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7
我曾做过多份各种各样的工作，原来我最喜欢最擅长的却只是旅行，然后再把旅行记录和朋友分享。
如果旅行算是一种职业，我能做得比任何人都要敬业和出色。
重返欧洲，因为有了CCTV的名片
2005年1月法国，戛纳
戛纳老城依山势而建，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一条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至山顶，路不宽，两旁是高低错落的民居。厚重的木门没几扇开启着，各家的窗户却开得交相辉映。阳台上有大簇大簇鲜花，各种颜色，各种大小，各种芬芳，仿佛一场比拼艳丽晚装的名媛社交会。
路旁的老式路灯早已丧失最初的照明功能，像是闲坐路边的老人，用自己的花白胡须告诉旅行者，老城的年龄已然不轻。
看到一家新古董店。所谓新古董，是指生产时间不长，却又把时间要素换算成价值的商品。店里的每件商品除了标注价格，还有生产时间。比如一只1940年的碟子，售价20欧元；一包1965年出厂的蜡烛，售价19.9欧元；一张1970年的老唱片，售价150欧元。进门时，会有铃声通知主人有顾客光临。店主安然看报，并不理睬。偶尔让他抬头招呼的，都是一些相熟的老主顾。多年经验让店主知道，游客大多把它的小店当成博物馆，真正形成稳定利润流的还是那些几乎每天照面的左邻右舍。
新古董店旁有一条小巷，半米宽，随着山势忽高忽低，忽正忽斜，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通往何处。对未知的好奇向来是每个旅行者的通病，非要看到常规路线外的风景。不过奇迹与危险总是结伴而行，好在我们大多乐观，愿意相信自己每把手气都还不错。
巷子的尽头是个鱼市，有各种新鲜的地中海活鱼叫卖。刚打的大海鱼，躺在冰块上大口大口吸气。鱼市旁是水果摊、蔬菜摊，买菜的大多是当地老人。
市场周围有几个咖啡馆。走进其中一家，老板说他是超级球迷，曾随法国队到上海看比赛。所以咖啡馆看上去更像个足球酒吧，挂满俱乐部队旗和大牌球星球衣。他说喜欢AC米兰，这也是我喜欢的球队，曾在圣西罗主场看过AC的比赛，因而和老板聊得投机。咖啡馆里差不多都是买菜后来这里歇脚的老人，彼此微笑着招呼，一杯咖啡，两块点心，几句闲聊。生活好像不过如此，也好像应该如此。
早晨侍弄鲜花，去市场买菜，走累了，喝一杯。路上遇见熟人，交换彼此近况。下午去小店淘宝，晚上和老伴吃自制的烛光晚餐，放年轻时常听的唱片，心情也就会格外好。
老人有自己的圈子，阳台上盛开的鲜花是他们交流的语言，他们也有自己的骄傲，紧闭的大门并不对游客开放。老路灯、老唱片、老街、老店和这些安享晚年的老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安静平和的生活圈。除了羡慕还能剩下什么，无论对老城还是老人。
没想到那么快又回到欧洲，而这次我的身份是CCTV2的出镜记者。
《我把欧洲塞进背包》出版后，我整理了一份简历，打算到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旅游节目毛遂自荐。这是在三里屯独自喝酒的那个晚上想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继续旅行，又能让父母放心，知道我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那档节目叫做“旅游风向标”，他们策划的“由零开始”系列报道从零海拔的崇明岛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我每天晚上都追看。在节目最后一集，当主持人韩冬终于看到珠峰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他想的一定是那几个月的路途艰辛。这种感觉走过长路的人都能感知，于是我也被他的感动所感动。
我是那种有想法就要去实践的人，于是跑到梅地亚中心的《生活》栏目组问人家是否要人。可工作人员告诉我《旅游方向标》下属于《为您服务》，他给我指点方向，告诉我《旅游方向标》就在马路对面。
接待我的是栏目组的一位编导老师，他说制片人去西藏拍片了，收下我的简历后就让我回家等通知。面试过的人都知道，回家等通知基本等于没戏，于是也没抱什么希望。
几天后，我竟然接到栏目组打来的电话，让我写一个去欧洲拍摄大型旅游节目的策划案。我一听，有门儿了。
几年之后，我和一位已经很熟的编导老师闲聊，他跟我说，当年正是他接待的我，觉得这个小孩儿还不错，于是推荐给了制片人。真是罪过，我那天的记忆已完全被忐忑的心情稀释。感谢孟老师，如果你把我的简历扔进垃圾箱，我的人生可能就会拐到另一个方向了。
很快我就获得了出差机会，和编导小叶去法国戛纳采访购物节。那次旅行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和法国旅游局的齐勇姐有了第一次合作。正是她后来对我的几次帮助让我最终走上了职业旅行者的道路。
抵达法国后，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载着我和小叶从尼斯机场开往戛纳。我们住在超豪华的酒店里，每晚的法餐漫长到天荒地老。白天或者乘直升机俯瞰蔚蓝海岸，或者在戛纳老城自在游走。每天晚上在戛纳电影宫都会有顶级品牌的时装秀，我的位置就在第一排，Dior、HugoBoss、SalvatoreFerragamo，新一季的时尚气息就在我面前风起云涌。
但我心中清楚地知道，我能坐在第一排是因为那张印着CCTV的名片，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迷路后该怎么办
2005年6月德国，纽伦堡
早上九点半约了纽伦堡旅游局的吉尔克先生在酒店大堂见面。由于时差作祟，才早上七点我就再也睡不着。还有两个多小时，小叶一定还在睡觉。
一个人下楼，酒店旁是个咖啡馆，浓香的咖啡混着烤面包的香味儿，暖洋洋地溢到街上。透过咖啡店的窗子，看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先生在看报纸，系红格子围裙的金发女招待忙忙碌碌。这是德国小城的又一个普通早晨。
从酒店所在的小街向右转，我看到一座塔楼。砖红色塔身，尖角塔顶。纽伦堡作为纳粹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二战”后期被苏联空军炸得只剩下碎砖烂瓦和尸体。眼前这座中世纪建筑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简直是苏联飞行员的耻辱。
我朝塔楼走去。路边有个停车场，停满奔驰宝马，都是二手待售车。车窗上贴着售价和联系电话，3000多欧元一辆宝马，4000多欧元一辆奔驰，便宜得让我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策划走私路线。
塔楼旁有个麦当劳，我习惯比较世界各地巨无霸套餐的售价。经济学有个巨无霸指数，是说各地物价通常与当地巨无霸套餐价格成正比。一条小河从塔楼旁流过。看一下手机上的时间，7点50分，时间还早，八点半再往回走都来得及，于是沿着小河朝老城走去。
老城位于纽伦堡城市中心，商业街、鱼市、餐馆、酒吧、教堂、市政厅，一个都不少。水果摊出摊最早，卖洗净的草莓，10个一盒的小包装，看上去新鲜可口。一摸口袋，发现出门时没带钱。
继续往前，走到一个三角形广场，广场上铺满正方形的青灰色石砖，湿湿的，不知是前夜下过雨还是人工洒的水，感觉空气中水汽充沛。四周是带烟囱的三层楼房，灰白色墙面，棕黑色尖顶。每家窗前都旋转着一个色彩斑斓的风车。风车的鲜艳色彩和黑白背景的搭配让我产生了拍照的念头。这时才意识到也没带相机。并且同时发现，口袋里除了一个没有信号只能当手表使用的手机外，什么都没有。
此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八点半。
远远看到那个塔楼，还没走到跟前我就发现好像什么不对劲儿。那条小河不见了，围着塔楼绕了一圈，麦当劳也失踪了。
我竟然迷路了！
迷路也没什么大不了，找人问呗。
问的第一个人是位老先生。对不起，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第二次问的是位年轻女孩。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第三次则是个看上去不忙又会讲英文的先生。什么？你说的是哪个塔楼？那样的塔楼老城里还有许多。
我忘了酒店名称，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M，后面还跟着个字母，是一家三星酒店。这点儿线索让我在鼓足勇气拦下一辆出租车后（打算回来到付）嗯啊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究竟要去哪里。
已经九点了，这下我真慌了。
看到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刚好开门。
对不起，我迷路了，能借我地图看一下吗？
店主很热心，我想是我的可怜相发挥了作用。他马上找出一张市区地图，问我，有酒店名片吗？我说没有。
记得酒店的名字吗？我摇摇头，又说，M开头，Masmala?Masmalan?Manila（马尼拉）?
老板乐了，接口说，那是菲律宾的首都。
店主从城市地名列表里面找到一长串M打头的，让我看到底是哪个。
就是那个，Maxmillan！
9点25分，看到小叶在酒店门口抽烟。他笑着问我，自己玩儿去了，也不叫我？
我甩掉一头汗水，拍着他的肩膀（实际是扶着），说，好啊，明天早晨带你去老城转转。
对我来说，每次对未知城市的探索都像冒险一样充满刺激。但没有任何旅行者无所不知，也就无法避免旅行中的各种失误和错误。如果是一个人旅行，当错误出现时，我想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甚至还会觉得兴奋。可如果和同伴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内疚，会尽可能事先想得周全一点儿，可这样也就少了那种无知者无畏的自由。这应该是我喜欢一个人旅行的原因吧。
虽然我自觉方向感十分强大，但就像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迷路对旅行者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通。迷路时千万不能慌张，要动脑筋想办法，最后总能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后来《旅游风向标》精简编制，和我同时去的一个新加坡编导也离开了。不过很快我就找到了第七份工作，在一家电视公司做节目策划。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老板和全国各地电视台台长在饭桌上聊出的节目创意变成具体方案和制作流程。核心创意、节目模式、时长、主持人、公司背景，写多了都是一个套路。2005年超女正火，老板就想弄一个比超女更火的节目。这让我无法胜任。心里想的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去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城市旅行。一直都是。
在王府井乞讨
2005年7月中国，北京
到王府井时大概10点左右，星期六的早上10点，人潮汹涌。
没有刻意装扮，牛仔裤、T恤衫，都是平常穿的衣服。仅有的两样道具是我的背包和一张A4纸，纸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我需要钱继续旅行，Ineedmoneytocontinuemytrip。
通往新天地的地下通道中有个拐角，坐在那里并不妨碍别人走路。来往的行人很多，购物或者看电影。大多是生活在这座庞大城市中的白领、骨干、精英。几乎没有人注意我身前的纸上写了什么。他们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一闪而过，不会为眼前这突然出现的乞讨者浪费任何脑细胞和表情。
大家走着我坐着，这静动之间的对比显然在保安眼里更加明显。他走到我跟前，神色傲慢地说，干什么的？这里不许乞讨。
第二个地点在横穿长安街的地下通道。这里人流量更大，许多是第一次到伟大首都旅行的外地游客。我用眼神和每一个出现的人无声交流。奇怪的是，许多人看到我主动迎上去的眼神会马上不自然地避开，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
最后的地点是在王府井书店门前，讽刺的是，半年之前，我刚在这里签售。来来往往的更多是周末来买书的家长和孩子。第一次被人围观，同时这规模不大的围观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热闹的。
一个拿着相机戴着墨镜的肥胖男人在远处拍我，我用手挡住脸，然后对他说，五块五块。
我在中午时离开。给钱的有上年纪的老夫妇，有带着孩子的母亲，有来旅游的哥们儿，有年轻时尚的女孩。
在国外旅行时经常看到路边的街头艺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赚钱不是目的，而是要体验不同的人生历程。惭愧的是，我并没有任何才艺展示。如果有机会，希望可以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街头艺人。想象中，或者是躺在金色棺木中的木乃伊，或者是穿着黑衣的蝙蝠侠，又或者是在街上坐着马桶看报纸。我觉得旅行者和街头艺人之间有着相通的本质。街头艺人粉墨登场，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舞台。而旅行者虽然素面朝天，可对我们来说，处处都是人生。
