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老城广场附近有一条名为巴黎大街的道路，这里是捷克最奢华的购物街，名副其实的时尚生活的象征。这条从街名就能使人联想到“时尚之都巴黎”的宽阔街道，聚集了大大小小50家左右法国和意大利名品服装店。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街上从业经营的有40％是华人。而这条巴黎大街，其实也可以将其视作布拉格城市经济的一个缩影。
早在17世纪初，华人开始向海外移民，不过那时候能够到达欧洲的华人移民屈指可数。第一次有大规模的华人进入欧洲是在20世纪初期。
当时正是华夏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期，而在欧洲则由于一战结束，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补充，随即对外来移民采取了开放政策。
布拉格最早的唐人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兴起的。如今在唐人街居住的，大多都是早期移民的后裔。
第一代移民欧洲的华人往往以经营餐馆为生，从华人移民欧洲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餐饮业一直都是海外华人的主要就业领域。
第二次华人海外移民潮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大陆人因为欧洲移民政策放宽，以及国内的政策鼓励民众走出国门而开始向海外迁移。而在这一阶段，不论是新移民欧洲的，还是欧洲的华裔都在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华人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专业人士。
在布拉格，华人相对来说并不算太多，但正是这样一个人数占比不大的少数族裔，在经济上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地私人企业排名前一百位的，有近三分之一都控制在华人的手里，就好象这巴黎大街上的高端奢侈品店一样，其中近半数的老板都是华人。
华人的数量之少与他们对当地经济的巨大影响力确实是很不相称的。
如果这种情况放在其他地方，势必会引起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像东南亚某些国家，还有中东欧一些右翼势力猖獗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因为华人在当地经济权重过高而引起的排华暗流。
至少，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当地人，肯定是对财富集中在华人这个外来族裔手中感到不满的。
但在布拉格，这种情况在百余年来都没有出现过，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对华人非常尊重。这种情况都要归结在一个家族身上——陶氏家族。
陶氏家族移居布拉格，也有三代了。陶氏家族的第一代族长陶祥隆是青冥堂林青鸿的嫡传弟子，来到布拉格也同样经营药局生意。不过，这陶祥隆和一般的华人中医不同，他以中医为本，又研习西医，很快就在当地民间拥有了很高的声誉。
陶家真正的兴盛是在第二代。陶祥隆的长子陶幼棠天生聪慧，有着极高的商业天赋，利用父亲积累下来的名望和家族资本，很快就将当地的码头运输、餐饮、服装等等产业掌控在了陶家的手中。
在二战开始前，陶家已经是布拉格最富有的华商之首，陶家所掌控的物业、产业占到了布拉格近30％，号称布拉格首富，捷克商界的“无冕之王”。
不过，这样的兴旺，并没有持续多久，陶家的商业王国很快就随着战争的爆发一夜之间崩塌了。
二战期间，陶家的不少产业破产倒闭，物业被征用，陶家也被占领军当局严加监视，后来甚至全家被抄。
不过好在陶幼棠已经提前感知到了战争的威胁，将不少的产业变现后在瑞士银行存了一大笔钱，这也为陶家后代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
战争结束后，捷克加入华约，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建立，陶家在布拉格又做回了老本行，守着一间诊所平淡度日，知道华约解散苏联解体。陶家人靠着陶幼棠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重新进入布拉格商界。
不过这次的主事人换成了陶幼棠的儿子陶礼元。陶礼元经商奉行的是低调、参与、资本经营的模式。陶家靠着投融资在布拉格各种产业中参股，靠着投资出租拥有了不少的物业，但表面上却声名不显，极为低调。
而且陶礼元本身还和市政当局、本地工会、以及不少的本地企业主有着良好的关系。他那种和善亲近，长袖善舞的为人处世态度，加上陶家百年来悬壶济世所积累的名望，一直都是本地社区和谐的“定海神针”。
关毅今天要拜访的，正是陶家当代家主陶礼元。
陶家虽然是青冥堂支系，但他们在布拉格从事的都是正当生意，与黑帮没有瓜葛。陶家和林家也是世代交好，论辈份林思楠得管陶礼元叫一声“大哥”。
他这次来捷克寻宝的，“少女军团”的宝藏如果被他找到，他需要将其中的大部分运回国。之前关毅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运输问题，按照他的想法，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找家运输公司打包带走就可以了。
但事实却并没他想得那么简单。
最近几次和林思楠的联络中，林思楠得知了关毅捷克之行的目的之后，就提醒他要注意本地一些黑帮组织有可能会出于觊觎等原因，对关毅的寻宝之旅暗中窥视。甚至当他找到了宝藏，运回国的过程中都会引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对于林思楠的担忧和劝告，关毅自然不可能不放在心上，他也接受了林思楠的建议到了布拉格之后，第二天就来找陶礼元登门拜访。
陶礼元的住处就在巴黎大街的支路德沃夏克滨河路上。从繁华热闹的巴黎大街拐到这条毗邻伏尔塔瓦河的滨河小路上，关毅正和林辉一起对照着旅行地图上的标识确认方向的时候，突然在他们的身边有人惊呼了一声。
“咦……关先生，你们不是取消行程了吗？怎么……自己跑出来玩啊？”齐冰雪看到关毅和林辉惊讶地问道，“难道是我昨天的导游服务做得不好吗？”