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建造，他们就会来
迪拜——世界之都
说到今日全球访客最多、最具多样性的不夜城，纽约和伦敦自然在列，昔日的巴黎也不辱此名。然而，不久之后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能不负此盛名的城市却是迪拜。位于东西方与南北方交会处的迪拜，正以傲人的姿态成为“世界中心”。
到2017年，每年访问迪拜的游客数量将超过伦敦或巴黎。坐落于迪拜塔底层的迪拜购物中心在2013年的客流达到7500万人次，位居世界之首。迪拜的外国出生常住人口占比超过90%，这使迪拜超过纽约（纽约的这一数字为38%），成为世界第一的“大熔炉”。迪拜机场的3号航站楼是文明的终极交会地，每年在此过境的游客远超任何其他机场——午夜到凌晨5点尤其如此。迪拜是真正的不夜城。凭借巨大的空客A380机队，阿联酋航空让迪拜成为唯一可直飞到全球每座主要城市的地方，而更大的迪拜世界中心机场还在加班加点建设中，到2020年迪拜举办世博会时，这座机场将可容纳每年2亿人次的客流量。实体连接是一项服务，迪拜就是这项服务的领先供应商。
从封建保守一跃进入后现代的迪拜举世无双。伟大的城市通常以持续发展来保持与时俱进，迪拜却代代自我颠覆，从珍珠捕捞到石油生产再到转口贸易，直至如今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旅游以及服务业，迪拜的每一步都使得自己的体量翻番。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连通性指数（Connectedness Index），通过对商品、服务、金融、人员以及数据流动的全面考核，全球只有六个城市可称为主要枢纽，这六个城市包括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新加坡以及最新的上榜者迪拜。
迪拜是一种新型全球城市的先锋代表。除了在游乐园里全比例拷贝其他城市的重要古迹，迪拜并无意复制过往的任何伟大城市。相反，它正成为一座具有新型标识的新型城市，一个真正的全球节点，它的优点不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于无国界的世界主义和无缝的全球连接。对于正在增长的以迪拜为家的几百万人口，在迪拜就是无处不在，这使得那些认为伟大城市必须深植于某处的传统观念相形见绌。
一座城市如何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迅疾崛起并以独特身姿令全世界瞩目？迪拜的故事颇有启发。虽然早在500年前，迪拜就以珍珠交易著称，但这个当时被称为特鲁西尔酋长国的海上保护领地一直籍籍无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现了石油，此处才在全球地图上赢得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们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并仓促结成一个叫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盟（多少有点不情愿）。此后不久，世界上最早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在杰贝阿里（Jebel Ali）设立，依靠区域内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座供欧亚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使用的大型中转站得以快速建成。到如今，这一贸易区仍旧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贸易区之一。在杰贝阿里成为区域内最大、最现代化港口的同时，新晋的独立国家也门却滑向内战。也门的桂冠——亚丁殖民地——曾是英属印度最具战略意义的燃料补给港口，其位置曾有“阿拉伯贸易的主商场”之美誉，然而时至今日，这项桂冠已属于迪拜。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大量南亚劳动力涌入蓬勃的石油部门和服务性行业，阿联酋的人口翻了两番，黄金和纺织品贸易也出现激增。今天迪拜的人口中70%为南亚人，亚洲人让海湾地区显得更“西亚”而非“中东”。每年，从阿联酋流向印度的汇款达300亿美元，在印度2500万侨民的家乡汇款中，这一数字遥遥领先。当私人银行家需要为他们的高净值印度客户提供服务时，他们通常前往迪拜。而无论是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还是最近被驱逐的军事领导人穆沙拉夫，迪拜都是首选流亡地。
作为全世界主要的区域间门户，迪拜同时满足了各大洲的需要。由于资本和人口的南南流动和南北流动扩大了自北向南和从西向东的传统流动，迪拜也成了整个新投资模式的管道。迪拜的年度投资大会如同一个普通人的达沃斯聚会，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成千上万人聚集一堂寻找投资。在这里，我遇到了摩洛哥的房地产开发商、埃塞俄比亚的奶牛场老板、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印度的建筑业巨头，以及其他数十位企业家。对于这些人而言，能实现互相连通并找到供应链合作方式的便利之地就是迪拜。