旅行需要的只是决心
2005年11月越南，会安
会安长得像丽江或者阳朔的越南表兄。本来只是一个宁静村落，可由于山水好看而被背包客们发现，他们的到来让这里的酒吧、餐馆开得鳞次栉比，很快就变成河内至西贡（现名：胡志明）长途旅行中必须经停的一站。
会安有一些特色小店，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比如灯笼店，各种颜色的灯笼挂在店铺门口，一打眼就能让心情热闹起来。还有裁缝店，可以为游客定制奥黛。奥黛相当于越南女人的“旗袍”，紧身高领，可穿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西方女孩身上就不见了那种窈窕美感。最多的是画坊，许多画师现场作画，看起来不过唯手熟耳。不过他们的画很有越南特色，他们画各种人的背影：打坐和尚的背影，沙漠行者的背影，戴斗笠的越南女人的背影。
一条小河穿城而过，几只木船在河水中漂漂荡荡。河边有座三层小楼，是个餐馆，叫做灯塔屋。如果囫囵着看，灯塔屋圆圆胖胖，长得更像个谷仓。我和小美走上三楼，选了一个可以把河水、古镇、灯笼店尽收眼底的位置。服务生捧上菜单，细声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面容谦卑，带着微笑。
点餐后小美拿出她的牛皮本子，开始在本子上画画。这是她在旅行中一直做的事情，那个本子已经快被长长短短的线条涂满。她画墙壁上吸饱鲜血的蚊子，画越南街头一晃而过的摩托车，画卫生间里的马桶，画龇牙爆眼叼着烟卷的魔鬼。有的极其写实，有的又极其抽象。
小美画画的时候，她的世界就被刀枪不入地隔离了，那种专心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她运笔极快，局部线条凌乱可总体看来却异常干净，好像那画纸上早已有了底稿，她只是把半成品填充完整。当我知道小美从未上过任何美术课程的时候，我明白这就是所谓天赋。
有时她也会在画的空白处记录下所思所想的零碎文字。
“从河内到顺化的路上，店铺和招牌都用管灯照明，到处都是白色管灯。”
“旅行时爱做奇怪的梦，我们此刻路过了大概发过洪水的地方。”
“我几乎什么都不能看见，依稀的远处的微弱的白光消失之后，就只愿意抬头看星了。”
“我们从顺化到会安了，沿路的风景让我不能相信这里是越南。无法形容的色彩和大自然近乎完美地结合。”
“灯塔屋不大，但是我喜欢它对客人的宠爱。这样的小幸福让我在会安一站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留下难忘的美丽印象。”
她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一直笑着。在我看来，小美的笑一直很美。
2005年8月，离开那家制作公司后我再次处于无业状态。主要收入来源是给一些节目制作公司写节目策划案，写广告脚本，一个案子给个500、1000，一个月写三四个，生活能继续，却不富裕。我还给杂志、报纸撰写旅游稿件，当然只有去新的地方才有东西可写。所以我必须旅行，这真是个完美的借口。而且只有在旅行中，我才能感到自己是自己。
小美是我曾经的同事。在我去越南之前的那个星期我跟她说起我的行程，她说，带我走。两天就办好了加急签证。其实旅行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需要的只是一个决心。
我喜欢和有天赋的人一起旅行，那是在路途之外，另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
在西贡看到上海的影子
2005年11月越南，胡志明
从会安开往西贡的长途巴士上。
从地图上看，越南的国土形状像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两个大头是河内和西贡这两座巨型城市，它们几乎担当了越南的所有重量。而两座城市之间则通过一条像扁担一样的狭长通道连接。
司机说晚上七点就能到达西贡，可是已经过了七点半，大巴仍在和看不到尽头的海岸线赛跑。天黑得悄无声息，高速路上还没开路灯，这让我的听觉代替视觉变得灵敏起来，可听到的唯一声响只是发动机高速转动时发出的噪音。
关于西贡，你能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情人》，这是高中时看的电影。学校附近有家叫做黑森林的录像厅，当时放的也不是完整影片，而是十几部电影的集锦。《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能》，都是电影，每部电影只用几个镜头交代背景，随后直奔主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西贡。高大的殖民地建筑，戴着斗笠在街头穿梭的越南人，被晒得黝黑的皮肤，炽热的空气，阴暗潮湿的房间，缓慢转动的吊扇，透过扇叶明灭交错的阳光，上下翻动的光滑。全部是快速剪切的特写镜头，看不清人脸，却能看清光线照耀下的肌肤和渗出的汗水。还有呻吟，那让十几岁的高中生呼吸停滞的呻吟。
大巴车驶出高速公路，我看到加油站、街道、行人、店铺，还有城市的轮廓。摩托车几乎占据了所有车道，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车窗外的色彩越来越丰富，殖民地建筑被霓虹勾勒出边缘，再被追光映射，更显其高大。每个建筑都顶着巨大的广告牌，佳能、索尼、LG，它们的流光溢进西贡河，把河水染成了油彩。几艘大船停泊在岸边，都已被重新装潢成豪华餐厅。船上音箱里放出流行音乐，那声音被夜风送到耳边。奇怪，我怎么在西贡看到了上海的影子？
西贡的夜色让人惊艳。不过对我来说，这种惊艳并不陌生。第一次是在夜色中抵达丽江古城，溪水、酒肆、红灯笼让我误以为闯入了世外桃源；第二次是在夜色中抵达爱丁堡，高大嶙峋的哥特式建筑像极了蒂姆·伯顿的电影布景。
我觉得这种惊艳效果是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对即将抵达城市充满期待，已经为它加分。其次，在抵达前一直在黑暗中赶路，突然看到各种明亮的光，人就像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心，会受宠若惊般被感动。再次，白天时，阳光暴露出城市的本来面目，而夜晚的灯光却巧妙地把璀璨突出，把粗陋隐藏。
如果你不想对一座城市失望，一定要在夜色中抵达。
战地记者与女孩
2005年11月越南，胡志明
西贡的中央邮局是个印度支那时代留下的庞然大物。高大拱形屋顶，正中悬挂着胡志明同志的头像，他仍高居神坛，接受四方朝拜。现在这座城市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更多人只记得那个殖民时代的名字——西贡。
从这里寄出一张明信片几乎是每个旅行者都要完成的仪式，坐在大厅中央的暗红色木椅上，把密密麻麻的思念写在明信片背面。小美认真地写着，她的诚意因为空白处被逐渐填满而显而易见。
越南向来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先是被法国殖民，随后又被日本和美国侵略，这些都让这个“东方人”满身伤痛。尤其是4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更像是往那羸弱的身体上泼了一勺滚油，让他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越南战争博物馆位于西贡三区。门外有书贩兜售各种与越战有关的小说，比如《野战排》、《老兵回忆录》等。书贩并不固定于某处摆摊，而是把所有书摞在一起扛在肩上，远远看去，就像身负重物的杂技演员在时刻左右着平衡。
展厅的第一部分被奉献给战地记者，挂满他们拍的照片以及他们自己的照片。比如美国人山姆，他是《瞭望》周刊的记者。越战时他和一队美国兵被越南游击队包围，突围时他冲在最前面，却和游击队员狭路相逢。山姆的头上和身上多处中弹，在他倒下的最后一刻，给同伴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工作证上的山姆年轻英俊，很像老版《超人》的饰演者里弗。
战地记者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像士兵一样冲在最前面，可手中握着的却不是枪炮，而是钢笔和相机。越战中，一共有76名战地记者死在战场之上，他们来自交战双方。虽然他们拍摄的照片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视角，但摆在一起，就完成了对战争的客观描述。这就像在观看一场辩论比赛，观众的观点随着正反双方的阐述而兼听则明。
我在展室内走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一张图片一张图片地仔细浏览。
一个美国兵在给另一个大兵进行人工呼吸。旁边的注释说：他的努力最终失败。
一个双手被反绑的越南女人，一柄刺刀抵着她的头。旁边的注释说：她正在被审问越共的下落。
一个奔跑的小女孩，浑身，她的身后是燃油弹爆炸后升腾起的黑云。这张照片十分著名，被世界各大媒体头条刊发。也正是因为这个的女孩，美国总统决定提前结束越战。
很难得，越战博物馆没有连篇累牍地控诉战争对自己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它的视角是战争带给全人类的共同伤害以及战争中所展示的真实人性。那最闪亮最阴霾的人性，坚强或者懦弱，镇定自若或者丧心病狂。在战争面前，没有赢家，没有胜利者，更没有人值得骄傲。
最后一个展厅展出的是一组当代越南儿童的绘画作品。放风筝的孩子、骑白鸽的孩子、跳舞的孩子，孩子们的眼中终于出现了缤纷的色彩。这也是整个博物馆唯一让我笑出声的地方。
出口旁的木桌上摆着几大本留言簿。各种语言，各种字体，写下的都是同一句话。我也用中文郑重写下：
愿世界和平。
去越南，我和小美从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南宁，又坐四个小时火车到了边境。从友谊关出境后一路乘巴士途经河内、顺化、会安到西贡，边走边玩，一共用了12天时间。回程我们订的机票，可买完机票后，发现剩下的钱不够了。
最后两天我们制订了一个叫做FingerCrossing的计划，就是把食指和拇指交叉，保佑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
我们买的机票分两段，从西贡到河内，再从南宁到北京。最难的是从河内到南宁这段公路旅程。再次从友谊关回到中国后，我们发现剩下的钱已经不够坐大巴去机场了。不过幸运的是，碰到一辆到边境送客又不想空返的出租车。小美讨价还价后，以低于标准价50多元的价格成交。
出租车抵达南宁国际机场后，我们掏空了口袋，一共找出136块3毛钱。当然最后那三毛钱人家没要。到机场时才刚下午五点，我们饿着肚子等到晚上10点上了飞机。各自找空乘要了两份航餐，一边吃，一边看着对方的狼狈，同时笑起来。OhYeah！FingerCrossing计划成功！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旅行结束时把钱花到一分不剩了。我很享受这种山穷水尽后再柳暗花明的感觉。如果总是一帆风顺，那就变成旅行团了。
边睡觉边开车的“猛”司机
2006年6月中国，青海
从五道梁开始，我的世界变得黑白颠倒天地倾覆。
我到了格尔木的武警招待所，在这里能找到常年跑青藏线的私车。
先由中间人和租车者谈好价钱，他们再把活儿外包给私车车主，同时从中抽取两三百元作为回扣。私车车主不能自己找活儿，因为中间人势力很大，如果被发现恐怕半年之内不会再有生意。这是当地的行规，有一些黑社会性质。
跟我一起拼车的都是来自深圳的驴友，他们三女一男，都比我年长，我叫他们大哥、大姐、红姐、张姐。和中间人谈好路线、时间、价钱，他打电话叫来一辆三星越野车。车主是个中年人，黑方的脸庞，看起来敦厚老实。
大姐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和背包们躺在后座，其余三个人挤在中间那排。
从格尔木到拉萨大约1000公里，沿途要经过可可西里、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唐古拉山口、那曲、当雄等地。地势逐渐升高，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是这一路的最高点，随后又逐渐走低，直到海拔大约3700米的拉萨。
青藏公路是条优质国道，往来车辆不多。在很长时间内，青藏公路在视线中就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等边梯形。
我听到大姐在和司机聊天，开了几年车？老婆做什么的？家里有几个小孩？我们则用相机捕捉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天蓝得夸张，让其他颜色无地自容。
音箱中传来当下最流行的歌曲，可反反复复也就只有那几首。
突然一个急刹车，我的头撞上了前排椅背，而越野车则斜斜停在道路中间。
大家惊魂未定，就听见大姐回头跟我们大声说，司机开车时竟然睡着了！我还一直跟他聊天！他戴上墨镜就是想闭眼睡觉！幸亏我抓了一把方向盘！要不车就翻沟里了！
司机也一下子清醒过来，还小声解释，昨天打了一宿牌……可这理由让他自己都觉得说不出口。
大哥和红姐忙打圆场，毕竟还有两天路要走。已经开出100多公里，如果让司机原路返回，以他现在的状态仍旧不能保证安全，最好的办法是找个地方让他先休息补觉。
很快找到一家沿路的餐馆，我们下车吃午餐。司机则趴在方向盘上睡觉。我还没下车，就听到了掷地有声的呼噜。
这是一家川菜馆，连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清淡菜都放了辣椒。毕竟是高原，即使是六月份也仍旧让人冷得直跺脚，需要吃点儿辣椒御寒。饭菜味道倒也可口，我也真的饿了，比平常还多吃了半碗米饭。
