有任何文字依据。同时声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全面变化，澳门很难维持旧约的政治经济制度。基马拉士的一席话，丝毫没有把清政府提出的“在澳门恢复设官治理和收租税等主权”放在眼里。谈判双方也因此陷入僵局，互不妥协。
可惜，清政府在坚持谈判了一个多月后，做出了让步。清政府代表恒祺与基马拉
士签订了《和好贸易章程》。章程中规定的“仍由大清国大皇帝任凭设立官员驻扎澳门，办理通商贸易事物，并稽查遵守章程”以及“此等官员均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驻扎澳门、香港等处各员，办理自己公务，悬挂本国旗号无异”被清政府单纯地认为，是保持了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的主权。其实，这正是基马拉士拟定章程时进行的“文字游戏”，他还规定“将来只此为凭，彼此均应遵照新章办理，一切旧章自应革除，永远不得别有异议”。
在这样的条约里，清政府被牢牢地控制住了，拱手把澳门让出。与此同时，基马拉士也加快了侵吞澳门的脚步。凭借“先贴门牌，继设路灯；先收订费，继掌地租”等手段，澳门以北、关闸以南的大片地区，很快被圈入葡萄牙殖民者的领地。
澳门的屈辱命运没能被改写。野心勃勃的基马拉士为侵占澳门煞费心机。不过，最终让澳门彻底成为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竟另有其人。赫德，清朝总理衙门海关总司务。这样一位北爱尔兰血统的官员却在中国的领土导演了一场戏，在澳门人的心里印上了无法抹去的屈辱。
葡萄牙人变本加厉地蚕食澳门，仅在领地方面不断扩张外，在经济方面并未获得太多利益。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们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澳门，希望出资购买这块土地，以便成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在这些前提下，赫德向清政府提议以经济补偿的办法收回澳门。这对于经济不富且呈下滑趋势的葡萄牙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同时也能完成中国收回澳门的心愿。于是，清政府很快同意了赫德的建议。
建议很快被采纳了，但是还未真正实施就出现了变故。西班牙爆发革命，葡萄牙也被卷入其中，全国一片混乱。由赫德推荐到葡萄牙进行交涉的原西班牙驻华公使玛斯，也突发疾病死于1869年初。而后，经济补偿收回澳门的计划随之搁置。
不久，清政府派人与英国当局进行的一次谈判使澳门的处境更为不堪。1886年5月19日，赫德等人前往香港与英国当局，就有关税厘并征和缉私办法进行谈判。谈判期间，英国当局表示，要以澳门同中国合作实行税厘并征和缉私作为香港合作的先决条件。英国提出的要求，很快把中国和葡萄牙扯到了一起。于是乎，中葡就这一问题开始了谈判。
1886年7月21日，赫德被中国政府派往澳门进行交涉。期间，澳门总督罗沙代表葡萄牙提出了一份“拟议条约”草案。其中提到：允许葡萄牙永远占据及管理澳门及其属地；停闭澳门周围关卡，并决不能在别处重新建立；由葡萄牙占领拱北；葡萄牙按照《续订洋药专条》帮助中国征收洋药税项。条约中的几个重点，把葡萄牙的利益摆在了首位。然而，赫德却熟视无睹，私自做主同意了葡萄牙列出的全部要求。
从谈判桌前回来的赫德，把谈判结果向中国政府做了汇报，并极力说服中国政府把澳门主权让给葡萄牙，而清政府一如既往地优柔寡断，没有确定的答复。这时，事态已经按照赫德预想的轨迹发展了。11月，赫德的亲信——金登干前往里斯本，与曾任澳门总督的葡萄牙代表罗沙和葡萄牙外长巴罗果美，就“拟议条约”问题进行谈判。
对于谈判的立场，清政府内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一部分是以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庆亲王奕勋为首，偏重财政收入，支持出卖中国主权，同意用澳门地位条款换取厘税并征的合作，但是反对葡萄牙占领拱北的要求。另一部分是以总理衙门曾纪泽为首，坚决反对出卖中国主权地位的条款。
在朝内意见不合的情况下，得到更多支持的一方就会占据主流。经过一番讨论，李鸿章和弈勋明显更胜一筹。这也就意味着“拟议条约”将明确列出中国同意出卖主权，澳门将由葡萄牙管理。1887年3月24日《中葡里斯本草约》正式签订，其内容共四款：
1.定准在中国北京即议互换修好通商条约，此约内亦有一体均沾之条。
2.定准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
3.定准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4.定准由葡国坚允，洋药税征事宜应如何会同各节，凡英国在香港施办之件，则葡国在澳类推办理。
《中葡里斯本草约》并非最终协议，其中提到的“定准在中国北京即议互换修好通商条约”，就是接下来中葡双方签订《和好通商条约》的基础。1887年7月，中葡双方在北京就《和好通商条约》进行谈判。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同年12月1日，清政府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和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为代表，与葡萄牙代表罗沙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共54款，主要内容有：