在传统但富裕的朱美拉（Jumeirah）海滨区，审美标准与其世界中点的地理位置相匹配：法式糕点店旁边紧挨着印度莎丽服商店，汉堡王与中式按摩店并存，更是显出当地文化的同心性。在迪拜，商业与文化深入交融。迪拜与波斯文明的关系，为其濒临的霍尔木兹海峡与区内众多的伊朗裔人口（实际上1/4的迪拜原住人口都可溯源至伊朗）所塑造，而戕害地缘政治的逊尼什叶之争倒对它无甚影响。即便面对最为严厉的制裁，迪拜的银行仍旧在想方设法与伊朗进行融资贸易，迪拜海湾中满载着计算机和冰箱的独桅帆船不舍昼夜地驶向阿巴斯港。随着伊朗的外交破冰以及商业的复苏，迪拜也成为进入这个8000万人口市场的最佳入口。
阿联酋同样也对中国敞开了大门，如今，中国已经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25万中国人居住在迪拜（每年到访的中国游客则超过28万人），2000多个商家以迪拜为再出口枢纽，销售从建筑材料到玩具的各类进口商品。最近，中国国有银行的高层也来到这里，除了在此拓展泛阿拉伯地区的业务，他们还与欧洲以及阿拉伯的投资者一起谋划位于非洲的联合基建融资项目——对他们而言，迪拜正是这一项目的离岸跳板。
阿联酋航空在非洲的航线已经超过了所有对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的基建项目遍布塞内加尔、安哥拉以及吉布提。居住在迪拜的索马里人有3万之众，4万肯尼亚人亦分布于迪拜的各行各业。非洲最为年轻的亿万富翁阿希什·塔卡尔（Ashish Thakkar）是印度裔乌干达人，他以从迪拜的集市收购二手电脑配件起家，如今他在迪拜之外经营着IT、地产、制造以及社会风投等多种业务。
20世纪中期诞生了两种后殖民地国家：一种是那些现代基础设施涌现的国家，另外一种则是在殖民地基础设施上苟延残喘的国家。印度和阿联酋走上如此极端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宿命。在英属印度时期，海湾的阿拉伯人涌入印度，从那里将钱寄回家。今天，人口的流动完全逆转。印度的确没有石油，但也不是非要把农业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阿联酋的新兴能源产业和对移民者的开放态度吸引了大批南亚人的到来，这其中就包括我的家族。我们家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印度到此，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们驱车跋涉，从阿布扎比到迪拜，一直开到阿拉伯海的豪尔费坎海滩，沿途处处是柔软的沙丘，而整个旅程看起来似无尽头，而且我们车上没有空调。
尽管从法律上看，阿联酋已经统一了超过40年，但七个酋长国在基础设施上联合为一个高效的沿海群岛，却是数十年经济现代化和基建投入的结果。自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酋长（Sheikh Rashid bin Saeed al Maktoum）推动建设杰贝阿里港开始，迪拜就一心想要将自己建设得更大、更高、更为美好。20世纪80年代末，伊玛尔地产（Emaar Properties）的董事长兼迪拜首领穆罕默德酋长的重要顾问穆罕默德·阿拉巴尔（Mohamed Alabbar）就先被派到新加坡学习五年。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比作是在巴西足球的鼎盛时期进入了足球训练营。当归国之时，他已经相信，高楼大厦不仅仅是物质现代化的体现，同样也事关体制现代化。
迪拜以其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向世人证明，一个全球性枢纽与一个便利的交通要塞是两码事。的确，如今“迪拜”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地名，作为商业和人口中心，它已然成为整个连通国家的代名词。如今，迪拜、沙迦和阿治曼实际上已经扩展为一个大城市群，阿布扎比的石油能源扩张则使得城市发展更趋向杰贝阿里，如今杰贝阿里已经成为迪拜的卫星城，迪拜的无人驾驶高架地铁的最后一站就在此处。依靠阿布扎比的雄厚财力支持，北部的几个酋长国，乌姆盖万、富查伊拉以及哈伊马角也在加紧发展自己的港口和旅游产业，主要的公路如今纵横交错，将沙漠中这七座绿洲相互连接起来。尤其是因为阿布扎比在金融危机期间对迪拜施以援手，人们愈加视阿布扎比为阿联酋的核心。尽管这几个酋长国之间仍在为航空公司的声望、摩天大楼的高度以及酒店的星级相互竞争，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日益协调。正如瑞士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城市国家而闻名，如今的阿联酋也变成了城市国家，一个内部劳动有机分工、身份认同不断深化的分治联邦。