重新上路时司机的状态果然好了很多，还主动加入我们的聊天。他给我们讲路边看到的野生动物哪些是普通的野驴野羊，哪些是国宝藏羚羊——藏羚羊的屁股后面有一撮白毛。看到远处有成群藏羚羊出没，他还会停车让我们拍照。
随着海拔升高，高原反应终于不期而至。开始仅仅是头痛，仿佛千百双大手一起挤压着脑壳，随后就感觉浑身无力，甚至连举起相机都感到力不从心。
慢慢地，我的声音在大家的聊天中变得越来越弱，他们的声音在我听来也越来越远，并且失去了前后逻辑。
车过五道梁，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带的40%，又是凹陷的风口，大多数人到这里都会出现高原反应。对我而言，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中午吃得太饱了。
我感觉胃中一阵恶心，食物翻滚着要找一个排泄的出口，舌根死死地抵着喉咙，才把这一阵翻涌压下。
这时出现了一段长长的下坡路，身体不由得前倾，右臂靠在前排的椅背上垫着额头，左手死死地抓着什么，一直在忍。
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身体本能地扑到窗口，头伸出车外，脖子上的肌肉突然紧绷，像打鸣时的鸡脖子一样了几下。胃里的全部食物混合成黏稠的汤液喷溅而出，剩下的酸水从鼻子里流出来。
吐完后马上清醒了许多。红姐拿出随身带的小药箱，递给我晕车药、红景天、维生素和葡萄糖，张姐又递给我氧气袋。我吞下一大把药片，但因为怕产生依赖而坚决没有吸氧。
过沱沱河时又吐了一次，把刚刚咽下去的药片和水吐得一干二净。再后来只能干呕，已经吐无可吐。
这时同车的其他人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症状。大家各自头痛，各自坚持，也就都不再说话。车里一下静下来，音箱中传来梁静茹的《宁夏》。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
就在我也要像知了一样睡着的时候，听见大哥小声对红姐说，你看，小鹏的嘴唇是紫的，会不会有事？
从越南回国后，仍旧没有固定工作，写策划、写旅游稿，当攒下的钱差不多足够下一次旅行时，不安分的心又蠢蠢欲动了。也不需要辞职或者向谁汇报，收拾好背包就出发了。去西藏是完成另一个儿时的梦想，去看那里白白的云，高高的天。这次旅行历时一个多月。从北京乘火车到敦煌，夜车到格尔木，包车到拉萨。去拉萨旁的纳木错和藏南的拉姆拉错，经日喀则、珠峰，再由樟木出境到尼泊尔。去博卡拉时季节不对，没有徒步，也没有看到那七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山，但是吃到了味道相当不错的烤鱼。再从加都飞香港，最后从香港坐火车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不久，青藏铁路就开通了。虽然天路让进藏变得容易许多，可坦途也让很多人少了那份专属于朝圣者的感动。
今夜会不会再也醒不来
2006年6月中国，青海
有人轻拍我的肩膀。说，醒醒，小鹏，我们到了，穿上衣服，进屋去睡。
首先的反应是到了拉萨，可车窗外的黑色群山马上把这想法压得粉碎。原来是到了今晚过夜的地方。
走下越野车时发现一整天没有活动的身体疲软得像大海中的水母，每一步都不能走到想要走到的位置。虽然身上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可仍旧冷得发抖。
屋子里光线昏沉。灯光、人影、桌椅，在我眼中，成为混在一起的光影，又仿佛长时间曝光后的照片，每个晃动的物体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轨迹。
大哥把我扶到里屋，是一张大通铺。横七竖八的被子，坚硬而肮脏。由衷感谢从缺失了一大块玻璃的窗户中刮进来的冷风，至少驱散了房间里的臭气，还不用担心煤气中毒。
没力气翻腾出一条稍微干净一点儿的被子，更没有力气去拿自己的睡袋。胡乱拉过来一床厚被盖在身上，在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窒息中竟然也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红姐在我耳边小声说，小鹏，吃点儿东西吧。我轻轻摇头，说，不饿。红姐仍旧坚持，她说多少吃点儿，大家都在等你。
这句话让我不得不起床，发现意识比刚进屋时清晰了许多。
过夜的地方叫做雁石坪，距离唐古拉山口还有大约30公里。这里的海拔也超过了5000米，仍在青海省内，是一家兄妹开的客栈。外屋吃饭，里屋睡觉。墙面上挂着招贴画，印着能够引起旺盛食欲而此地又肯定不会存在的各种美食。
吃饭的外屋摆着几张桌子，已经高朋满座。除了我们这一桌是游客打扮外，其余都是往来的大车司机。每个司机跟前都至少有一杯白酒，有的刚刚斟满，有的已经空了。有人清醒，有人喝醉。
我们这一桌上摆满饭菜，我却感觉没有胃口，只夹了几根土豆丝，吃了两口米饭，就放下了筷子。
大姐也没吃多少东西，我俩的高原反应最严重。头晕，呼吸困难，浑身无力。
听几个大车司机聊起高原反应。其中一个说，即使他们这些跑青藏线的老司机，如果半年没上高原，都会觉得不舒服。另一个说，每年都有几个援藏的小兵还没到营地就死在半路。第一个接话说，没错，两年前几个成都人包了他的车入藏，也是在雁石坪过夜，结果有两个就没醒过来。
后来他们再说什么，我都充耳不闻了，心中只琢磨着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也是在雁石坪过夜，就再也没醒过来。
晚上我们五个人挤在大通铺上，大哥睡在我和大姐之间，他的任务是观察我俩的呼吸心跳。张姐和红姐症状最轻，可神色却很严肃，显然每个人都把成都人的故事放在了心上。
我强迫自己的意识保持对各种声音敏感。窗外的凛冽风声，此起彼伏的狗吠狼嚎，半夜求宿司机咚咚咚的敲门声。
平生第一次担心睡着之后再也不会醒来，也第一次产生可能要失去生命的恐惧。
最后，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做了很多不连贯的梦。没有情节的故事，模糊不清的面孔，从没去过的城市。心神的焦躁反射到梦中也是乱的。
在梦中我还看到一束光，浅浅的，蓝蓝的。听到有人小声说，天亮了，快起床吧！
原来那是黎明。
终于醒来，缓缓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仍旧没有多少力气，呼吸不畅，头也还在痛。但是却活着，如同一次新生。
在汽车翻越唐古拉山口时，我看到了日出。已经很久没看过日出了，那银色的光芒照亮天地。
司机也终于换了一盘磁带。当韩红的《青藏高原》冲进耳膜时，那歌声中的苍茫山峦就在眼前真实起伏。这是以往无数次听这首歌时都不曾有过的体验。
我把脸朝向车外，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感动。
总有人问我旅行时是否得过病，我都说没有，也的确没有。我把原因归结为，长途旅行像跑马拉松，路程再艰辛，身体的本能也会让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而一到终点，那股劲儿就泄了，所以每次长途旅行结束，我都会大睡几天不起。
而这次青藏线上的缺氧事件的确很严重，虽然我提前好几天吃了红景天，可还是不管用。好在坚持了下来。
红姐有个同学在那曲县教书，她不仅请我们吃了丰盛大餐，还邀请我们在那里留宿。后来他们四个决定留在那曲过夜，而我的高原反应仍旧没有消退。红姐的同学安排了一辆丰田4500把我送到拉萨。拉萨的海拔比那曲低了很多，当我看到布达拉宫那巍峨的宫殿时，高原反应竟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就如同神迹，让我心存感激。
关于高原反应的几点建议：
1：提前至少10天服用高原红景天
2：进入高原第一天，不要吃太多
3：进入高原第一天不要在超过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段过夜
4：除非要死，最好不要吸氧
5：坚持，一定要坚持，没什么大不了
玛吉阿米的留言簿
2006年6月中国，拉萨
“你何时来？
你何时走？
你走了之后是否会再来？
你再来时是否会回到这里？
你回到这里时是否会回到今天？
那时的你是快乐还是忧伤？”
这是在玛吉阿米的留言簿上看到的留言。感觉应该是一个孤独的旅人，写给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日落后的八角街喧哗依旧。佛祖的虔诚子民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一个姿势，匍匐、起身，再匍匐、再起身。每磕一个长头，那干瘦的脊梁都会因为身体的过分弯曲而高高隆起。
不愿离开八角街的，多是那些贪恋夜色虚荣的旅行者，他们以玛吉阿米为中心，或者发散，或者汇聚。玛吉阿米位于八角街东南角，是一幢黄色小楼，经营传统藏式菜肴。招牌上画着一个神态拘谨的藏族女子，画面上她掀开门帘的动作也是犹豫的，如同一个待嫁的新娘。
入口在一楼侧门，踩着旋转的木质楼梯上到餐厅二层，看到房间里调子昏黄，布置着许多混搭在一起的装饰品：20世纪初洋人拍摄的拉萨老照片，涂金抹银的巨大唐卡，从西方舶来的油画，冒着青烟的香炉，装圣水的铜壶。
菜单中西合璧，满目繁华。我只要了一壶奶茶，自斟自饮，自娱自乐。
玛吉阿米在背包客心中的地位并不逊色于布达拉宫。这得益于L.P.中国版的过分吹捧。玛吉阿米也不甘人后，出版了一本叫做《玛吉阿米留言簿》的旅行书，排版、印刷、纸质，俱臻上乘。在介绍各类藏区旅游信息的同时，“留言簿”还有一块自留空间，是几年来在玛吉阿米用餐食客的随意涂鸦。
“Livethelifeyoulove.
Lovethelifeyoulive.”
“太阳落山了，
大雪落下来了，
大饼烙好了，
有人要抒情了，
让他们去抒吧。
我肚子饿了，
我要吃大饼!
我要吃大饼！！
我要吃大饼！！！”
其实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玛吉阿米的餐桌上留言了。
留言的人叫仓央嘉措，就是那个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六世。在藏传佛教历史中，六世无疑是众多活佛中最草根的一位。与那些从幼年开始就被灌输高深佛法的转世灵童不同，仓央嘉措15岁才正式坐床出家。在此之前，他的课堂是天空是原野，他的老师是奔跑的狼是吃草的羊。对仓央嘉措来说，成为活佛虽然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可布达拉宫头顶上的那一小片天空，却让他觉得呼吸局促。
于是他常常换上平民衣衫，偷偷跑出布达拉宫，跑到更加自由广阔的空间。玛吉阿米是他在酒肆中遇见的女子，有月光一样皎洁的面庞。他们被彼此吸引。
一天晚上，仓央嘉措与玛吉阿米共度良辰美景。可这一晚雪花飞舞，早就不满仓央嘉措俗世生活的摄政大臣派杀手循着雪地上的脚印找到了玛吉阿米的家。现在，玛吉阿米在藏语中的含义就是“未嫁的新娘”。
后来，仓央嘉措仍旧常去初见玛吉阿米的酒馆。喝醉了，会在桌子上写下想念的诗句：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月亮。
仙女般的情人脸庞，
浮现在我心上。
夺我心魂的人儿，
若能够相守到老。
仿佛从大海深处，
捞上来奇珍异宝。
天鹅恋上沼泽，
真想多待时日。
湖面已被冰霜，
叫我气丧心灰。
他的诗句，把自然的美景和心中的感悟结合，简约而不简单。他的故事，被藏区人民传颂，人们高呼他，那佛法与俗世的双料国王。
古往今来，留言簿都应是自由度最高的文学载体，可写可画，可中可洋。可以发泄不满，可以化解委屈，可以借物言志，可以充满豪情。留言簿上的只言片语，留下了旅行者那一瞬间最真实的感受。如果被后来人看到了，不论快乐还是悲伤，都会在心情的画布上被双倍渲染。
在纳木错拍裸照
2006年6月中国，纳木错
独自醒来，筋骨舒展后，头却越发狰狞地痛。在海拔4700多米的纳木错湖边，高原反应再次来袭。吹进帐篷的冷风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看了一眼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晚上八点。摸黑找到一盒方便面，倒入保温瓶里的热水。高原气压低，水从来都烧不开，只能把方便面泡个大概。帐篷中央吊着的灯泡正在闻风起舞，要到晚上10点，天色全黑时才会有电。
我裹上厚厚的棉服，走到帐篷外面。今天的太阳已经到了晚年，光线显得疲惫而虚弱，几乎是从水平方向照过来的，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直直地印在大地上，如同一道地缝。
漫山遍野的牦牛，个个一副享乐主义者的模样，慢悠悠地吃着青草，晒着夕阳，无忧无虑地生老病死，看着让人羡慕。
身边的人却相反地少，旅行团的游客在下午两点之后就已经绝迹。他们拍拍雪山，拍拍湖水，拍拍牦牛，也就该拍拍屁股走人了。此时只剩下几个仍在转山转水的虔诚藏民。
一个人来到湖边，由于天地间过分安静，能听到湖水的呼吸，哗……哗……哗……有着固定的频率。听着听着，人也仿佛进入一种入定状态，心变得像湖水一样透明。这是我留在纳木错过夜的原因，即使饥寒交迫，即使被高原反应趁火打劫，却能获得难得的清净。
夕阳落下，光芒挥发。天色回光返照地亮了一下，红了一点儿，随即就不再有光泽。
在纳木错的第二天，我还做了一件疯狂事，让Lena帮我拍了长大后的第一张背面**照片。拍裸照是第一次，不过在自然天地**可不是第一次。之前在五台山山顶，后来在撒哈拉沙漠，在南太平洋海岛，我都曾以最赤诚的身体与最纯净的自然肌肤相亲。因为自由，没有束缚，就像深海的鱼或者高空的鹰，到处都是方向，到处都是天空。我不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里的嬉皮士，但我喜欢他们的表达方式。