1.中国同意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中国保留了葡萄牙如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的权利。
2.葡萄牙得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口岸设领事。
3.葡萄牙取得领事裁判权。
4.葡萄牙人可享中国已给或将给其他国家的通商特权，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买土地、建造房屋、设立教堂等权利。
至此，澳门被葡萄牙占据300年的历史延伸为“永居管理”，它是澳门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屈辱标记。
林则徐澳门禁烟
19世纪30年代，西方的鸦片已大批走私进入中国。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清朝廷的钦差大臣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共同展开禁烟行动。“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带着这样的决心，与鸦片贩子及吸毒者进行了坚决、严厉的斗争。
葡萄牙人在东西方贸易中轻松获得了高额利润，同时，澳门也在迅速崛起。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葡萄牙人成为了鸦片走私贸易的主角，而澳门也不幸成为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英国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更以澳门为推销鸦片的据点，奔走于澳门和广州之间。
澳门聚集着很多贩卖鸦片的商人，对此林则徐早有耳闻，为了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有效地开展禁烟斗争，他密切关注着澳门的一切动向。他认为，只有查源肃本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而澳门就是其中的“源头”。
英国的鸦片贩子来到中国贩卖鸦片，大多是先到澳门登陆再进入广州，所以林则徐派人先期暗访英国鸦片贩子进出澳门的动向，同时调查到鸦片的藏匿地点。当时，昏庸的清廷对外国事务知之甚少，对鸦片贸易的事态一知半解。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洋商人的情况以及国际上的大动向，林则徐还派人潜入澳门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外文报纸，聘用翻译人员，将有关鸦片贸易、西方各国对中国禁烟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和评论译成中文，抄送给广东督抚衙门作为禁烟和备战的参考。这种随译随送的手抄译报，被人们称为“澳门新闻纸”。
“澳门新闻纸”的消息，主要来源于在澳门出版的《广东纪录报》、《广州周报》和《中国丛报》三家报纸。这三家英文报纸，原本都在广州出版，后因中英关系紧张而迁往澳门。林则徐主持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内容提供了鸦片产地和产量，英国贩私鸦片每年的获利，以及英国本土禁烟和英国侵华的动向，这些对林则徐日后在禁烟斗争中的势如破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则徐也正因如此，被誉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在广州发布责令外国商人尽数呈交鸦片的命令时，一些鸦片贩子开始想要取道澳门逃离中国。鉴于此动向，林则徐于次日通过粤海关监督发布了禁止一切外国商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的通告。
义律担心中国官府前往澳门缉捕藏匿的英国鸦片走私商人，于是请求澳门总督边度保护在澳门的英国居民。边度的回答是：只保护守法侨民，不保护从事非法贸易的商人。3月24日，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策动已被中国官府传讯的大鸦片贩子颠地乘夜逃跑，不料却在半路被林则徐截住。此后，林则徐增派军队，彻底切断了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一切交通，迫使义律交出零散鸦片。与此同时，林则徐在澳门采取一系列措施，澳门也进入禁烟运动**。
澳门是对外贸易口岸。在禁烟的问题上，林则徐意识到必须要保证正常的贸易往来，同时还要严厉禁烟。于是他想到了“以夷制夷”（利用外族和外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其相互冲突，削弱其力量）的策略。林则徐先是继续在贸易上给予优惠，在重申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的前提下，不干扰葡人对澳门的租借权。与此同时，他下令对澳门进行全面的户口清查。经统计，澳门有中国居民1772户，葡萄牙居民720户，英国“僦居夷人”57户。中国官员仿照内地编查保甲之法，登记造册。