与后殖民时代好斗成性的世俗民族主义不同，迪拜也为一个新的更广阔的阿拉伯身份认同创造了机遇。如同旧时的开罗和贝鲁特，如今的迪拜已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实际首府，是阿拉伯权势阶层的交会之所。从黎巴嫩内战到美国入侵伊拉克再到“阿拉伯之春”，迪拜一直是地区各种不幸的受益者。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以及其他各国人等，在自己祖国前景黯淡之际，汇聚到这里寻求避难。顶级的阿拉伯银行家、艺术家、企业家以及运动员都来此定居，而阿联酋则巧妙地给予其中部分人以公民身份。因为持阿联酋护照越来越容易在全球通行，这些来自失败阿拉伯国家的人也开始为阿联酋国籍展开竞争，他们视阿联酋国籍为安全的保证与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行证。
阿联酋的崛起招来了深深的嫉妒，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才外流。这里文化创造力深厚传统的缺失惹恼了不少新晋的居民：来自开罗、贝鲁特、巴格达以及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历史与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和艺术人士难民。但这也正是为何迪拜不应该与其前辈们相比之处。迪拜要做的不是取代这些地方，而是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幸存者提供一个舞台。
当其他地区为阿拉伯青年转向暴力而沮丧之时，来到迪拜的青年人却将精力投入各种类型的创业中。克里斯·施罗德（Chris Schroeder）在其著作《创业崛起》（Startup Rising）中就此做了生动与充满期待的描述，从迪拜出发的投资者和创业家们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展开了移动教育、电子商务、手工陶器、太阳能电池生产以及外包业务等众多创业项目。从摩洛哥到约旦，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在自己国内建成一个迷你迪拜，以开启迈向现代化的征程。2015年，埃及与阿拉巴尔的公司（Capital City Partners）签约，准备在开罗和红海之间修建一座与新加坡同样大小的新城，以期解决开篇的交通拥堵顽疾。
更广泛地看，迪拜几乎可谓世界上所有财富暴发城市的榜样。阿塞拜疆炫目的首都巴库，被人们誉为“里海的迪拜”，而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这座永不停歇的施工城市，则渴望成为非洲的迪拜。资源丰富的国家向来都高居不快乐国家排行榜的前列，然而根据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阿联酋的幸福指数排名竟然超过了美国和卢森堡，高居中东国家之首，而中东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地区。
迪拜的成功也对西方民主更优越这样的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对阿拉伯的统治者们进行问责监督，他们还是迅速从封建（和争斗）的部族华丽转身，维系了以君主
制为稳固基础的混合型技术专制。这里“混合”是关键：迪拜已经成为世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中心。迪拜的总体规划是一场吸引各类供应链及卓越中心的战略演练。任何一种全球流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实体自由贸易区。媒体城会聚各路卫星电视台，互联网城会聚了网络公司，医疗城会集了医疗与制药企业，其他如纺织村、汽配城、地毯自由区、迪拜生物科技等也是不言自明。今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特区超过200个，其中超过3/4都集中在阿联酋，尤其是迪拜。未来，迪拜物流走廊（Dubai Logistics Corridor）将把杰贝阿里与迪拜世界中心机场以及多个经济特区相连接，形成一个20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而整个城市也最终会成为一座自由贸易城。当一座城市累积了如此密集的经济、行政、商贸、物流、金融等特区与机构分层，这座城市也就成了王室掌控无形供应链系统之地。
迪拜的实际治理非常复杂，以至于经常很难搞清脚下的土地到底受哪部法律所管辖。例如，金光闪耀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FIC）就是受巴黎国际商会的商事仲裁法管辖。近年来，阿联酋地方法庭已经把国内管辖的案件交给迪拜国际金融法庭处理，这有效地推动了法律纠纷的横向离岸，使得纠纷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裁决。同样，在媒体城，网站访问与审查制度就完全与国内其他区域不同，因为这一经济特区是BBC（英国广播公司）、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路透社和其他国际媒体的所在地。外国人经常在离岸“创新区”建立公司，而这些区位于（在岸）的富查伊拉等其他酋长国内。这样的制度使得外国人获得了居住许可，如此他们又可以在岸设立全资公司。