Lena是在去纳木错的长途巴士上认识的驴友，在我的旅途中经常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中的现实主义者，在北京有稳定工作，但却玩得比我野，登山、潜水、探洞，总在挑战身体极限。其实关于旅行的梦想有许多条实现路径，关键是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条。
活在当下
2006年7月中国，拉姆拉错
在历任喇嘛圆寂之后，寻找转世灵童之前，会有级别最高的僧侣到拉姆拉错观湖。从湖中所见景观，如山川地貌、房屋村落、灵童相貌、玩耍动作，推测转世灵童的出生地点。藏民相信，拉姆拉错的湖水能够预知前世今生。
我在地图上仔细搜索拉姆拉错的位置，可它就像隐藏在沙漠中的军事工程，虽然知道一定存在，可就是无法在地图上定位。询问常年混在西藏的资深驴友，他告诉我，你要先从拉萨到山南，再从山南到加查县，找到琼果杰寺后，再走15公里就能看到它了。
只说这最后的15公里。通常走这段山路有三种方式可以选择：骑马，我去时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赛马会，牧民们都去凑热闹了；包车，询价后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打车还贵；徒步，此地海拔超过5000米，高原反应又让我头痛欲裂。更要命的是，我感觉额头比平时热，感冒和高反的组合已经让很多人魂断高原了，我不敢拿生命去冒险。
正在左右为难，看到从身后开来一辆满载藏民的卡车，赶忙拦下，问司机是否可以搭车。面部线条冷峻的司机也没说话，只把嘴向后一努，意思是，上来吧。我蹬着轮胎上的凹槽，费了比平时更多的气力才爬进卡车。一个藏族大哥为我挪出屁股大的空间。车上有抱着孙子的老奶奶，有往孩子嘴里喂奶渣子的中年妇人，还有一路都在唱山歌的藏族女孩。随着卡车的颠簸和转向，惯性让一车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身不由己地挤来挤去，就像在玩嘉年华游戏。显然大家也都有玩游戏的好心情，每一次挤撞都能引出一连串笑声。
随着海拔超过雪线，绿色植被越来越少。野马野牛在溪边饮水，偶然见到的村舍，在我眼中也随着卡车晃动的节奏跳起了舞蹈。
卡车停在一片空地，下车后只看到满目山峦，神湖依旧无影无踪。藏民正结队朝山顶走去，原来神湖还在山的另一边。我也加入朝圣者的队伍，可高原反应让身体就像潜在很深很深的水底，有无数重量压在上面，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坚持！一定要坚持！这是来自心底的自励。
那彩色的经幡和白色的哈达，渐渐从远景中的一条彩线变成眼前的一道软墙。我扒开挡住视线的五彩丝绸，就在视线所及的最远处，神湖出现了。那碧绿色的湖泊，那马蹄形的湖泊，那被群山环抱的湖泊。
剧烈的山风吹动经幡发出巨大的声响，风动？幡动？还是心动？流云在湖面映出各种形状的倒影。马的形状，心的形状，刀的形状，这是否就是前世今生的昭示？我觉得不会，因为此时身边人看到的都是相同的景象，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三世相同的命运。可马上又觉得这想法不对，同样的形状难道不能有不同的解读？
或者，前世今生太有玄机，不能用眼睛看，只能用心去感受。于是我面朝神湖，闭目内窥。眼前有红光闪烁，随后逐渐暗淡，变成冰冷的蓝。再然后，我看到许多晃动的片段。
卡车上藏族大哥递给我充饥的糍粑，旅途中驴友各式各样的面孔，大学时代几个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打扑克，母亲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混乱不清的意识，不连贯也不清晰。不过心中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今生今世发生的事情。
没看到前世今生的影像，不禁有些失望，历经三天的艰难旅程才终于抵达，是否值得？可转念一想，看见了又能怎样？如果前世做牛做马，今生就该偷乐生而为人？如果来生荣华富贵，今生就要马上投湖自杀？
有家人，有朋友，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就已经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活在当下。
我要再次强调，去拉姆拉错的路异常艰辛，从山南到加查县虽然只有120公里，却足足开了六个多小时。汽车在五米宽、海拔5000米高的山路间缓慢前行，山坡上开满无边无际的杜鹃花。车上乘客大多来自陕西、四川，他们千里跋涉只是为了去挖虫草。一个陕西大叔跟我说卖虫草的钱减去路费也比在老家种田赚得多。又跟我讲一根虫草在陕西卖多少钱，到了北京又被翻几番，怎样的虫草才算上等货色。
虽然路途艰辛，但跟这些为生活奔忙的人们相比，我却感到一种奢侈的羞愧。
我的尼泊尔兄弟
2006年7月尼泊尔，加德满都
尼泊尔的雨季。下午一点，加都的阳光与加州的不相伯仲，仿佛要把整座城市的水汽吸干，到晚上再淋漓尽致地还回去。这已经成了太阳每天的游戏，且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我远远看到金卓朝我挥手。他正坐在庙堂高处，看见我后，几步跃到平地。金卓十岁年纪，身形瘦削，头上顶着浓密的棕色卷发，穿蓝色仔裤和格子衬衣。认识他是在前一天傍晚，当时我们都坐在神庙最高处的台阶上。他也喜欢拍照，聊天后就成了朋友。他说转天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些加德满都的特色景点。我当然求之不得。
他带着我以皇宫广场为中心，沿顺时针方向绕行。到处是高高低低红墙木窗的寺庙，即使在平日，也有络绎不绝的朝圣者，所以处处喧哗吵闹。金卓需要提高分贝才能让我听清他讲解的关于尼泊尔的佛教故事。
这个神虽然长得丑，却是万物主宰，拥有最大的神力。
这个庙不大，在尼泊尔却是独一无二，因为它既信奉印度教的湿婆，也信奉佛教的如来佛祖。
看这里！游客一般会绕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也是一座寺庙。每年只开光一次，门后有一尊长着很多手的佛，你从门缝中可以看到。
除了神佛故事，金卓还会讲一些当地民俗。
这里的木偶剧演出很热闹，每个木偶都有两张面孔，一面是兽，一面是人。
有些女人头顶点了红点，说明她们已经结婚。
金卓说话时，能明显感受到佛教徒特有的恭敬和谦卑。他经常会礼貌地问：你渴了吗？想不想喝水？你累了吗？需不需要休息？我说得是否太多？
加都市中心的寺庙都很集中。即使一路走走停停，再次回到皇宫广场才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金卓皱起眉头，似乎觉得还没尽到导游的义务，随后问我要不要去他家看看。我说，当然！
车子很快开出市中心。一路看到最多的是各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黑线，电线、电话线、网线散乱纵横。那密密麻麻的黑线仿佛蜘蛛吐出的丝，涌进万千门户。
这时金卓突然提醒我说，快，准备相机！
我赶忙把镜头伸向窗外。
金卓倒数，5，4，3，2，1，Go!
刚才还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的各种黑线突然同时消失。一座用纯白大理石构建的神庙赫然出现在眼前。一尊露天大佛，平平的脸上刻印着眼睛和鼻子。从佛顶垂下几十道飞扬的经幡。车速很快，抓拍到的图像有点儿模糊，但仍旧把那一瞬间的惊艳定格。
金卓骄傲地说，这是尼泊尔最大的佛寺。佛的两只眼睛，分别代表着爱与和平。
他的家在一幢公寓的五层。地板洁净，我俩光脚踩在上面。金卓把我介绍给他的妈妈。因为语言不通，他的妈妈只是一直看着我微笑。她的手中拿着一串念珠，也是虔诚的信佛人。她身上穿着深色纱丽，面容平和而安详。
金卓的卧室陈设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电脑桌，一把吉他。墙上贴着一张A4纸，印着1BF，2Guitar，3Army。他解释道，佛在我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Buddhafirst）；这个夏天我要好好练习吉他；希望假期结束后可以顺利通过军队考试。
金卓又给我看他拍的照片。佛陀、喇嘛、钵盂、油灯、山径、飞鸟，每张图片都有很好的色彩和构图。
一张照片上是金卓和几个男孩的合影，他说那是他的表哥们。我冲口而出说愿意当他中国的表哥，后来又谢谢他带我看了那么多地方，随后把手上的一枚戒指摘下来送给他。那是从西藏时开始戴的，据说可以避邪。
本来要请他吃顿丰盛的晚餐，可他坚持说天黑之后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回车站时走了与来时不同的一条路。路过一个院子，他推开院门，一个女孩正在洗衣服。金卓说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女孩对我并不陌生，原来金卓早在电话中把我介绍过了。女孩拿出一个小铁罐，轻轻一晃，能听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金卓说，这是他收集了很多年的尼泊尔古钱币，满满一罐，一直放在女友家保存。他从里面挑出两枚送给我，从硬币边缘的参差不齐和被磨得模糊不清的花纹，我知道了两枚硬币的价值，也明白了金卓的心意。
公车来了。用金卓教我的尼泊尔人的方式握手、拥抱、说再见。
后视镜中映出的始终是他挥着手的影像，直到彼此消失不见。
看！那是我的尼泊尔兄弟。我对车上的其他乘客大声宣布。
一周之后，我在香港收到金卓发来的Email。
Dearbrother,
Ihopeyoureachedtheresafely.Ihopeyoumadeyourselffortable.Heybrother,youknowIamfeelingsoguiltybecauseIdidnotsendyouoffinairport.Idoreallywantto,butIwonderwhathappened.Thisismakingmefeelsoguiltyfromwithin.Pleaseforgiveme.
Well,youmustbebacktoyourhometown,pleaseconveymyregardstoyourparents.Hopetheydon’tknowmestillIamacousinofyoursfromNepal.
Mybestwishesarealwayswithyou.
Withlove,respectandprayer.
Kinjo
（邮件大意：亲爱的兄弟，祝你一路平安，希望一切顺利。兄弟，你知道吗？没去机场送你让我觉得非常内疚。我很想去，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让我真的很内疚，请原谅。你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吧，请向你的父母转达我的问候，希望他们知道你还有一个尼泊尔兄弟。愿我的祝福永远伴你左右。）
后来我和金卓一直保持通信，他告诉我他有一次被抢劫了，相机没了；他告诉我他没能考上军校；他告诉我暑假过后就要去美国读书了；他告诉我他在华盛顿的生活。
这次尼泊尔之行还帮我确认了下一站的目的地。加都的神庙充其量只是印度的一个分支，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印度的模样。
那是一个被背包客视为天堂的国度，她的神秘，她的色彩，她的丰富，让很多人趋之若鹜。那也是一个被背包客视为地狱的国度，她的炎热，她的污染，她的喧嚣，让更多人望而却步。所以在去印度之前，我得好好准备。
适应妥协还是背叛离开
2006年7月尼泊尔，加德满都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清晨淡淡雾气中隐藏着看不清楚的神秘，恐怕不会再有别的地方比这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国度更适合作为神话发生的背景。
尼泊尔人照例很早起床，他们先用红色花瓣和着米面搅成一种粉红色的面糊，再把这面糊涂在眉心。当地人把这叫做提卡，在印度教中它代表信仰和食物。
尼泊尔人的清晨大多在礼佛中度过。除了加持自身，还会把更多贡品献祭于庙堂之上。每个黎明，天上的星星看着庙宇中的油灯在天地之间蔓延，此明彼暗，此起彼伏，分不清是星光还是灯光。
皇宫广场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寺庙建筑群落，层层神庙像护法一样把皇宫裹在中心。在尼泊尔人的历任统治者看来，神庙是排场是威严，也是让子民归顺的精神砝码。而在百姓心中，神庙越盖越多的意义只在于他们有更多信仰可以选择，象头神庙、湿婆神庙、毗湿奴神庙、梵天神庙、女神庙，每尊大神都不缺少各自的拥趸。
广场上还有许多印度僧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有着华丽的胡须和装扮，看起来气宇轩昂。他们会主动和游客拍照，再索要昂贵的合影费用。他们早已练就最上镜的表情和姿势——眼神微聚，嘴角微抬，手臂微举，如同神明附体。
旅行提供了一种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状态中进出的可能。比如在尼泊尔，当地人在神佛光芒的照耀下度过一天，一年，一生。比如戛纳老人的生活，每天就是侍花弄草，与世无争。又比如后来我在突尼斯古城所体验到的那种洗哈曼、吃辣椒、抽水烟的世俗乐趣。正是这种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让旅途变得丰富起来，也是让我对旅途痴迷上瘾的原因之一。