此后，林则徐采取了“容葡抗英”的政策，受到澳葡当局欢迎。他们协助中方在澳开展鸦片清查，驱逐英国鸦片侵略者，消除澳门鸦片隐患。同时，林则徐多次发布公告，对于那些主动上缴鸦片，遵纪守法的夷商（西洋商人）采取宽容处理，可继续经商。得以重返澳门的义律，当时坚决表示要遵守中国章程。如有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窝藏“英夷”，则被勒令停止贸易数月。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被消灭，被迫交出了2万余箱鸦片。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此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打击毒品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成就了林则徐这位世人称赞的民族英雄。
虎门销烟后，英国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露出了本来面目。他放不下鸦片走私带来的巨额利润，无视鸦片带给中国人的精神以及肉体的伤害，重走老路，在广州与澳门之间运作鸦片之事。义律的行为，使澳门走私鸦片业呈现死灰复燃的态势。为彻底消除隐患，新的港口条例随即出台，严防夹带鸦片通过港口。
8月15日，林则徐和邓廷桢分兵驻防各要隘，阻断了住在澳门或是隐藏于船上的英国人的食品供应，同时下令不准任何人接济这些英国人。孤立无援的义律最终逃离澳门。到8月27日后，澳门已见不到英国人的踪影。
为稳固禁烟斗争的态势，9月3日，林则徐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陪同下到澳门巡视检查禁烟事宜。他们从前山出发，进入古关闸。这时，澳门的民政长官率领4名军官和百名士兵在关闸恭迎林则徐等人。军官戎装佩剑，士兵肩荷火枪，乐队奏西洋乐曲，场面热闹而隆重。
穿过望厦村，林则徐一行人来到莲花古庙。在这里林则徐接见了澳门民政长官，向其“宣布恩威，申明禁令”，告诫他安分守法，不得囤积鸦片，不准包庇奸商。事后，林则徐赏给葡萄牙官员色绫、折扇、茶叶、冰糖等物，赏给葡萄牙士兵酒、肉、面等及银元400元。
然后，林则徐一行向南，依次经过了一条通向三巴门沙道、莲溪庙附近的街道、石街、麻子街，后经过三巴仔、丰顺堂、妈阁街，最后进入妈阁庙稍作休息。途中，中国居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希望一睹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风范。他们在不同地方摆上香案，搭起牌楼，用绸花和写满颂词的对联装饰得堂皇雅致。葡萄牙居民也争先恐后地前往观看。视察过程中，三巴、妈阁、南湾等炮台在林则徐等经过时还鸣放礼炮19响（西方人记载21响），以示敬意。
在巡视过程中，林则徐看到曾经出租给英国人的楼房已是人去楼空，大感欣慰。他身旁的翻译员说，葡人在这里“长保子孙，其安乐利，心中感激，出于至诚”。此情此景，正是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最大的胜利，这充分说明了“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林则徐禁烟的初衷没有改变，禁烟不能影响正常的贸易往来。巡视后，林则徐下令广东海关恢复澳门与内地的正常贸易。9月8日起，澳门与内地的正常贸易开始恢复。
孙中山与澳门的不解之缘
悉数孙中山在澳门的岁月，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其一生和事业，与这块土地都有着不解之缘。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与澳门相距仅37公里，这里就是孙中山的故乡。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开始接受“欧洲式的教育”——近代资本主义教育。虽匆匆与澳门擦肩而过，可澳门却像是一扇窗，为孙中山打开了新的视野。后来，孙中山在给好友的信中谈到了首次离乡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33年后，这位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少年，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仁人义士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他踏入社会走向世界的通途，从事革命活动的舞台，正是澳门。
远渡重洋的孙中山，从美国求学五年后回国。在从檀香山返回的途中，经过澳门，到达香港。在那里，21岁的孙中山进入由维新派人士何启为主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那时候，孙中山的母亲曾问他将来的打算，是否想要做官。而孙中山的回答却出乎母亲的意料，他说要推翻满洲政府，做一份比做皇帝还大的事业。
学习期间，孙中山与杨鹤龄、陈少白和尤列成为了挚友。他们因为拥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常常共同讨论时事政治，交流革命思想。四位才子因思想激进，也得到一个特别的称呼——反清“四大寇”。几年的学习时间，算得上是孙中山思想进步、言论自由的难得时光。用他的话说，就是“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
当时，距离香港不远的澳门也已是思想进步人士层出。康有为于1897年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引起了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这股新思潮得到了澳门的两位知名学者郑观应和郑藻如的大力支持，他们坚决主张维新改革。郑观应在其著述《盛世危言》中提到，中国应该如何走革新之路。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使孙中山在思想和心理上受到了很大触动。