统治阶级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以更好的国际标准来管理每个领域，迪拜不过就是个货运转口港。更为重要的是，为外资运营的贸易区开放大门，也是在为后石油时代铺路。迪拜如今75%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建筑、房地产、金融、制造、零售以及其他服务。危机之后迪拜经济的迅速回暖已经证明，将政府和公司携手并进看作裙带主义，不过是理论的教条主义而已。在现实世界，这是战略经济生存的需要。
沙漠拥有无垠的空间，但只有拥有现代化的海水淡化与灌溉技术以及空调，人类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发沙漠，否则，纵然有坚韧的毅力，人能做的不过是像贝都因人那样横穿撒哈拉以及海湾地区传说中的鲁卜哈利沙漠（Empty Quarter）。通过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迪拜计划以无限复制的形式不断向南部鲁卜哈利方向扩张，未来其地产开发项目所占区域将超过北京、伦敦、巴黎、纽约、巴塞罗那和其他几个世界主要城市的总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这位大胆而率真的建筑理论家及实践者已经制订了一个总体规划，他将在迪拜与阿布扎比的中间位置修建一座崭新的可容纳150万人口的海滨城。他相信，作为“初级形态都市”的实例，这座新城将成为一种可复制的城市模板，能够在中东及亚洲的大都市圈区域迅速建造新的人口中心。
迪拜本身的部分基础建设仍待加强，例如它需要建立合理的街道编号系统，也需要建设更多的公立医院。随着人口的增长，一旦海水淡化厂出现问题，迪拜的储存淡水仅够人们使用两天。（迪拜已开始在沙漠深处的盆地钻探水源。）无论地上、地下还是海边，迪拜都仍需要基础建设。长期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低估新兴市场的需求，他们对在沙漠中建造奇幻城堡的迪拜等横加指责，但是，若没有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就不会有充足的工作以及足够的经济多样性，其应对变化的弹性也会不足。
在迪拜，即便是来自欧洲福利国家的人也能在这里感受到生活质量的飞跃，因为以前的高税率在这里变成了零税率，以前需要双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现在单收入也可以活得奢华。迪拜的这种“美好生活”其实无需激进的新方法加以诠释，因为西方社会也是在引进劳动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殖民奴隶制到后殖民时代的移民，再到作为下层阶级的外籍劳工，无一例外。同样，伦敦和洛杉矶的国内工人生活在平行的经济与社会宇宙中。在所有的全球城市中，这种隔离不过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人口互利合作的结果。正是数百万南亚劳工连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埋头苦干造就了阿布扎比、迪拜以及多哈等各处那些金光闪闪的标志性建筑。他们建造了这些高楼大厦却永远不会住进去。人们对这些人的看法不一，多数人对他们视而不见，其他人则会表示深深同情，对他们抱有感激之心的则凤毛麟角。西方人如今生出了一种虚伪的善念，他们享受着新中世纪主义所带来的舒适却又不愿承认。但在迪拜（和新加坡），人们却不会这样。
金钱早已取代阿拉伯语成为迪拜的官方语言。这里的日常交际用语也变成了英语、南亚印地语以及乌尔都语。但是，将所有人紧紧黏合在一起的是对稳定、繁荣以及连通的欲求。迪拜已经变成了躲避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安全港：迪拜的安全机构、监控技术以及政治触角使其能够确保极端恐怖分子不会在这块土地上兴风作浪。迪拜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繁荣的电子品黑市、洗钱天堂、各国黑帮及其犯罪网络的桥头堡。从谢赫·扎耶德路（Sheikh Zayed Road）的五星级酒店到德拉（Deira）破旧的旅馆，供给定律显然打败了伊斯兰禁止通奸及卖淫的禁令。毫无疑问，许多阿拉伯人到迪拜就是为了抛却穆斯林的清规戒律。
如果有哪座城市体现了“你建造，他们就会来”这句话，那么这座城市就是迪拜——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从1968年到1975年，迪拜的人口翻了两番；从1989年到2009年，迪拜人口再增加一倍；预计到2020年，迪拜的人口会再次翻番，达450万之众。在华尔街失意的美国人，寻求低税率的欧洲人，逃离贫困与暴政的非洲人，带着大把钞票的印度人、俄罗斯人以及伊朗人、菲律宾的酒店打工者，中国的企业主，都会聚于这座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都城。当欧洲国家对移民厌倦之时，阿联酋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他们。