可是作为生活在那种固定模式中的当事人，这究竟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如果是前者，他们是适应了妥协了吗？如果是后者，他们会不会背叛离开？其实这也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每天固定的上班路线，固定的排便与生理周期，固定的车子房子妻子孩子的生活轨迹，你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接受的？你会选择适应妥协还是背叛离开？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从尼泊尔飞往香港的飞机上，我看到了全部七座被雨雾藏在云中的雪山。这就像我们找东西时，越用力越求之不得，但它却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这是生活给我们出的一道难题，也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想去印度真不容易
2007年1月斯里兰卡，科伦坡
海水呼吸般涨落，吐出的白色泡沫把贝壳冲上岸。那崭新的贝壳，有的随着下一秒钟的浪花重新游回大海，有的则陷入沙砾，无法自拔。或者被偶然看到它的人小心拾起再随手丢掉，或者再过千万年变为山顶化石。
从北京到印度的飞机要从科伦坡中转。在科伦坡，我住在海边的一家五星级度假村里，这里的建筑格局与周边的村庄泾渭分明，似乎只是为外国游客而建。椰树、海滩、阳光以及连绵的木屋让这里成为许多欧美人的固定度假地。很多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常客，而且拖家带口。看到许多晒得全身通红的胖老头和胖老太太，面容平和安详。
餐厅与客房之间隐匿着一小块池塘。水面几乎全被墨绿色的荷叶铺满，几枝蓝莲花摇曳迎风。
为了找到一个更近的视角拍摄莲花，我试图站到池塘中央一块凸起的岩石上。可一脚踏出，才知判断失误。那岩石瞬间变成湿软的污泥，而此时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另一只脚也跟着踏了过去。
再次回到岸边，发现白色的裤子和鞋已被黏稠的黑色污泥沾满，看来很难洗净了。池水中的莲花看着我的狼狈，摇摇头又点点头，似乎若有所示。
无论如何，我的印度之行，都已经开始。
2007年9月，我又上班了。这是我的第八份工作。
说来凑巧，当时我只是给一家顶级夜店写了一份市场策划报告。负责人觉得不错，也正好缺人手，就问我愿不愿意来工作。那天下午我就上班了。
这份工作吸引我的一是薪水，从香港回来后我又进入了赤贫阶段，稿费只够维持生活，我需要为我的印度之行攒钱。而夜店的工作氛围也让我着迷，每天下午上班，午夜下班，这又是一段截然不同的生验。我的工作内容是策划主题派对，比如模特派对、短裙派对、万圣节派对、圣诞节派对等。我要设计派对的主题、着装Code、海报等。
每天傍晚回家，当出租车驶过国贸桥时，看到那红红黄黄的车海就像熔化的金块或者打碎的红宝石，那种色彩总是让我惊艳。
印度的最佳旅行季节是从每年12月到转年3月，我在12月初开始准备签证。前前后后一共去了四次印度使馆，每次都在瑟瑟冷风中排两三个小时的队，我敬佩使馆人员超低的工作效率。当我拿到签证时，仿佛已经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旅程。
圣诞节派对热热闹闹地结束了，圣诞节后到3月底是夜店酒吧业的萧条期，于是老板决定停业装修。当时我还在考虑如何打辞职报告，而老板的这个决定成了万事俱备后的那缕东风。
这一次旅行以斯里兰卡为中转，先去印度旅行一个月，然后飞回斯里兰卡，再飞马尔代夫。
小心新德里的三种先生
2007年1月印度，新德里
从科伦坡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空中飞行要四个多小时。无聊的四个小时，从下午到傍晚。在几万米的高空看到绯红的晚霞，那是黑暗前的最后一缕灿烂。
这一程从南到北，气温变化很大。本来以为在南亚旅行，气温只有大热小热的差异，没想到一月份的新德里迎接我的竟然是刺骨的冷空气。这又是一个想当然的常识错误。
对任何像我一样初次来到印度的旅行者来说，当走出新德里国际机场的一刹那，我们即将要面对的，都会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
走出机场大门的时候，马上感觉到空气的冷。比空气更冷的，则是他们的目光，就像等待猎物的狼眼中发出的冷光。他们搜寻猎物的方法并不复杂，那些背着大包，手捧旅行书，脸上写着“我需要帮助”的人，都是最标准的目标猎物。他们捕获猎物的方法也同样简单，看谁能够以抢在其他猎手之前的速度凑到猎物面前，然后换上另一副截然不同的表情，说一声，你好，朋友！
你好，朋友！要出租车吗？
走到我跟前的这个人，黑瘦的面孔，堆积在脸上的虚假笑意让每一条皱纹都颤动起来。
不用，酒店有车来接。我撒了个小谎，来印度之前并没有预订任何酒店。
在机场广场绕了一周，没找到去市中心的廉价交通工具。不得不回到接机柜台，预订了一辆出租车。提前付费的收据上写着我要去的地方——中心集市——新德里最大的背包客聚集地。
机场前的出租车横一辆，竖一辆，停得很随机。印度人的秩序和规矩，总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呈现。
我想可能是自己的左顾右盼再一次吸引了“你好先生”的注意，他如影随形地又一次出现在我身边。
你好，朋友，我可以帮你。
我说，谢谢，我已经找好了出租车。
很快我明白了他说可以帮忙的含义，原来司机不会讲英语。“你好先生”在第二次被我拒绝后同样没走远，他适时地再一次诡异出镜，并且转行成了翻译。
哦，我知道你要找的中心集市，“你好先生”做了个双手下压的手势，接着说，放心，我们印度人喜欢交朋友，你就是我的朋友，放心！
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同车而行我怎么能放心？可当我意识到我应该让他马上下车的时候，汽车早已从流光溢彩的机场驶入了每一寸都是陌生的高速公路。
“你好先生”貌似热情地问这问那。
朋友，你从哪个国家来？你的名字？旅行还是工作？多大了？结婚了吗？为什么不？
开始我还礼貌地回答，后来干脆装睡不理。
“你好先生”依旧执著，一个问题接着一个，始终得不到答案后，就慢慢变成无的放矢的自言自语。
自然界有一条定律，就是人们总是先看到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滚滚。这条定律只在新德里不能成立。半梦半醒间听到喇叭声、叫卖声、牛鼾声混成一片，可车窗外仍旧漆黑，似乎离万家灯火还很远。不过根据我的知识储备，我知道，新德里到了，这儿就是新德里。
进入市区后，车速明显慢了下来，七扭八拐地过了几个路口，然后驶进一条小巷，在一家旅行社的门前停下来。看到周围一片漆黑，这显然不是我要找的目的地。
司机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堆我当然听不懂的语言，“你好先生”同声传译并且化繁为简地说，司机说他迷路了。
我说，你不是认识路吗？刚才你还让我放心?!
“你好先生”说，哦，新德里有很多集市，我也搞不清你要去哪一个。他开始跟我玩文字游戏。他又接着说，这里正好有一家旅行社，要不你自己进去问问。
旅行社的先生热情得过分。还没等我说明来意，就先端上一杯奶茶，茶温适口，热气腾腾。
“奶茶先生”说，有什么能为您效劳？
我说，我要去中心集市，那附近有许多青年旅馆，你是否知道——
“奶茶先生”抢过话头，当然，我知道那个地方，您是否已经预订了房间？
我说，没有，不过我想——
“奶茶先生”又一次热情地打断我，我可以打电话帮您预订，我们不收中介费的。说后半句的时候眼睛还顽皮地眨了一下。
连着打电话给两家青年旅馆，反馈的信息都是已经客满。又打第三家，这一次“奶茶先生”把电话递给我，听到电话那头仍旧传来抱歉的声音。
“奶茶先生”替我难过地说，哎，现在是旺季，很多旅馆上午就满了。不过不用担心，我还有办法，我知道这旁边有一家很不错的酒店，也不是很贵，很适合你这样的背包客，要不然……
他希望我能主动就范。
要不然我再想想，谢谢。
我背上背包，走出旅行社的大门，并没有回到原来的那辆出租车，而是另叫了一辆，然后把自己和背包一起塞进汽车，扬长而去。
当然，并不是所有新德里的出租司机都不通英语而且经常迷路，我很快就找到了中心集市。下车后，抬头正是我刚打电话询问过的一间客栈。一问，竟然还有几个单人间空着。
为今晚遇到的三个先生感到抱歉。尤其是“你好先生”，白跑了几十公里路，白耽误了几个小时工夫，却没赚到一分钱。
就在刚刚四个多小时的无聊飞行中，我仔细阅读了旅行手册中关于新德里住宿的相关章节。那上面用一块镶了黑边的文字提醒每一个初到新德里的背包客，一定要小心三种人，机场拉客的“你好先生”，经常迷路且不会讲英语的“司机先生”，还有旅行社热情周到免费帮忙打电话预订房间的“奶茶先生”。他们的目的都是赚取高额酒店回扣。
今天真巧，一下飞机，就全碰到了。我的心理状态也从开始的将信将疑变成后来的对号入座。
与一般旅行手册不同，《孤独星球》（以下简称L.P.）会在醒目位置提醒旅行者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麻烦，比如新德里的三种先生，又比如某些地方的信用卡骗局、买钻石骗局等。
因为世界绝大多数背包客都是捧着L.P.去旅行的，当他们遭遇危险和麻烦后会把自己的经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L.P.总部。然后总部会派出作者实地调查，如果属实，他们就会在更新的版本中刊出。
不过有时候识破骗局也是旅行的乐趣之一，这就像亲身经历了一场又惊险又悬疑的电影。
持久的微笑与仰望
2007年1月印度，斋普尔
在斋普尔看到许多放风筝的孩子，站在自家屋顶，或车来人往的街道中央。每根线牵引着蓝得很深的天空中一个飘浮不定的黑点，那些黑点又反过来牵引住孩子们的视线。这让他们几乎采用同样的姿势站立——仰望。
这样的场景自从长大后就已不再多见。城市越来越大，天空却越来越小。孩子们的娱乐也早就从户外的放风筝、捉迷藏、砸皇帝变为室内的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机了。
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春风吹拂的好天气里，也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那时候的风筝都是自制的。横竖两根竹签（是从折扇中抽出的细细扇骨，被奶奶发现后是少不了挨骂的）弯成一定弧度作为主轴，另外四根围成菱形轮廓，接头的地方用渔线缠紧固定。把一张宣纸也裁剪成菱形，纸面上用毛笔画些简单图案。用糨糊把纸附在竹签上，后面再挂两条长长的尾巴。线轴是要买的，用几天不吃冰棍省下的零花钱也心甘情愿。风筝线的一头绑在主轴中心，一个风筝就做好了。
试飞时，基本都不能一次成功。然后要一点点调整竹签的位置和弧度。一次次尝试，直到发现拽起来的风筝不再打旋，摇晃着越飞越高，此时总会有不自知的笑容绽放。继续迎着风向前跑，同时放出更多的线。风筝完全起飞后也有一些技巧，线不能拉太紧，也不能完全不理，先放出一段，再往回收一点儿。和伙伴们竞赛谁的更高，谁的更远。直到手里再也无线可放，就只能呆呆地对着天空，仰望。
印度孩子的风筝要更简单一些，大多数只是两根木棍架着一块有颜色的塑料布或者破报纸。这是不花钱的娱乐，所以看到每个男孩手里都牵扯出一条长长的线。有的已经指挥若定，只是手指灵活地一拉一放，一紧一松。有的正全力奔跑，身后的风筝还在跌跌撞撞。还有的借来长长的竹竿去挑挂落在树枝上的断线风筝。
千百只风筝布满蓝天上每一个广度和深度的空间，孩子们笑着，叫着，黑黑的小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看着他们，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风筝之于孩子就像梦想之于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每个孩子手里只有一根线，线的那头只有一个风筝。你看，孩子们总希望自己的风筝能够飞得比别人的更高更远。你看，有的风筝始终无法起飞，有的却越飞越远。你看，挂满风筝的天空，由于风筝的大小颜色形状各不相同，而显得精彩丰富。如果把上面语句中的“风筝”用“梦想”代替，也依然能够成立。
风筝能否高飞，梦想能否实现，关键不在于线有多长、风有多大，或者有多少外力的支持与帮助，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是否乐观，是否坚定，是否专注。
所以会被这样的场面感动，为了他们那持久的微笑和仰望。
一些印度商人的价格把戏
2007年1月印度，詹斯梅尔
在印度，价格歧视的现象非常普遍。最明显的例子是泰姬陵的门票价格，印度人只要30卢比，而外国游客却要750卢比，平白无故涨了几十倍。政府尚且把宰客视为理所当然，那些只做游客生意的车老板、旅店老板、饭馆老板、纪念品商店老板更是把刀磨亮，只待羔羊。
一次和一个波兰背包客聊天，聊到在印度沙漠骑行的费用。她说她骑了一整天，包括早中两餐，一共400卢比。我马上感到一阵郁闷的痛。自己只是傍晚骑了四个小时，连瓶水都没有，竟然比她多花了50卢比。她继续说道，昨天遇到一个匈牙利背包客，那个傻瓜也和你一样，只在傍晚骑了四个小时，却花了600卢比。
一阵开心，却仍不舒服。就像一个被砍头的犯人，临死前知道同案犯都是凌迟。
晚上去一家网吧上网。
之前问明白价格，每小时30卢比。
一个半小时后我掏出50卢比结账，等着老板找零。
老板漠然说道，还差10卢比。
我以为他算错了，说，应该你找我，你看每小时30卢比，再加上半个小时的15，一共45卢比。
他继续漠然地说，第一个小时30卢比，之后按分钟算，每分钟一卢比。
我马上来气了。之前为什么不说清楚？你把价格写在哪里了？价目单呢？拿出来看！你说按分钟算就按分钟算?!