1892年9月，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而后，应澳门乡绅何慧田等人之邀，前往澳门镜湖医院工作。镜湖医院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澳门、香港及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创办，以中医治病为主。由于孙中山的到来，西医随之被引入澳门，孙中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第一位澳门华人西医。
孙中山来到镜湖医院后，开始用“孙逸仙”这个名字，担任了新设立的西药局首任义务医席位，免费为病人看病。除此之外，每天下午1时至3时，孙中山还在慈善机构同善堂义务诊症，又为市民接种牛痘。
为了支持免费赠医，孙中山于1892年12月向镜湖医院贷款银1440两，于草堆街80号开设中西药局，又在议事亭前开设“孙医馆”。孙中山医术高明，擅长外科和肺病治疗，帮助很多病人远离的疾病。他对待病人一视同仁，尤其是穷人来看病，总会免费诊治，赠送药品，很快成为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妙手仁心”的好医生。
当时澳门曾多次报道赞誉孙中山的行医事迹，介绍他治愈的各种疑难杂症，称之为“神乎其技”，又表彰其崇高医德，谓“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又“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凡外间延请，报明急症，随时速往，决无迁延”。
行医济世本是件大善事，孙中山却感到莫名的无助。因为他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国难未已，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民智需开启，国民需唤醒。虽然他曾在澳门的报纸上发表《致郑藻如书》等政论文章，却始终缺少一个更大、更自主的平台。于是，孙中山决定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救国主张。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好友飞南第的支持。飞南第是世居澳门的土生葡人，也是一位印刷商人。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两人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识。见面后，志趣相投，遂成知己。
孙中山对好友说出自己的想法后，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合伙创办了《镜海丛报》。报社的地址在澳门下环正街3号，飞南第是报东，孙中山则主理编务。《镜海丛报》创刊后，孙中山以“黔上味之生”为名，在报上撰稿针砭时政，积极发表社论，宣传革命思想。
然而，孙中山一面行医济世，一面从事革命活动的日子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澳门行医，孙中山声誉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这也引起了澳门葡萄牙籍同行的嫉妒，他们不断刁难和排挤孙中山。无奈之下，孙中山于1893年被迫转往广州行医。离开澳门时，他将自己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具赠给飞南第留作纪念。孙中山的这些遗物，后来由飞南第的妹妹转送还给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其中几件至今还陈列在澳门“国父纪念馆”内。
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领导开展反清武装斗争。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遭清政府通缉。他无奈于现实的窘境，回到了他唯一的藏身之地澳门。然而，当时澳门的情形也非常紧张，幸好有挚友飞南第的帮助。孙中山返回澳门后，暂时住在《镜海丛报》报社内。在飞南第的周密安排下，孙中山由澳门转移至香港，又从香港辗转至日本。从此，孙中山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继续领导推翻清朝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事业。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9月初，孙中山委派冯自由、李自重等赴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筹建分会。孙中山把粤东和西南地区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澳门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重要据点。