因此，迪拜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大熔炉，也是走在前列的全球性大熔炉。迪拜是一个反民族国家的国家：这里几乎没有剩下多少原住居民。实际上，迪拜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种族色彩最为淡化之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移民正在创造的是一个令人充满敬意之所，这里既充满世界多样性，又绝无身份认同的单一性问题，每一个居住区都是一个地球村。
雷姆·库哈斯曾经鼓吹，迪拜是“最后一块可以镌刻新身份认同的白板”。实际上，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传统的身份认同从传统民族国家向后民族国家城市中心转变的最重要实验。先前，外国人被允许在迪拜或新加坡的平均逗留时间为两至三年，如今这一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已经成为永久居民。人们在迪拜扎根越久，过客心绪就会越淡，而期望以努力追求综合与累积回报的移民心态则越来越浓厚。迪拜很多企业已经为外国人运营多年。无论公立还是私营部门，任何一个阿联酋人的工作都有一众外国人的支持。随着在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功增长，外国人开始兴办学校，为阻止海滨的地产项目发起请愿；他们展开游说，以求获得以财产所有权为条件的永久居留权；他们竭尽所能去参加领导人用以倾听与收集民意民情的重要议会集会。对于外国人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迪拜已经变得和祖国一样，变成了他们的“家”。
然而，在阿联酋非公民没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严格而言，他们是一批投资者选民。即便外国人在此居住了数十年，并且除此之外再也无家，他们也必须每隔两到三年更新他们的居留许可。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会在迪拜工作甚至最终在这里退休（这里比墨西哥安全多了），但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永久过境”的矛盾之中，而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从法律上讲是二等公民。迪拜当局有权把任何人从这里撵走。
统治者首要考虑的是阿联酋国民。数代以来，阿联酋国民一直是这个国家忠实的子民。他们被赋予高额补贴，以保其衣食无忧。依据一项名为阿联酋化的高级平权法案，阿联酋国民在外国公司中必须要得到升迁。在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他们也有优先权。不过，极度的财富也催生了严重的生活方式疾病，例如男性的肥胖问题以及女性急剧下降的生育率（如今这里的生育率位居世界最低行列）。阿联酋国民所占比重的无情下降，被阿联酋最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阿卜杜哈奇·阿卜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称为“在自己国家做一个少数派的痛苦”。他感叹说，阿联酋国民在数量上如此之少，在重塑国家的力量上如此之弱，能够享受迪拜这一全球现象的时日无多。在2012年迪拜艺术节期间，我们曾坐在一起参与公众讨论，当时他使用了一个恐怕只有他才可以在公众场合使用的词：“灭绝”。这词用得好像是当菲律宾或者欧洲精品店老板以阿拉伯语“平安与你同在”向同样的外国客人问好时，他是在向一个业已不存在的本地群体表达敬意一般。
再过10年，阿联酋人在这个国家将变得越加无足轻重，越加成为备受呵护的本地稀有之物，届时统治者也就不得不全然接受他们自己所创作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项目。很快这里将成为一个全部由外国人口构成的国家。酋长与外国人之间向来互惠互利，但独特的人口结构与连通性也带来一项现实风险：一旦出现灾难性的打击——无论经济上的还是地缘政治上的——蜂拥而至的人群是否也会争先恐后地放弃这场免税的外遇，转而重归故里的残酷之境？
作为一个全球都城，迪拜如果想要人们对它有更长久的忠诚，就需要给予其居民更多权利，而不仅仅是让他们沉浸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便利之中。举个例子，迪拜当局应该考虑为非阿拉伯人提供永久居留权。要想从一个居民“永远是外国人”的城市转变为属于每个人的“全球化之家”，迪拜就需要构建一个自由与义务更加平衡的系统，让任何一个以迪拜为主要居住地的人都应该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迪拜人。