他冷笑着说，哪里也没写，我说多少就多少，我是老板。然后又换回冷漠的表情，这里是印度，没人请你来。
我火冒三丈，你让我瞧不起！你们印度人让我瞧不起！
无所谓。他的表情和嘴里都是这么说的。
我不气反笑，好，我给你。你们印度是不是有位大神，叫湿婆，听说他神通广力无边，他会知道你的德行，将来会好好照顾你。
不知他留在我身后的表情，是继续漠然无所谓，还是有那么一瞬间，闪过一丝羞赧和敬畏。
除了这些伎俩，一些印度生意人还很擅长玩“十几”和“几十”的把戏。英文的十几大多以“-teen”结尾，而几十则以“-ty”结尾。所以要价时他们总会含糊地说得像“teen”，而结账时就会一口咬定刚才说的是“ty”。比如本来15元的车费就会涨到50。
如果希望在旅行中稍微挽回一点儿公平公正让自己心理平衡，就要竭尽所能地了解当地的物价标准，练就纯熟的杀价技巧，并且还要有一颗在被坑被骗后能迅速自疗的强韧心脏。
印度如此，走到哪里都是如此。
把老鼠当亲人
2007年1月印度，比卡涅尔
从外面看庙宇异常洁净，也无异味。银色大门刻满动植物图案，其中一幅是鸽鼠争食的合影。不收门票，但是必须脱鞋进入。国外游客大多把鞋脱在庙外，而当地人把鞋放在门里。
进入正门。门后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方砖。头顶有张密网，除了阳光，什么都钻不进来。正前方是主庙，进堂很深。左边空地上摆着几个搪瓷盆，盛满水或者牛奶。饮水区后是食堂，一个小工正用一鼎大锅熬煮着什么。几个穿鲜艳纱丽的妇女在一边闲聊。穿白衣的教士光脚躺在庙前台阶上睡觉。一个男孩站在墙边，像是在追打什么。而我观察这一切的位置是空地正中有阳光直射的地方。
上面的描述中，我有意忽略了它们，那些神庙的真正主人。目的是要作个比较。没它们时我所见的只是一座普通的印度神庙。添上它们之后（对印度教信徒来说，也仍旧是普通神庙），那一份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官冲击绝对要比坐在影院里看恐怖大片来得真实刺激。
天空的密网是为了不让嗜鼠的飞禽伤害它们。失去天敌的老鼠再也不用畏首畏尾，而是甩着长长的尾巴，刺溜刺溜地窜来窜去。那句用来形容人鼠关系的著名俗语到了这里就不得不稍微改动为“老鼠过街，人人让路”。
环顾四周，能看到的老鼠至少也有四五百只。现在是白天，在外面溜达的毕竟还是少数。有的在水盆奶盆边贪婪吸吮，有的挂在雕花铁门上悠然睡觉，有的和从庙门飞进来的鸽子争夺地上的米食。一个是不太凶猛的飞禽，一个是小了N号的走兽，各占胜场，互有胜负。
我和另外几个背包客只敢站在太阳底下，鼠兄鼠弟们显然不高兴在有阳光的鬼地方出没。兴许它们还会小声议论，看太阳下那几个人，胆小如鼠。
跟我们这些背包客对比，印度人显然是真心把老鼠当成亲人看待。食堂里的小工在给老鼠熬粥，另一个工人搬来一棵千疮百孔的树根。小老鼠们快乐地从树洞里钻来钻去，是名副其实的迪斯尼乐园。妇人们一边聊天一边往地上抛撒今年刚丰收的稻谷。白衣教士脚边的两只老鼠打架打得站了起来。墙边的男孩正和一只老鼠捉迷藏，还不时用小手去摸那个毫无惧色的宠物。
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老鼠神庙中不小心被老鼠踩到，会带来一天的好运。如果能看到白色的鼠王，那更是鸿运齐天。
我把镜头拉到最远，仔仔细细搜索，却始终没见到鼠王的庐山真面目。不过这事容易想通。既然是鼠王，肯定架子大，哪儿肯轻易出洞。或者按照习性，只在黑夜出宫微服私访一下。当然，我是没胆半夜故地重游的，如果真在惨白的月光下看到它老人家那一身傲然坚挺的白毛，即使不被吓死也得被吓成精神病。
关于老鼠神庙的来历：
相传14世纪时，湿婆派遣女神多迦到人间救助贫疾。女神化身法力强大的女祭司，有点儿类似《封神榜》中下山给人看病的姜子牙。一天，一个说书人抱着死去的儿子找到女祭司。说书人对女神说道，我深爱我的儿子，求求你，把他救活吧。女祭司找到死神雅玛帮忙。冷漠的死神只用一个白眼就拒绝了女祭司的请求。女祭司为了抗议雅玛对亡灵的控制，把所有说书人死后的灵魂都暂时寄存于老鼠体内，等老鼠死后，那些附体的灵魂依旧可以转世做人。如此，那些逝者的灵魂就不用到阴间被死神折磨。
为了不让亲人们的魂魄东躲西藏四处游荡，说书人的后代就为这些被附体的神鼠修建了这座神庙。他们相信寺院内奔跑的老鼠即是他们逝去的亲人。他们也相信自己死后会化身老鼠到这座神庙报到。
老鼠，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一种传播疾病制造恐怖的动物。可偏偏在印度，在老鼠神庙，它们却被当成家人和朋友。
多元意识影响多元世界，多元世界又反向造就多元生活。人们根据不同的世界观对这个世界作出不同解读。这无关对错、美丑、善恶。正如有时黄金是屎，当穿越沙漠只需一瓶水时；有时屎又是黄金，当农夫急需用它灌溉田园时。
比北京300路公交车挤一万倍的汽车
2007年1月印度，詹西
凌晨五点半，挤上从詹西开往卡朱拉侯的长途汽车。车子开行一小时后就在路边抛锚了。对汽车硬件故障无能为力的司机却异常强悍地把满满一车乘客全都塞进随后赶来的另一辆同样满满当当的汽车里。用超载来形容车上的拥挤程度，显然是小词大用了。北京高峰时段三环路上运行的300路公交车经常把拉客潜能发挥到极致，却也从未曾让我以一只脚踩住另一只脚的姿势站立。随后发现，来自身体前后的压强大小相等左右相抵，我竟可以克服万有引力飘浮于空中！
与车内的拥挤对应的是路面的颠簸。200多公里的路途，仿佛一直是在锯齿状的路面上行驶。
就在我手足无着的当儿，身旁一个当地妇女竟然毫无征兆地起了个调子，用民族唱法悠悠扬扬地唱起山歌。很快就有更多山民加入汽车合唱团，难能可贵的是，她们竟自发地分成两个声部，高高低低，正好与起伏的路面应和。
我感觉自己已经乘着歌声的翅膀飘入另外一个世界。第一次体验了一回从正常人向精神病患者转化的心路历程，是从兴奋到痛苦到绝望再到麻木。最后，我发现，自己的嘴角边竟然挂着一丝微笑。
经过一路窒息，一路颠簸，一路疯狂，五个小时后汽车终于驶入卡朱拉侯地界。此时车上山民已下去大半，终于可以顺畅呼吸了。
记得当时我还看到一辆豪华旅游巴士与我们这辆破车并肩驰骋。那辆巴士上有游客从高高在上的窗口俯瞰着我的一脸死相。虽然他的旅行十分舒适，有宽阔座位，空调制冷，导游讲解。我却并不羡慕。获取舒适必然同时付出代价，他们的代价有两条，一是旅费昂贵，二是收获廉价。旅行旅行，风土人情。他们看到的只是停车起步间的美丽风土，却无法体味与当地人真实接触的粗鄙人情。不羡慕他们的旅行，是因为不愿意与旅行中的一半珍贵擦身而过。
一丝不挂的修行者
2007年1月印度，瓦格纳西
印度人有许多条往生途径。除了火葬还有天葬，在孟买有一座寂静之塔，死尸被放置于露天塔内，会被无数鹰隼啄食。也有水葬，尸体被直接放流于江河湖海。
水葬适用于夭折幼童，自杀者以及一些特殊的修行者。萨度就是这样一个人。
本来一丝不挂是形容他的绝佳词汇：他的身体上涂满白色粉末，一米来长的头发绑成墩布条盘成鸟巢状。可这光溜溜的身上却挂着两把锁，一把小锁锁在头顶，作用相当于发卡。一把大锁锁住下体，用来控制身体。
我见到萨度时他正在和几个游客打扮的人围坐在恒河岸边一座高台之上，其中一个印度人邀请我加入他们。大家都席地而坐，面朝里围成一圈。
大家很快了解了彼此的身份，坐在萨度旁边的是从美国离家出走的主妇，浑身戴着造型夸张的银质首饰，仿佛贴身丫鬟般在风中丁零零地轻声细语。
主妇旁是个女朋克，也来自美国。火红头发，化着烟熏妆，哥特风格的黑衣皮裤，**在外的皮肤暗示她患有严重的白癜风，整条手臂呈现骇人的粉白色。
再旁边是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来自法国，淡金色的头发软软地趴在头上，他说他信奉印度教。
法国男人坐在我右侧，我的左边则是刚才邀请我加入的那个印度人，再旁边就是萨度。
身边的印度人不时为萨度点烟端茶，像是他的仆人。不过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应该是经纪人和明星的关系。经纪人负责招揽生意，不时有新人加入，扩大着围坐的圈子。而萨度成为明星的本钱则是他那的身体和披挂的信仰外衣。除此之外，他还有三个节目。
第一个是走秀。萨度会不时起身，沿高台边缘行走。他用一只手提着挂在下体的大锁，那是为了减轻和阴囊的负重，而从远处看却像是展示那已经残疾的器官。
第二个是开悟。萨度走到每个人身后，用手按住其头顶，口中默念经文。我看到只有那个法国男人在虔诚领悟。
第三个是抽烟表演，也是萨度最拿手的。他先把烟丝塞入细长的烟嘴，再把烟嘴伸向空气，随后经纪人兼助理就会帮他点着。萨度像患了哮喘一样先快速吹吸七八下，见烟叶冒出红光后再深吸一大口。那口浓烟在他口中被慢慢咀嚼两秒钟，然后他开始剧烈地咳嗽。他把嘴张得很开很大，仿佛要让别人看清里面的内脏。
萨度从不开口说话，只用眼神和表情完成意愿表达。两个小时，他走秀九次，开悟六次，抽烟六次，每次循环都是以剧烈咳嗽达到。
法国男人小声说，萨度终身不娶，也无财产，死后尸体直接扔入恒河，活得多么简单快乐！神色间充满向往。萨度似乎听到了我们的谈话，随后做出一个把自己扔进河里的动作。原来他不但不聋，甚至还懂一点儿英语。
每个观看演出的人，都在离开时交给经纪人至少100卢比。明明是演出费，却偏被说成是资助萨度回家。
当然大家各有收获。我满足了好奇心；主妇打发掉无聊时光；朋克过足烟瘾；法国人仿佛醍醐灌顶，应该收获最大。
而明星和他的经纪人，今晚的伙食又有了着落。
相同的地方，相同的人，相同的事情，但是对不同的人施加的影响截然不同。这是别人的旅行无法被复制的原因，也是旅行的魅力所在。
实现爱的最好方式是回家
2007年1月印度，加尔各答
特蕾莎故居位于市中心一条小巷中。加尔各答人对这里了如指掌般的熟悉程度仿佛把他们的双眼蒙住，也多半不会迷路。
特蕾莎出生于1910年的阿尔巴尼亚。她自幼家境良好，年轻时加入教会，后来随一支爱尔兰传教队来到印度。她在加尔各答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教会学校为当地贵族子弟教授地理知识。在当时的加尔各答，学校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大校墙内，窗明几净，修女们在一尘不染的教室内上课。校墙之外，即是贫民窟，露骨腐尸随处可见，被评论家形容为当时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
一次。特蕾莎看到一位老妇人，浑身爬满苍蝇和蛆，头像被老鼠咬过，还有残留未干的血迹。特蕾萨把老人送到医院，医生却不愿救治，于是老人很快停止了呼吸。
另一次。特蕾莎看到路边一个瘸腿男孩在要饭，腿上还在滴血，她拿出随身药品帮男孩包扎。包扎后，男孩一瘸一拐地引领特蕾莎来到他所居住的简易窝棚，在那个徒有四壁的家中，她看到男孩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妈妈。那个可怜的女人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可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隔壁那个老人已经快不行了，求你先去照顾她。
又一次。当特蕾莎乘坐火车旅行，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流浪汉已经奄奄一息，她决定马上折返。可当她赶回流浪汉身边时，那个人早已死去多时。
不同的人间悲剧相同的人世苦难一次次让特蕾莎心痛如割。她也一次次地问询心中的上帝。这是怎样的世界？这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950年，特蕾莎成立了加尔各答第一个非官方慈善机构仁爱会。仁爱会的唯一宗旨即帮助穷人中的最穷者，poorestofthepoor。
特蕾莎在加尔各答最大的卡利神庙旁找到一间闲置教堂，把流浪在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各类疾病患者以及垂死者接到这里照料。她和其他几名修女一起，免费为那些穷苦人提供食物，为他们治病打针换药，和他们一起祈祷。
1969年，一名英国记者把特蕾莎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在世界各大新闻网反复播放。人们不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竟然还有一股扶危救困的人道清流。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善款注入仁爱会，越来越多的修女聚集到特蕾莎身边，越来越多的义工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尔各答。一切，都是被爱所感召。世界多变，唯有真情流转。
特蕾莎一生中所获奖项荣誉不计其数。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她曾被评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偶像，和她比肩的全是天皇天后级别的歌星、运动员。而特蕾莎获得的最重要奖项，无疑是诺贝尔和平奖。
1979年，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奖现场，一个瘦小的女人缓步走向领奖台。她佝偻着腰身，穿蓝白色纱丽，是那种只有低种姓印度妇女才会穿着的廉价衣裳。这与看台下那些衣着光鲜的名媛贵妇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然而此刻感到自惭形秽的，并不是领奖台上的特蕾莎。