很快，孙中山派人在澳门荷兰园和隆街21号设立了革命机关。接着，在澳门白鸽巢由义巷11号建立了通信联络点。1909年冬，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地址设在澳门南湾街41号。主要任务是开展宣传活动，秘密发展组织，积极募集经费，并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活动。同盟会支部成立后，以澳门为主要基地，策划反清运动。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海外策动内地的无数次武装斗争中，澳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情况，成为他们聚集之地或撤退的通道。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总指挥黄兴“变装裹伤绕道澳门，于四月初二抵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澳门
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在澳门组织专门机关，负责策动驻扎于前山的新军反正，获得成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荣登大总统宝座的孙中山很快收到了时任澳门议事公局议员的飞南第的祝贺信。
在革命的道路上，孙中山几经波折。当上临时大总统不久，孙中山却因形势所迫，不得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虽辞去职位，孙中山却没有放弃革命的决心，他继续致力于“社会革命”。1912年5月，孙中山取道澳门，返回阔别已久的家乡。在澳门停留了三天，孙中山重访自己曾经工作的镜湖医院，之后应邀出席欢迎大会，与包括澳门总督、主教及乡绅名流等中葡各界人士合影留念。
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澳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舞台。袁世凯急于复辟帝制，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通过“善后大借款”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要来镇压革命的军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宋案”。袁世凯的嚣张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的态度，革命党人恨之入骨。此时，孙中山站了出来，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1913年6月，孙中山由上海抵达澳门，以“讨袁”为中心，会晤广东都督陈炯明。商谈间，孙中山力劝陈炯明同意“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7月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
同时，澳门也是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讨袁”的基地。1916年初，孙中山委派朱执信主持广东中华革命军军务。朱执信在澳门秘密设立了指挥机构，并数次策划发动讨伐袁世凯在广东的鹰犬龙济光的武装斗争。在为捍卫共和的第二次“护法”中，孙中山曾经任命儿子孙科为特派员赴澳门开展斗争。1913年以后，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领导了维护约法、捍卫共和的斗争。虽与澳门隔海相望，孙中山却无法抽身前往澳门，但他时刻心系澳门，对那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出迅速反应。
1921年9月，澳门发生中葡武装冲突事件，葡兵枪击广东湾仔一带渔民的船只，企图借口扩大占领中国领土。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一方面派人赴澳门严正交涉，同时加强边界巡逻防御，派军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广州人民还成立了各种支援广东革命政府和澳门人民的后援组织。1922年5月，澳门葡萄牙军警开枪射杀澳门居民，造成死伤上百人的惨案，引发澳门人民的极大愤慨，全体工人市民罢工罢市。当时，孙中山正准备改道北伐，因为澳门人民的声援，毅然决定由广西移师广东。孙中山在广州接见了澳门工会代表，表示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派出代表进行“严重交涉”，并将尽力保护澳门民众的生命财产。次日，广东政府向澳葡当局发出最后警告，并派陆军和炮舰赴前山附近，严阵以待。在广东革命政府严正态度之下，澳葡当局只得对事件采取相应措施，平息事态。澳门人民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对于孙中山来说，澳门无异于是他的第二故乡。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和长女孙娫都长期居住在澳门，直至病逝。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澳门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近2万人参加了追悼仪式。孙中山故居被布置为纪念馆，陈列着孙中山的许多书信、照片、遗物，向人们介绍着他的业绩。孙中山当年行医的镜湖医院，也兴建了孙中山纪念堂。澳门孙中山市政公园里，孙中山的铜像高高耸立，似乎在回首自己与澳门多年的不解之缘，那些往事历历如昨。
澳门社会纵横