对于极度混合的人口与经济力量，迪拜就是一个实验室。虽然未来并不确定，但是这项实验会持续进行，实验的结果不仅会影响迪拜，也会影响我们所有人。正如城市学者丹尼尔·布鲁克（Daniel Brook）所言：“为迪拜的道歉就是为其所代表之世界的道歉。”
第一停靠港
2013年11月，我飞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然后开车前往一个尚未出现在地图上的无名之地。这是一座建设中的新城，它位于红海沿岸，既囊括了消费商品、汽车装配、信息技术产业等经济特区，也配套有容纳200万以上人口的居民区。这座叫作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KAEC）的城市已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在沙特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集成私人城市”。
“迪拜效应”对阿拉伯世界的一大影响是，新的港口都在力争取代阿联酋杰贝阿里，成为阿拉伯半岛区域蓬勃市场的新门户——沙特尤其如此。杰贝阿里具有先发优势但无地理优势。一旦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的超现代新港口在2020年左右投入运营，沙特阿拉伯就可以在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集装箱货运贸易中独占鳌头。届时，货运时间会缩短，商品则通过跨越广袤沙漠的陆桥，沿着高速铁路和十车道高速公路高效输出至麦加、麦地那、利雅得以及更远的地方。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
是沙特阿拉伯赢取巨量物流业务的武器，而牺牲掉的将是杰贝阿里。
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不仅仅是一家商业企业，也是战略所需。数十年来，诸如达兰与达曼等沙特东部的军事与石油设施一直在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利雅得的沙特皇室及其美国保护者，保持石油的流动以及牵制伊朗和伊拉克一直是沙特王国的战略重点。但是，随着沙特原油生产的衰竭，这个国家必然不能只依靠自身的地质优势，而必须对地理优势加以利用。通过建设一个类似于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这样一个全球物流枢纽，沙特可以加入石油之外的其他供应链之中。
对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的投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将充分利用这个国家的红海地理优势，也因为它能够为沙特的未来带来就业与教育。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沙特阿拉伯面临着一场人口危机：其人口从1950年的300万增加至今天的3000万，且其中有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在2020年以前，这个国家需要将其400万的住房单元增加至800万。截至目前，超过50家企业已经在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购买土地，兴建厂房。捷豹路虎已宣布计划在此建造一个新的总装厂，这使其变成了向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地中海地区出口高档车的区域中心。这实在是非常合宜的，毕竟吉达是沙特阿拉伯女性争取驾车运动的发源地。经济开放与投资总是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无论大小，沙特阿拉伯亦不例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行政部门的就业岗位将会增加，女性则将填补这些岗位——特别是考虑到沙特正寻求降低进口劳工的巨额占比以降低沙特人的失业率，以及女性失业率比男性高四倍的现实。
在经济城我遇到了哈佛商学院的初创城市与城市经济竞争力专家约翰·麦康伯（John Macomber），他认为这里具有蓬勃发展的潜力。他的建议是新的城市在破土动工前就要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此外，新的城市还要建设有竞争力的洁净的基础设施（高格局低运营成本），要在总体规划中就将密切相关的工业区设计成集聚模式，要发展混合用途的商业和住宅空间，要提供一个透明的监管环境，要提供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要有一个侧重于发展而非房地产的可行经济战略。
沿着布满足球场和海滨咖啡馆的经济城红海海滨大道慢跑时，我发现很容易会产生如下的念头：一个毫无拥堵的新城，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沙特年轻人远离拥挤的城市，来此生活与工作。新城市有助于缓解密集与低效率的人口状态，将人们的精力解放出来，投入有更有回报的目标之中。这些崭新的活力中心将提振整个王国，虽然他们也会消解利雅得方面的权力。