她稳稳站定，等掌声平息，开始用一种虽不响亮却足以打动人心的平和口吻说，我其实不配领受这个奖项。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和平世界是因为爱而延续，而我只是找到一种传递爱的方式。对在座的大家来说，实现爱的最好方式是回家，关爱身边每一个人，家人，爱人和朋友。他们也会爱你。就是这样。
随后，特蕾莎再次从聚光灯下消失，回到需要她的人们身边。她回家了。
特蕾莎故居并不只是让人们凭吊瞻仰的地方，至今仍旧是仁爱会总部，行使着管理职能。加尔各答所有修女都归这里调配，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则每日来此领取当日工作任务。
故居内部规模不大，可以参观的地方更小。一处是安放特蕾莎棺柩的墓室，每逢周末会由牧师带领教徒和义工一起做弥撒。
墓室旁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展室，里面有图片、实物和文字说明，详尽地展现着特蕾莎妈妈无限贫苦却也无限荣光的一生。
看到厚厚的留言簿上无数人用世界各地的文字写下的感言，印象最深的一句是：Mother,oh!Mother!看到这里，我想所有人都会被感动。
最后，我终于还是露出了微笑，因为看到展台后面安静地摆放着的一双凉鞋，一支钢笔，一本《圣经》。我仿佛看到，曾经踩着这双凉鞋行走的，曾经握着这支钢笔书写的，曾经举着这本《圣经》引路的，是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公元1997年的夏天，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有大事发生。对我而言，终于结束了12年寒窗苦读，如愿以偿地考入南开大学；对中国而言，终于结束了150年对失落游子的翘首盼望，敞开怀抱迎接东方之珠回归；对世界而言，她却先后失去两位最美丽的女儿。8月31日，那位凭借美貌与爱心赢取世人爱戴的王妃魂断巴黎。五天之后，刚刚为戴安娜凭吊过的一位印度修女也因病离开人世，同时也离开所有爱她并且被她所爱的儿女。印度为她举行盛大国葬，许多人，包括多国元首、政界要员、商界精英、文体明星、穷人、孤儿和无家可归者，都用最特殊的方式和这位修女作最后的道别——他们俯下身，去亲吻她的脚掌。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特蕾莎妈妈，从未想过几年后会站在她的家门口，并且为她曾经帮助过的贫穷中的最穷者服务。
在加尔各答做义工
2007年1月印度，加尔各答
早餐前和其他义工一起唱响赞美歌，手捧歌本，哼出的却是没有旋律的音符，更像是一场抑扬顿挫的朗诵。
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义工，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各种肤色，各种年龄。加尔各答的义工服务体系为双层结构。特蕾莎故居担当调配中心职能，根据当日义工总数分配到不同仁爱会，各个仁爱会再根据当日需要排出每名义工的具体工作。
卡利仁爱会是特蕾莎在加尔各答创办的第一家慈善机构，也是我即将去工作的地方。
早餐后义工分头出发，和我同行的是两位老人。美国人约翰，78岁，已在此做了22年义工；日本人芳子，退休多年，喜欢独自旅行，每年冬天会来加尔各答做两个月义工。
从特蕾莎故居到卡利仁爱会有直达公交车。在车上芳子十分健谈，一路讲了许多独自旅行时的见闻。而老约翰一会儿看窗外，一会儿又在日记本上记着什么。
卡利仁爱会由废弃教堂改造，上下两层。一楼空间高大宽敞明亮，病人（也包括垂死的老人）按照性别分在两个病房，中间是会长嬷嬷的办公室。义工们的工作包括洗衣刷碗，喂药洗澡，陪护聊天，一些专业义工（比如医生和护士）还要承担打针换药的工作。
签到后，嬷嬷分配任务。大家各自忙碌，秩序井然。
我的工作从洗衣开始。这里没有洗衣机，全部手工作业。我加入的是第六道工序，类似于甩干的过程。从洗衣池中捡起一件洗过的湿衣，先看上面是否有未洗净的污迹。如果有，就用一把木刷刷净，再扔回洗衣池重新过水洗涤。捡出一条完全洗净的，和另一个义工各执一角，左右互拧，直到衣物再也拧不出任何水分。
水房内空间的一半被洗衣服的义工占据，另一半是洗碗的人。洗碗虽是简单劳动，但也分成六七个步骤。先倒掉残羹剩饭，然后用塑料布沾热水刮掉粘在盘上的污渍油渍，再倒入洗洁剂清洗。每个盘子都要至少清洗三遍，直到清水流过后仍旧清澈。
接下来的工作是帮一个老人洗澡。我托着他的引尿管，另一名义工用温水小心地帮他擦洗那羸弱的躯体。他实在太老，就像快烧尽的蜡烛，已经所剩无几。只有脊梁仍旧坚硬地挺立，就像岸边的礁石，黝黑而崎岖。
病床分成三排，越靠近走廊的人病也越重。这样的布局应该是为了方便抬运尸体。每天都有死亡发生。进门时看到一个瘦小身体被裹上白布抬出门去。
一位修女翻开一本厚厚的治疗手册，上面记载着每位患者的入会时间、所患疾病、所需药物以及出会时间或者病故时间。修女每念一个名字，老约翰就把那个病人所需的药物放入一个药盖并交给一名义工。然后我们自取一杯清水，找到那个病人，帮他把药服下。
躺在我面前的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精神状态不错，一直对我微笑。看到盖在他下身的被子深深凹陷，原来没有下肢。我把药片放入他的嘴里，却突然被他吐进水杯，随着那粒药片在水中冒出气泡，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原来是一粒泡腾片。脸上一阵灼热，他反倒连忙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心中后怕，如果是一位无法动弹的老人，岂不犯了大错。
第二次喂药时有了经验，先跟老约翰确认服用方法。那是一个病床靠在最外边的老人，他的眼睛浑浊不清，呆呆的，失去所有光彩。帮他一点点把药服下后，我握住他干枯的手，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直在微笑，让他知道有人在身边，不会觉得孤独。突然间，我看到他也露出一丝微笑，虽然只是嘴角的一次细微牵动，那完全失去弹性的皮肤被牵扯后还不能立即复原。这笑容却让我哽咽。突然很想留下，像其他义工一样多工作几天。头脑中飞快地盘算着如何把签证延期，然后给妈妈打电话，说，今年春节又不能回家，我要留在加尔各答。可一想起妈妈，任何想法都立刻烟消云散。加尔各答没有我也照常运转，老人依旧有人照看。而在家中，儿子却是母亲唯一的牵挂。过年回家，是对家人最好的报答。
义工工作细碎繁杂，大家始终忙碌。看到老约翰拿出汽车上记录的本子跟嬷嬷汇报；又看到多少需要马上援救的流浪汉；看到芳子一直踩着缝纫机，为病人缝制新衣；看到一名义工帮一个胸口缠着绷带的病人换药，伤口汩汩地流出鲜血；看到许多人额头挂着细密的汗珠，还没来得及擦。
中午开饭之前，有20分钟休息时间。休息处在楼顶天台，从这里能看到仁爱会旁边神庙中摩肩接踵的信徒。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又是什么？
这里的义工身份多样，有法国来的学生、有加拿大来的司机、有来自荷兰的银行家。大家朗声言笑，给某个相熟修女起个无伤大雅的外号，抱怨加尔各答出租车宰客的无良，讨论着两周后即将开始的非洲旅行。大家来这里工作，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还要搭上机票、伙食费、住宿费等各项开支。但仍义无反顾地来了，因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爱别人就是爱自己。这精神上的所得，远比物质丰厚得多。
在我眼中，让这座城市神圣起来的，并不是远处神庙内缭绕的香火，而是身边这些乐于助人的普通人。他们即是鲜艳盛放的蓝莲花。生命中如果也能够一步一生花，还会有什么遗憾？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是做完义工后的最大收获，也是后来汶川地震时我去成都的原因。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精神按摩，如果在让自己获得精神满足的同时，还能让别人开心与满足，那何乐而不为呢？
与小偷同眠公交车上
2007年1月印度，孟买
天气湿热，连梦都是湿的。
一个声音把我从梦中叫醒。知不知道睡在你身边的人去了哪里？那声音来自司机。
我勉强张开眼睛，转过身，发现刚刚还躺在身旁的印度人已经消失不见。
不知道，我说。刹那间意识完全恢复，又急急地追问：发生了什么事？
司机说，检查一下随身行李，看丢了什么。那人是个小偷。
这是在从孟买开往果阿的夜行长途汽车上，我买的是卧铺票，铺位在最后一排靠窗，长不足两米，宽不到一米，却要挤下两个人。
我的背包已经塞进汽车行李箱，上车时只挎着相机和一个随身小包。躺下后又从包里翻腾出睡袋、书和矿泉水。我虽不胖，但身体和这几样东西仍旧把窄小的空间塞得满满的。
在我身边的是个印度人，身材瘦小，也没有什么行李。那小床的一半对他来说倒显得十分宽敞。
能看一下你拍的照片吗？印度人问。
当然。我把相机递给他，又告诉他该如何操作。他一张张翻看，我却脑筋飞转，但愿他不要把照片从头到尾都看完，否则电池可能会被耗光，转天就不得不先耽误两个小时充电。我正杞人忧天，他似乎对我的照片兴趣不大，只看了几张就还给了我。我马上送上一个感激的微笑。
汽车开出孟买市区，天色逐渐暗淡，意识也逐渐暗淡。此时身边的印度人第二次开口说话。
他说，车上不安全，要提防小偷。睡觉时最好把相机带挽在手上，包枕在头下。我连忙道谢，并按照他说的做了。虽然这样睡觉时脑袋感觉有点儿硌，但毕竟心里踏实。
印度人侧卧着身子，把脸朝向我。我当然不能和他面对面，于是把脸扭向窗户。窗外的世界逐渐变黑，同时发生在身后的一切再也无法看见。
什么都没丢，包在，相机也在。我对司机说。
同车的一个比利时小伙子就没我那么幸运。钱包、手机、相机，全都无影无踪。
汽车已经停在路边。车上的乘客七嘴八舌地帮那比利时小伙子想着应对之策。
大家初步判断小偷是在中途的某一次停车时，以上厕所为借口，携赃物潜逃的。
报警？小伙子显然没有这个打算。一是对印度警察没有信心，二来这种偷盗事件会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失主只能自认倒霉。毕竟小偷已经远走高飞，即使警察来了，除了耽误时间，并不会有其他作为。
为什么小偷会把近水楼台的我放过？还好心提醒？这是我至今猜想不出答案的问题。
是他认为西方人一定会比东方人有钱？同时偷两个人风险太大？还是我的相机太显眼，拎来拎去不方便？抑或是我那个含义不明的微笑，让他恻隐？
这件事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万一被顺手牵羊的人是自己，那我的旅行生涯可能会被耽搁至少两年，因为相机和包里的现金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
孤独是自由的另一个名字
2007年1月印度，邦加罗尔
来印度可以有千万条理由，去邦加罗尔的目的却只有一个。
作为印度的科技硅谷，她没有太多阑珊的古迹用来感怀，没有太多缥缈的神庙用来朝拜，她有的仅是一些对旅行者来说没有丝毫游观价值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可是从这些冰冷园区中走出的却是一群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有品位，有规矩，有格调，他们努力创造生活并欣然享受。就像和尚多的地方庙不会少，明星多的地方记者不会少，在邦加罗尔，最不缺的就是那些牢牢占据都市青年八小时之外的各色餐馆酒吧。每天入夜，整座城市就像一片可以倒映出满天繁星的辽阔海面，一瞬间就璀璨起来。
甘地大街是邦加罗尔夜色最浓的地段。四座大型购物中心，三家电影院，还有无数国际顶尖服装品牌专卖店，个个都是夜色的宠儿。而那些专营各国料理的高档餐厅，那些往城市血液中源源不断添加酒精的酒吧夜店，更是名正言顺地成为游客到此一游的重要目的：用美食把自己喂饱，用美酒把自己灌醉，人生一世，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晚餐选在甘地大街一家正宗的印度餐馆。点了一份套餐，餐盘上摆着六七只小碗。有主食，米饭或者米饼；有肉，一小块羊排，一小碗鸡肉；有素菜，咖喱土豆，蔬菜泥等；还有佐餐，如甜奶酪，酸辣酱等。营养及荤素的搭配十分合理。
有的餐馆用纯天然的芭蕉叶子取代了铜铁器皿。食物也不再用碗盛放，而是直接一坨一坨地堆在叶子上。食客要用右手一蘸一搅一抹，吃完还有个把叶子舔干净的动作，表示已经吃饱吃好。
吃饱吃好之后，夜晚的风景会把你带到下一个项目。我去了一家叫做LeRock的法式音乐酒吧。酒吧厚重的木门紧紧闭合，只用闪烁霓虹提示着往来的夜间动物，这里正在营业。
我选的位置靠近舞台，能看到不大的舞台上一个四人爵士乐队正在卖力表演。酒吧布置呈现出浓郁的法兰西情调。墙面挂满印象派大师的画作，吧台内有一面琳琅满目的酒架，沙发的面料是质地柔软的丝绒，光线也是恰到好处的昏暗。一边喝酒，一边听爵士乐，一边欣赏身边那些最光鲜的印度人。男士大多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衬衫，一边用英语交谈，一边啜着杯中的白色啤酒泡沫。女士自然不会穿着纱丽坐在高脚吧凳上，取而代之的是晚装或者长裙，搭配名贵的包、表和珠宝。
我属于不胜酒力的人，两杯扎啤就能让我头发晕脚发软。踉跄地离开酒吧来到一间露天咖啡店。咖啡店从装潢到售卖品种再到价格都在和星巴克看齐。要了一杯Espresso和一块黑森林蛋糕，作为这饕餮之夜的最后一道风景。音质极好的音箱中传出舒缓的欧美流行音乐。
酒精的麻醉，咖啡的醇香，音乐的轻柔，夜风的清凉。一切似乎都对了。