澳门的屈辱历史，真正发端于中葡签署的《中葡里斯本草约》。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是一个不完整条约。它遗留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澳门主权、治权的分离问题。该条约并未将澳门名义上的主权让与葡萄牙。即便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之后，澳门主权、治权分离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由此，已成为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澳门，其社会逐渐呈现出二元化结构。其一是葡萄牙官员、家眷与土生葡人族群组成的“葡萄牙语”社会，人口只占澳门人口百分之几；其二是只会讲粤语的华人社会，占澳门人口95%；一个是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外来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另一个是半殖民、半封建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自主性很强的传统宗族社会。两个“社会”属不同阶层，并行不悖又互相牵制，华洋共处又互不相通，形成一种十分奇特的社会架构。
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澳门各处都留有作为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痕迹。其中，总督就是葡萄牙在澳门殖民统治的象征。从17世纪初期，葡萄牙占据澳门初期，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被允许定居在澳门，就形成了一个自我管理的组织。16世纪80年代末，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成立了议事会。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葡萄牙取得了“永居澳门”的权利，澳督开始在澳门行使统治权。
澳门的第一位总督名叫马士加路也爵士，于1623年7月7日到任。最初，澳门人根本不接受这位外来的总督，对于其到任的消息更是不屑一顾。以至于总督就任，没有典礼，没有庆祝，甚至根本没有人欢迎接待。新任总督在澳门人口中被称作“兵头”，只得低调地住在位于岗顶街的奥斯丁教堂，并选择在修道院办公。
澳门人不接受新任总督，希望把他赶出去，于是开始炮轰奥斯丁教堂的澳督驻地。结果，总督被惹怒了，调来救兵降服了闹事的澳门人。之后，总督的办公地点移至大炮台，成为军事禁区。此后的380年里，澳督府也曾另迁他处，澳门共换任了111位总督。
自从总督逐步获得全面的管辖权后，澳门的政治体制开始出现明显的殖民色彩。1917年澳门有了第一个宪制性文件《澳门省组织章程》，1920年开始执行葡萄牙《第7030号法令》，1926年修订为《澳门殖民地组织章程》，1933年颁布《葡萄牙殖民帝国组织章程》，1955年有了《澳门省章程》，1963年改为《澳门省政治行政章程》，1972年修订为《澳门省行政章程》。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和体制，一直由这些章程所规范。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政变，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规定“葡萄牙管理下的澳门领地是由适合它的特殊情况的一个章程所管理”，同时规定澳门领地不属于葡萄牙共和国的国家领地，而是葡管中国领土。1976年3月颁布的《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为公权法人，在不抵触《葡萄牙宪法》与《澳门组织章程》所规定的原则及各项基本权利、自由和保障的情况下，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和立法自治权。
澳门总督直属葡萄牙总统，由葡萄牙总统任免，任命前须经澳门立法会向当地居民咨询，是澳门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任期一般为四年。总督具有领导本地区一般性政治，统筹整个公共行政、财政及治安的权力；有权为在当地实施有必要的法例及其他法律文件而制定规章；总督行使立法权需通过立法会，当立法会已授予立法许可或立法会已解散时，立法权也属于总督。在总督的管理下，殖民地澳门的政治制度为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澳门立法会是个混合性的代表机关，由23名议员组成，其中7名由总督委任，8名由直选产生，8名由间选产生，因而立法会只是部分代表民意。立法会设主席一人，通过议员投票产生。立法会是澳门首要的立法机关，同时，澳督仍拥有部分立法权，实行双轨立法，在现行体制下起着互相合作、互相制衡的作用。
澳门的司法机构包括澳门法院和检察院公署，分别直属于葡萄牙里斯本法院及共和国总检察长管辖，司法官员由葡萄牙司法部门委任。它可以根据立法会制定的法律独立行使司法权。总督委任各级法院院长、法官和各级检察官，需征求澳门司法高等委员会及澳门司法委员会的建议，如未经上述两委员会建议，总督无权单方面任命司法官。
相较政治制度，澳门的经济更为特别。在这块弹丸之地，1992年竟创造了生产总值40亿美元，人均产值1.35万美元的成绩。其中，博彩业占有很大比重，是澳门经济的龙头产业。
澳门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摩洛哥的蒙特卡洛并称世界三大赌城，享有“东方赌城”的美名。博彩，即赌博，在澳门被统称为“博彩业”。博彩业在澳门历史悠久：1847年,澳门已有赌博合法化的法令；1937年,开始实行赌博专营制度；1961年,澳门政府颁布法令,完全使博彩业公开化、合法化。90年代初,澳门博彩业税收已高达60亿澳元,成为澳门政府最大的财政来源。