吉达连接着沙特阿拉伯数个新城，它正在变成该国的红海之都。在7世纪，这个籍籍无名的古老渔村以及乌龟壳、香料和乳香等物的转口港，被神化为圣城麦加与麦地那的大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富饶的海滨绿洲早已变成一座超过500万居民的繁华城市，而绵延数百公里的新城市群也以它为中心。如同这座海洋城市本身的特性，这座城市的商业亦现代而包容，内在上就具备世界开放性。
宗教生意也成为吉达地区的强大发展推动力。开车一路向东，我目睹了众多在建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或旨在创造就业，或增进经济多样性，抑或是为了游客提供服务。每年进入麦加和麦地那的游客达1200万，并且人数仍在继续增长，他们中1/4是前来朝觐的信徒。快到麦加时，我看到大量的拖拉机和起重机，它们正忙着在石坡上修建高速路和环形交叉口。环绕着大清真寺的三座小山已经被夷为平地，因为这里要修建多个大型酒店（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酒店Abraj Kudai酒店），还要建造一座令大本钟亦相形见绌的钟楼。手提钻日夜不停地轰鸣，建设者要在清真寺旁增添一个巨型花岗岩建筑，同时还要建起一座多层的高架人行道，以便拥挤的朝圣者可以环绕着那座巨大的黑色天房向心而行。
沙特增速最快的新客源地，正是伊斯兰教信徒增速最快的大洲：非洲。6万年前，人类最早从非洲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迁徙主要依靠两条通道：从西奈半岛的陆路，或者从曼德海峡穿越红海。在本轮气候变化周期之前，曼德海峡和白令海峡一样，水位要比现在低100米。如今，一座连接吉布提和也门、长达54公里的宏伟大桥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再过一二十年，跨越曼德海峡将会变得更简单。新的非洲——阿拉伯连接将呈现一种奇异的现象：海峡两边的城市都叫阿尔努尔（Al-Noor），意指真主的引导之光。在阿拉伯这一侧，阿尔努尔将连接也门的首都萨那，而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长750公里的道路（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中国人负责修建）则将萨那与沙特阿拉伯的汉志（Hejaz）连通，不仅如此，依靠沙特不断拓展的基础设施网络，这条路可以一直延伸到迪拜。在非洲这边，一张更为庞大的公路网从吉布提的阿尔努尔扩展开来，连接起亚的斯亚贝巴、喀土穆和内罗毕等东非主要经济中心。
想要取代杰贝阿里成为阿拉伯半岛第一贸易港口的沿海主要枢纽并非只有吉达。如同阿卜杜拉经济城会拿下经苏伊士运河而来的欧洲货运，昏昏欲睡的阿曼苏丹也可能在印度洋上加以效仿。如今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风起云涌，汽车、电子产品、医药、化工、纺织以及众多其他商品的集装箱船从这里驶向西方，而大部分原油以及液化天然气则从这里运往东方。在杰贝阿里卸下的货物，实际上超过70%都是运往沙特阿拉伯的，但在此之前，它们必须首先经狭窄而险恶的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2012年，阿联酋与沙特Al Ghuwaifat边界线的清关延误导致大堵车，5000辆货车绵延30公里，一个多星期之后才得以全部通关。
尽管阿曼在萨拉莱等主要城市附近有众多港口，杜古姆（Duqm）的新港口才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完全集成港及供应链枢纽。该港口与荷兰的安特卫普港合作，并由新加坡人管理，光是自由贸易区面积就有三个新加坡那么大。这里的货运铁路和高速走廊可直通北部的首都马斯喀特以及阿联酋，且最终可穿越鲁卜哈利沙漠直抵沙特阿拉伯。如此优势可以使所有的出口商都忘记杰贝阿里，穿过边界线进入沙特阿拉伯的货车大潮也会因此变成细流。一旦阿卜杜拉经济城和杜古姆港建成并投入运营，杰贝阿里就必须实现转型，在“阿布——迪拜”走廊发展多元化的物流和地产经济。否则，杰贝阿里的人工棕榈岛工程恐将陷入十分落寞的境地。
供应链会自动调整以追随流动逻辑，它总是会寻求到达目的地的最有效路径。在战略基础设施的另一个战场——油品码头方面，阿拉伯半岛上周边的港口竞争同样激烈。目前，每天有1800万桶原油要通过险峻的霍尔木兹海峡（这占1/3的海上石油货运量以及20%的全球原油贸易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85%的石油出口都倚赖这条海峡，这些石油会经由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运往中国、日本和韩国。卡塔尔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同样如此。一旦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能源运输出现问题，阿联酋会让客户在海峡的阿曼湾这一侧的富查伊拉港装船。与此同时，伊朗石油的运输同样需要通过霍尔木兹——当然这首先需要伊朗完成阿曼湾贾斯克港口的大型油品出口码头建设。同马六甲海峡一样，霍尔木兹也是一个地缘政治要塞，这也是为何阿联酋和伊朗都在围绕着它建立外部通路。