一曲结束，一曲开始，是R&B天王Akon的Mr.Lonely。
Lonely,I’mMr.LonelyIhavenobodyformyown
忘了是从哪一句歌词开始失去意识的。只记得，从那一刻起，眼中的一切缤纷全都退色成灰白，继而视而不见，耳中的一切喧嚣全都弱化成嗡嗡回响，继而听而不闻。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穿过嘈杂的人群，钻进自己的寂寞。
终于逃到一处可以彻底摆脱歌声笼罩的广场台阶。我敞开胸襟，仰天躺下。可那旋律仍像梦魇一样在耳边萦绕，无法驱除。马上发现元凶是自己，嘴里还在强迫症似的反复哼唱着：Lonely,Mr.I’mLonelyIhavenobodyformyown
酒精，咖啡，音乐，夜风，心情。一切都恰到好处地对了。
原来，每一个旅行者真的只是一颗孤独星球。
原来，孤独是自由的另外一个名字。
热情如火的南印度
2007年1月印度，金奈
萨利姆说，欢迎来到南印度！她不同于德里的印度，也不同于孟买的印度，是一个与你之前所见完全不同的印度。
在从邦加罗尔开往金奈的火车上，萨利姆坐我对面。他是典型的南印度人，黑瘦的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睛。他家住金奈，在邦加罗尔一家IT公司上班，经常在两地间往返。
话题围绕南印度展开。萨利姆介绍，泰米尔邦是南印度最重要的一个省份，这里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这一点我容易理解，就像中国的西藏、新疆、内蒙古。萨利姆继续说，泰米尔邦盛产文学家，最著名的一个叫做兰特拉纳特（Narendranath），他用泰米尔语写了一部史诗，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说这话时我能听出他语调中的激动。他继续说，这部史诗只有133行，每行七个字，却写出了人间关于道德、财富、爱情的所有准则。多么伟大的诗人！多么伟大的语言！他又开始激动。
不是为了反驳什么，我只是平静地说，中国700多年前也有这样一本行为规范手册。那部手册中不仅涉及道德、财富、爱情等方面，还包括天文、地理、数学等对自然科学的解释。文字也言简意赅，每一句只有三个字。见他不信，我随口背诵，每说出抑扬顿挫的三个字节，就用英语同步翻译。人之初，PeopleFromBirth，性本善，HaveGoodHeart。看他听得入神，我却惭愧背不出更多了。
萨利姆知道我下车后要先找青年旅馆，他怕我迷路，就在我的本子上画出详细的地图。火车站在哪里，青年旅馆在哪里，中间要经过几条马路，如何转向，又简单画下各个路口的标志性建筑，比如一个网吧、一个站牌、一家商店等。
下车后，再次感谢他给我指路，正要告别时，萨利姆说，请稍等一下。很快我就知道他让我等什么，看到他正兴奋地朝一位中年女士挥手，他说，那是我妈妈。老人家骑来一辆摩托。萨利姆解释说，刚才快到站时我就给妈妈打了电话，让她把摩托骑来。上车吧！我带你去找青年旅馆，你一个人背着大包又累又不方便。我家离火车站不远，妈妈可以慢慢走回家。
车子在青年旅馆前缓缓停下，终于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没想到他又给了我一个惊喜，从随身背包中掏出一袋咖喱饼干，说，这是我妈亲手做的，味道很特别，你留下，路上吃。
在这每一寸都燥热难耐的南印度土地上，我只奇怪，为什么感觉心中凉爽？
南印人体型更小，也更黑更瘦，其实他们才是印度人的祖先。这里更炎热，到了南印度，仿佛进入了一个恒温烤箱，潮湿闷热似乎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这里更贫穷，贫民窟到处都是，赤身的男孩女孩身上都像裹着一层黑泥。不过这里的人却十分热情。每次我坐公车，很快全车人就都知道我的目的地，快到站的时候，前后左右会有无数人热情提醒，到了！到了！他们会齐心协力地帮我把自己和包一起挤下汽车。当我成功下车后，他们还会露出齐齐八颗牙齿挥手和我说再见。
我终于相信萨利姆说的话，南印度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印度。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让我感受到人性中的热情，这与新德里、孟买那些以宰客为乐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
讲旅行故事给奶奶听
2007年2月印度，克拉拉邦
日落像一团血红色焰火，椰树、河水、鸟群，都回光返照似的亮一下，瞬即，焰火熄灭，照在我脸上的光也就消失不见。所有的船都不在夜间航行，各自安静地停靠在岸边。
厨子做了丰盛的晚餐，满满一桌子的鲜艳色彩，把食欲刺激得像找到花丛的蜜蜂。船长坐在旁边视察我的吃相，一直在问，好不好吃，好不好吃。他应该能听见从我泛着油光的嘴里发出的是“Good”的声音。肚皮撑得有点儿痒，可当切成块插满牙签的菠萝椰青端上桌时，仍旧有不争气的口水逆流而下。
船屋停在船长家附近，他邀请我上岸参观。
那是一个有围墙的大院，住着三户人家，船长一家，他父亲一家和他弟弟一家。
院子里有许多藤蔓缠绕的巨树，还种着许多长相奇幻的草木，仿佛走进一个热带植物园。一棵树下用椰绳吊荡着一个汽车轮胎，能够想象，攀在轮子上吊来荡去，应该是这一家孩子童年时的主要娱乐。
船长家分成里外四间，两间卧室，还有厨房和客厅。客厅里铺着方砖，高高低低的柜子，衣柜、书柜、电视柜，都随机摆放，还见缝插针地塞进一张皮革沙发。冰箱摆在角落，一台20寸彩电放着永不过时的印度歌舞电影。厨房的装修更加简单，水泥地面，灶台边是生火用的大堆劈柴。
船长的老婆孩子都在。他只有两个小孩，这在印度应该算计划生育的典型。稍大的女儿见到陌生人异常兴奋，用不清晰的英语句子问我各种问题。书柜里全是她在学校获得的奖杯奖状，介绍女儿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写满骄傲。
弟弟比姐姐小两三岁，奖杯奖状中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可这丝毫没让他觉得羞愧，光脚在屋子里鬼叫疯跑，像一头关不住的幼兽。相对于姐姐的优秀，我更喜欢弟弟肆无忌惮的快乐。
船长父亲家在朝向街道一面开了间杂货铺，售卖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杂货铺里间是个小酒馆，横七竖八地摆着几条长板凳。十来个村民喝着酒，划着拳，行着令。他们喝的是自酿的椰酒，装在1.25升的可乐瓶子里，酒体呈现浑浊的白色。村民让出座位，船长倒了满满两杯，来，中国兄弟，干杯！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喊，干杯！
这是我第一次喝椰子酒，椰子的清香混着酒精一下钻进鼻孔，沁入心脾。只一杯就让我立竿见影地醉。
舵手一直陪在我和船长左右，他比有点儿架子的船长更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他问我是否也愿意去他家看看，就在前面不远。我说当然。
他的家比船长家逊色许多。一间石头房子，最多20平方米，一扇门开在正中，看不见窗户。
舵手的家人都在门外乘凉，他的妻子儿子还有老母亲。看到有客人来，妻子像初次登台的演员，慌张得不知把手放在哪里，然后一寸一寸隐在房子投下的阴影里。老太太坐在门口，戴着度数极深的花镜，头发已经全白。八岁的儿子不光长得像妈妈，性格也有点儿像，藏在奶奶身后，用黑亮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说要为他们一家拍照。照片可以叫做“两个母亲，两个儿子”。最兴奋的是老太太，赶紧把花镜摘掉，马上显得年轻许多。
眼前的场景如同一场回放的电影，时光一下回到20多年前。同样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同样一家四口人。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人。
拍照后我又絮絮叨叨地对舵手的儿子说了几句话，我知道现在的他未必能懂。我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就有机会像叔叔一样旅行，去看很多很多的风景，然后把一路的故事讲给你的奶奶听。
我已经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旅途故事讲给奶奶听了。
不过几乎在我的每一次旅途中，我都会与她老人家相见。是，我知道在我的旅途中，一定会梦见奶奶，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的哪个梦。这不是故弄玄虚的说词。发现这个规律是在拉萨的东措青年旅馆，那晚我也梦见了奶奶。醒来后，突然联想到之前在丽江、在法国、在希腊……在任何一次旅途中都曾有过类似的梦境，都是和奶奶在一起。把许多巧合串联，然后兴奋地发现，在梦中与奶奶相见已成为旅途中的必然。
在梦中，她依旧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为我做饭，领我去南市食品街，又催我上学不要迟到，都是一些并不连续的生活片断。
也曾经想用符合科学的逻辑解释这一现象。旅行生涯往往艰辛疲惫，身体在不由大脑支配的时段，比如睡眠时，会本能地唤醒意识深处让它感到温暖安全的记忆片断。这些记忆片断反射至神经末梢，激发一部分脑细胞处于“觉醒状态”，因而形成有主题的梦。对我而言，主题就是奶奶。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儿子，我是她最后一个孙子。奶奶对我宠爱有加，把晚年几乎全部的爱都不求回报地赠予我。她虽只是一个平凡妇女，却拥有许多光辉品格。小时候我是她身后的影子，长大后奶奶的言行也一直影响着我。
奶奶去世时享年88岁。我送给她的最后礼物是88枝红玫瑰。挽联上只有五个字：奶奶，我爱你。
2010年的清明节，我和家人去给奶奶扫墓。她已经离开整整10年了。我对她的思念却从不曾消减。去他妈的科学逻辑，我只相信奶奶从没有离开过我，一直保佑着我，不离不弃。
奶奶，我还会继续旅行，把我的旅途故事在梦里讲给您听。
许多旅行者“死”在半路上
2007年2月马尔代夫，天堂岛
马尔代夫的天堂岛度假村，是这次长途旅行的终点。
离开印度后我又回到斯里兰卡。与印度相比，这个横压赤道的雨林国家，实在浓绿得过分。我把斯里兰卡的旅行定义为热带探险之旅，心甘情愿地把整个身心都托付给山水自然，而不愿再费心费力地去探访古迹、思索历史、感受文化、体察文明。
于是，我看到象群沐浴的壮观，闻到空谷幽兰的芳香，还到世界最大的金钱豹栖息地去追寻它的踪迹。可这并不是太平和乐的国度，电视上滚动播放着泰米尔猛虎组织和政府军交火的刺激画面，而就在我抵达前夜，有报道说两名德国游客在度假地被枪杀。
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次的旅行已然收获巨大，而我也早已身心俱疲，是该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了。
我想是在走出马尔代夫国际机场的瞬间，就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岛国。爱上那明媚浩荡的阳光，爱上那蓝得发黑的天空，爱上那游弋于海底的斑斓鱼群。这一刻，多想一头撞死在马尔代夫的温柔水乡！
选择天堂岛是因为喜欢它的名字。喜欢这里的日、夜、晨、昏。喜欢一个人躺在海边，看着阳光和沙滩暧昧地纠缠。可以想，也可以不想。天堂，不过就是一些灵魂自由的人来来往往。
我知道大海的另一边即是刚刚一路走过的印度。走在其间，发现她是那么的大，远远地望着，她又变得那么的小。我对印度的观察视角再次发生位移，从身处其中到置身物外。这就是那个我曾比做莲花池塘的印度吗？可哪里是池塘？什么又是莲花？
是风景？是佛祖？是瑜伽？是人心？
我一时想不出答案。
还是什么都不想吧。我抬起头，那分明是一片耀眼的蓝，海的蓝与天的蓝，亲密无间又天衣无缝。此时此刻，我看不到云，也感觉不到风。
从印度回国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写作，要把这一路的惊喜、愤怒、感动都记录下来。于是从2007年的2月到5月，每天从起床到睡觉，我都采用同一个姿势，就是人躺在床上，把笔记本架在腿上。要不就做彻头彻尾的宅男，要不就远走高飞，这是我极端的双重生活方式。可时间长了，颈椎出了毛病，有时还会长痔疮。
我曾经做过八份不同的工作，原来我最喜欢最擅长的却只是旅行，然后再把旅行记录和朋友分享。如果这算一种职业，我能做得比任何人都要敬业和出色。
可似乎360行里没有这个职业，怎样才算职业旅行者？
首先没有前人的成功模式可以复制，我已经磕磕绊绊地摸索了五六年，可是靠版税和稿费只能勉强维生。毕竟旅行书只是小众书籍，很难畅销，甚至在旅行书的细分中，攻略书要比游记卖得好，而我又不想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攻略。
除此之外，旅行需要巨大投入，虽然能以最节俭的方式，但那样又会错过旅途中的许多精彩。
我知道有许多同样喜欢旅行的人最终都“死”在了半路，那些在丽江、阳朔开客栈的人，后来经营不下去，不得不回到大城市上班。
还有一旦把爱好变成职业，会不会就丢失了许多乐趣？
坚持还是放弃？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但是仍旧没想明白。直到在写作《莲花之上》收官阶段的一天早晨，收到了那条改写了我人生的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