澳门的博彩业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幸运博彩，澳门幸运博彩的花样很多，有骰宝、百家乐、轮盘、廿一点、牌九、角子机（俗称“老虎机”）等二十多种；二是相互博彩，包括赛狗、赛马车、赛马、回力球等；三是碰运气博彩（即彩票），包括山票、铺票、白鸽票等。
澳门把赌博称为幸运博彩，把赌场称为“娱乐场”，而澳门最著名的娱乐场非“葡京大酒店”莫属。葡京大酒店号称东南亚第一大赌场,被喻为“东方蒙地卡罗——澳门的心脏”。1966年落成的葡京大酒店,是一家东南亚有名的综合性大酒店,尤其以赌场最为引人注目。它从开业的第一天起,全年无休，灯火通明，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
赛马和赛狗是澳门博彩业的另一大看点。1980年，赛马车被引进澳门。1989年改为赛马。澳门久负盛名的赛马场在氹仔岛，那里的赛马场面积超大，居亚洲首位，可容纳1.5万人同时观看赛马。有趣的是，澳门赛马的时间和赛狗时间绝不相同，为的是让赌客们专心投注。澳门的报纸每天都会有对每场出赛马匹的近况和纪录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这就是赌客们常说的“马经”。澳门人对赛马的重视可见一斑。
澳门是亚洲地区唯一合法经营赛狗的地区。赛狗是澳门的传统博彩项目之一，每场比赛都会通过电视台实况报道，报刊同样会为赌客们刊登“狗经”。位于白朗古将军马路的“逸园赛狗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赛狗场，其外观与普通体育场不无差别，场内一侧椭圆形呈梯状的大看台，可容纳近万名观众。看台下面是赛狗用的环形跑道，对面是记录赛狗成绩和中彩情况的大荧屏。
博彩业是澳门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为澳门政府实施低税、免税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加工业，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澳门游客中的80%~90%,是被“博彩”吸引来的,博彩业直接维持了近万人的就业，并承担了改善港澳交通、投资市政建设、捐助各种基金、赞助文化事业等各项开支。作为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博彩业对推动澳门的繁荣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据统计，澳门税收的大多来自博彩业，说博彩业在澳门占有六分天下毫不为过。至今，博彩业仍是澳门现有主要经济成份之一。
澳门是东西方海道上最早的交汇点，虽背负着屈辱的历史，却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用其独特的方式不断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挑战中求发展。
澳门风物志
19世纪中叶以后，澳门逐步发展为繁荣的港城。它的文化、风俗乃至都市面貌，无不显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异域的文化，多舛的历史，时间空间交错在澳门，氤氲出澳门城别样的魅力。
澳门，建筑风格迥异，带有宗教色彩的庙宇、教堂众多。其中最多的要算中式庙宇，达四十余座。这些庙宇都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见证了澳门的发展。“三大古禅”之一的妈阁庙，枕山临海，倚崖而建，周围古木参天，风光绮丽。其初建于明弘治元年 (1488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妈阁庙，原称妈祖阁，俗称天后庙，位于澳门的东南方，是为纪念被信众尊奉为海上保护女神的妈祖而建。
据记载，妈祖生于北宋太宗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福建莆田湄洲郡巡检林愿的第六个女儿。她原名林湄娘，因从出生到满月从不啼哭，故又名默。林湄娘自幼聪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有一年她随父兄渡船外出，中途遇浪，船覆落水，她奋不顾身地下水救父。当她在海上碰到渔船遇难，同样也会伸出援手，解救百姓。因此，人们为感谢她的恩德，尊称其为“妈祖”，奉祀其为“护航海神”。如今，妈阁庙内供奉的天后牌位上写有：“护国庇民天后元君之神位。”
妈阁庙平时香火不绝，每年农历除夕和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生之日，香火更甚。四方香客云集于此上香拜祀、叩首祈福，并举行丰富多彩的节目助兴，这时妈阁庙上紫烟弥漫，一派祥和，形成澳门八景之一的“妈阁紫烟”的景色。
澳门的葡文名称，由妈阁庙而来。葡萄牙人首次登陆澳门时，就在妈阁庙前面的海滩停驻。他们询问当地人自己来到的是什么地方时，得到的答案是妈阁庙。“妈阁”是葡萄牙人得到的关于澳门的第一个信息，而后便口口相传，把澳门这块土地音译成葡文“MACAU”。
澳门成为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后，天主教也随之广泛传播。“大三巴牌坊”就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历史的见证。1562年，葡萄牙人历经数年，耗费巨款，在澳门建起了一座哥特式教堂，取名“圣保禄”教堂。教堂由一名意大利籍耶稣会神父设计，配以日本工匠的娴熟雕刻，1602年奠基，1637年全部竣工。