专栏：拉各斯——非洲的世界城
若“迪拜效应”能在非洲生根发芽，则必然会是在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拉各斯的州长巴巴敦德·法肖拉（Babatunde Fashola）初次访问迪拜时就感叹说，迪拜是一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城市，让我觉得脚下踩着风火轮”。
拉各斯不仅是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心，也是周边十几个国家的中心城市。当我沿着这座城市西部的轻轨线一路开车前行时，很容易就会想到这条动脉势必会继续向西，穿过贝宁、多哥以及加纳的阿克拉，最终抵达黄金海岸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这将是一条跨越四条国境线近5500万人口的城市走廊。这几个国家已经从奴隶贸易的中心携手进阶为供应链的枢纽。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和加纳正在将它们中间的几个前法国和德国殖民地英语化。贝宁更像拉各斯的郊区而非一个国家，就像保加利亚（欧盟最贫穷的成员国）实际上是伊斯坦布尔的郊区一样（我将它们连接成的走廊称为“伊斯坦保加利亚”）。任何有兴趣理解西非新动力的人，哪怕仅仅是为了自保，也需要有一张这一城市群的详细地图。
拉各斯的经济规模已经可与肯尼亚相匹敌，因此它也变得越来越更像一座准独立的城市国家和地方首府。阿布贾的联邦政府减少了对这座城市的预算支持，但下放的权力也推进了它的自力更生。州长法肖拉提高了市民税税率，然后用60%的城市预算修建了道路，配置了垃圾车，建成了一个中国风格的快速公交系统，并且增加了公务员人数。与其说拉各斯属于尼日利亚，不如说尼日利亚更需要拉各斯。
尼日利亚至多算一个联邦国家而绝非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种族超过300个，其中约鲁巴人控制着西南部，豪萨人控制着北部，而伊博人控制着东南部。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上演种族灭绝的比夫拉战争，当时的伊博人曾经试图脱离尼日利亚，却以失败告终。今日的暴力活动则主要集中于北部，在那里，惨无人道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发动了穆斯林叛乱。一些人认为，最初“博科圣地”是由尼日利亚军方搞出来的，为的是给巨额安保预算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当时这一预算已经占到GDP的1/4。这显然是一个非洲版的自食其果的故事。其他人则指控是穆斯林国会议员煽动了“博科圣地”叛乱，造成了国家动荡，引发了近半全国人口的分裂。
虽然投资者高呼尼日利亚为非洲繁荣的巨大引擎，建筑师称颂拉各斯是非洲大陆复兴的样板，但在残酷的内战下，为了实现管理可控，这个国家的走向更可能是进一步联邦化。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粉饰的统一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也无法长久。尼日利亚更应该将重心转向现代化的实现，遏制石油部门的腐败，以及为超过50%的失业青年，尤其是农村地区青年创造就业。（在统计学上，男性青年的失业率是社会和政治动荡最为显著的关联性因素之一。）
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惊人贫富差距的缩影。在中央维多利亚岛区的精细沙滩上，来自欧洲、非洲以及阿拉伯的足球队一起角逐由企业赞助的足球比赛，伴随在旁的是价格高昂的饮品以及着装暴露的啦啦队。在附近的莱基半岛（Lekki Peninsula），一个叫作大西洋新城（Eko Atlantic）的高级“智慧城市”区正在建设之中，未来这里据说将拥有可以观望海景的高档住宅。然而在这两者之间，街头少年帮派把控着海滩的入口，向来者收取车辆保护费，在浮桥上骚扰行人。十几公里之外，我付给武装匪徒两大捆奈拉（尼日利亚货币）才得以划着一只破旧的独木舟驶入臭气熏天的沼泽地——马可可（Makoko），10万多人的居住之地。2012年，法肖拉曾让武装警察带着链锯来捣毁这座浮木上的贫民窟，结果毁誉参半。拉各斯的人口已从1970年的140万增长到今日的1400多万，法肖拉看起来不过是在模仿孟买的作为。孟买同样是一座运转不灵的半岛之城，充斥着奢华与赤贫，活力与轻浮。但是对于像拉各斯这样的区域磁场而言，清理大街与地下通道绝非只是把人赶走这么简单，因为人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涌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