圣保禄教堂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天主教堂，堪称“东方梵蒂冈”。葡语中，“圣保禄”发音接近当地方言中的“三巴”，所以也称“大三巴教堂”。后来，教堂两次毁于火灾。1602年，圣保禄教堂再次重建，历经35年于1637年完工。1835年的一场大火，教堂再次被烧毁，只剩下一扇前壁，这就是今天人们见到的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还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种种无法抹去的血泪屈辱。最早，葡萄牙人从大三巴牌坊下把鸦片运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以武力威胁葡人居民区，以大三巴为界向北扩战，占领整个澳门半岛，开始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大三巴牌坊附近的花王堂街，曾是著名的“猪仔街”，那里曾是贩卖华人劳工的聚集地，沿街有三百多家贩卖华工的馆所。更令人愤然的是，1922年5月29日，葡军公然于大三巴牌坊下枪杀七十多名中国人，伤一百多人。这一切，大三巴牌坊不愿经历，却只能用满身的斑驳以示列强们的罪状。
经过五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澳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葡式建筑以及古炮台充分体现了中葡合璧的特色。其中，大炮台是澳门众多炮台中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炮台。大炮台始建于1617年，1626年建成，是为保护圣保罗教堂内的教士、用以防范海盗而建，后转为军事设施区。
大炮台，又名圣保禄炮台、中央炮台或大三巴炮台，位于澳门半岛中部的一座小山上，建筑西侧紧靠圣保禄修院遗址，从此处可眺望澳门的全景。炮台四周均置有巨型铜炮，1662年荷兰人企图入侵，大炮把荷兰人击退，保卫了澳门。从1623年至1740年间，这里一直是城防司令和澳督的住所。
大炮台占地约1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四边形，边长均约为100米，四个墙角外突成为棱堡。炮台东北、西南及东南面墙身建于3.7 米宽的花岗石上，墙身以夯土砌建，并以蚝壳粉末作灰泥批荡（即“抹灰”），异常坚固，墙高约9 米，上窄下宽。女儿墙（在城墙上筑起的墙垛）高约2 米，可架设多达32门大炮，以防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进攻。东南墙两角设有碉堡。西北墙身面向中国大陆，主要以花岗石砌筑，女儿墙较矮且没有炮口设置。炮台的正门设于东南墙，正对大门有一些简单房屋，当时作军事用途，现作为旅游参观。
曾经作为澳门防御系统核心的大炮台，如今内部的水池及军需库已规划成为展览区，整个炮台也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其中的古旧文物是澳门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1687年，天主教的多明我会的一名传教士初到澳门时，在澳门的市中心建起了一座名为玫瑰圣母堂的教堂。玫瑰圣母堂又称板樟堂，其中供奉着葡萄牙人非常崇拜的神——花地玛圣母。
教堂的正面上方刻有多明我会的徽号。正面上下共分三层，每层都被不同款式的圆柱分隔出门窗位置，顶部则为三角楣，突显十七世纪教堂的豪华风格。内部由一个主殿及两个侧堂所组成，主殿和侧堂由几个圆拱门隔开，主祭台和主殿之间也有一圆拱分隔，小祭坛则设于侧殿。
圣堂大门雕工精细，天花板布满图案装饰，其中布置的皇冠图案色彩典雅。彩色玻璃形状不一，组合而成明快鲜艳的图案嵌于高处的窗框内。在教堂的祭坛中布置着慈祥圣母怀抱圣婴的塑像，而圣堂之内则安放着花地玛圣母像。每年5月13日举行的花地玛圣母出游即以此圣堂为起点。
堂内存有许多颇富奇趣的油画及雕像，是中世纪西方天主教艺术的缩影，尤以耶稣基督像最为著名。圣堂后面设有一小博物院，内藏圣保禄大教堂所遗留下来的早期著名雕刻及遗物。圣物宝库珍藏了近三百件宗教艺术品，部分展品来自其他教堂或社会人士捐献。藏品种类繁多：弥撒常用的金质、银质和铜质器具；有木材、石膏、象牙制的圣像，栩栩如生；细腻的油画和有关圣经故事的板画；彩印的图案和神父用的丝织祭衣，华丽精致。其中名为《圣奥斯丁》的油画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圣物宝库顶楼的尽头，有两座铜制大钟，为澳门最古老的钟。由于年代久远，清脆的钟声已成为了绝响。
澳门是世界上小有名气的旅游胜地，其美食的吸引力不凡。提起葡式蛋挞，想必喜欢吃“洋快餐”的人不会陌生。葡式蛋挞，又称葡式奶油挞、焦糖玛琪朵蛋挞，港澳地区称葡挞，是一种小型的奶油酥皮馅饼。1989年，英国人安德鲁·史斗（Andrew Stow）将葡挞带到澳门，改用英式奶黄馅并减少糖的用量后，大受欢迎，随即成为澳门著名小吃。
正宗的葡式蛋挞做法非常讲究，挞皮要精致圆润，配以金黄的蛋液，焦糖比例适中。烤好后的葡式蛋挞，色泽“纯正诱人”，底座要像刚出炉的牛角面包，挞皮“很酥、很脆”，奶味蛋香一定要浓郁扑鼻，焦黑的表面均匀自然，挞心“很滑、很嫩”，咬上一口甜而不腻。
澳门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焕发着光彩，虽广厦林立，却依然具有传统的风采。东方式的园林建筑、百年沉寂的炮台、香火不绝的庙宇，以及传统的中式服装，尽显中西交汇，传统的景致与时尚的脉络相互融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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